no.1 李百药
565--648，字重规，唐定州安平（今属河北）人，唐朝史学家。 其父李德林隋朝臣，撰《齐史》。隋文帝时百药仕太子舍人、东宫学士。隋炀帝时仕桂州司马职，迁建安郡丞。后归唐，拜中书舍人、礼部侍郎、散骑常侍。人品耿直，曾直言上谏唐太宗取消诸侯，为太宗采纳。贞观元年（627年）奉命撰《齐书》，承父稿。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后宋朝人为区别萧子显的《南齐书》改为《北齐书》。
no.2 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徐氏，青城人。幼能文，尤长于宫词。得幸蜀主孟昶，赐号花蕊夫人。其宫词描写的生活场景极为丰富，用语以浓艳为主，但也偶有清新朴实之作，如“三月樱桃乍熟时，内人相引看红枝。回头索取黄金弹，绕树藏身打雀儿”这一首，就写得十分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情趣；其《述国亡诗》亦颇受人称道，实难得之才女也。诗一卷（全唐诗下卷第七百九十八）。
no.3 姚思廉
557年--637年。字简之，一说原名简，字思廉，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唐朝初期史学家。
其父姚察，在陈时任吏部尚书，著陈梁二史，未成。他自幼习史，后曾任隋朝王侑侍读。唐李渊称帝后，为李世民秦王府文学馆学士。自玄武门之变，进任太子洗马。贞观初年，又任著作郎，“十八学士”之一。官至散骑常侍，受命与魏征同修梁陈二史。贞观十年（636年），成《梁书》（50卷）《陈书》（30卷），为二十四史之一。又著有《文思博要》，已失传。
no.4 李延寿
（生卒不详），字逻龄，唐朝相州（今河南安阳）人，祖籍陇西（今甘肃临洮），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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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时，任太子典膳丞、崇文馆学士、符玺郎兼修国史。参与修撰《晋书》、《隋书》，另有《太宗政典》。后继承其父未成之编年体南北朝通史，历经16年，编《南史》、《北史》共180卷。
no.5 李九龄
生卒年不详。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唐末进士。入宋，又中太祖乾德二年【964】进士第三名。著有《李九龄诗》一卷，皆七言绝句。《全唐诗》录存二十三首。
no.6 温大雅
温大雅（约572年——629年），字彦弘，唐初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大雅出身官宦士族之家，其父温君悠，北齐时即步入宦海，任文林馆学士。入隋为泗州司马，大业末谢病离任返归原籍。在其父的教诲下，大雅并其两个弟弟大临（即温彦博）、大有，自小饱读经史，及至长大成人，都以学识渊博、品行高尚、能文善写而称著。
隋末，大雅曾仕隋为东宫学士、长安尉。后以父病行孝为名谢职返家，侍奉父侧。大业十一年（ 615年），李渊为太原留守，兵镇晋阳，遂引大雅为留守府记室参军。大业十三年五月，李氏起兵太原，南下灭隋，温大雅即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门掌管义军的文书起草等机要工作。唐武德元年（ 618年），李渊称帝长安，称帝时的礼仪皆由大雅等人制订。就在这一年，李渊招升大雅为黄门侍郎，旋又升迁为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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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后期，世子李世民与皇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的斗争，愈演愈烈。温大雅奉行“良臣择主而事”的封建训条，追随和支持李世民。世民亦视大雅为心腹，让他出镇战略要地洛阳以为外援。“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临帝位，大雅回朝擢升礼部尚书，受爵黎国公。不久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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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大雅一生较为短暂，其遗于后世的主要著作为《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这部史籍主要记述了李渊太原起兵至正式登基称帝 357天中的史事，成书于唐武德年间。由于温大雅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所以《起居住》中所记，多为自己目睹耳闻亲身经历，固而史实较翔。此书流传于今，为历代研究唐初创业的重要史料。但是，在不少地方与后来的《旧唐书》、《新唐书》等史书所记不同。比如，对李氏太原义举的一段记载，《起居注》记为李渊为其主谋，而《旧唐书》、《新唐书》则记为李世民为其主谋。不少学者认为《起居注》所记较为可信，凡与《起居住》所记不同者，均应以《起居注》所记为准。其实，中国的正史颇多曲笔，多出自后人之手，所谓“国亡修史”，时隔较远难免讹误。即便是出自当代人之手，亦或出自亲历者之手，也未必每个史家都能做到秉笔直书。对隔代修成的正史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所谓“实录”也应如此。
然而，无论怎么说，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是我们研究唐初李氏父子创业过程的一部极为重要的史籍，对于每一个研究李渊、李世民其人的史学工作者，都有着较高的史料价值。
《晋阳豪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
no.7 温彦博
温彦博，字大临，生于北周建德二年（ 573年），卒于唐贞观十一年（ 635年），并州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人，唐初宰相。
温彦博出生于书香之家。父亲温君悠曾任北齐文林馆学士、隋泗州司马。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温彦博不仅有学识渊博的父亲。还有和他一样自幼就博览群书、聪颖异人的哥哥温大雅和弟弟温大有。还在他们青少年时代，父亲的朋友薛道衡、李刚就断言三兄弟“皆卿相才。”隋朝开皇末年，“通书记，警悟而辨”的温彦博通过对策及第，被授为文林郎，直内史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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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群雄竞起。大业十二年（ 616年），隋虎贲郎将罗艺起兵攻占柳城、怀远等地，自称幽州总管，温彦博被引为司马。唐武德元年（ 618年），李渊在关中建立唐朝政权，罗艺看到李氏已定关中，人望归之，认为其王业必成，于是于次年归附了唐王朝。温彦博因预谋此事有功，被任命为幽州总管府长史，封西河郡公，不久被唐高祖召入朝廷，拜为中书舍人，又擢为中书侍郎。当时高丽国派遣使者贡献地方特产，唐高祖欲让而不臣，温彦博引证历史，认为如此不妥，他劝唐高祖说：“辽东本周箕子国，汉立菟郡，不使北面，则四夷何所瞻仰？”唐高祖认为言之有理，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接受了高丽国称臣纳贡的要求。
武德八年（ 625年），突厥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之后进犯太原。唐高祖任命温彦博为行军长史，协助右卫大将军张瑾反击突厥。唐军与突厥在太谷（今山西太谷）大战，唐全军覆没，温彦博兵败被俘。突颜贵族因温彦博为皇帝近臣，逼问他唐朝兵粮虚实，温彦博坚贞不屈，拒不回答。突厥大怒，将他流放到阴山苦寒之地。
武德九年（ 626年），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温彦博返归唐朝，被任命为雍中治中，不久改检校吏部侍郎。他兢兢业业，格守职责，“意有沙汰，多所抑损”，被提拔为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贞观二年迁御史大夫，仍检校中郎事，四年被任命为负责草拟皇帝诏诰及有关國家重大方针政策的中书今，成为贞观初年与王（王圭）、房玄龄、李靖、戴胄、魏征等名臣共同辅政的宰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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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彦博以善词令而闻名，他熟习四方风俗，胪布诰命，担任中书今后，“敷奏详明，出纳惟允”，“国之利害，知无不言”，为贞观盛世的形成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中，使他彪炳史册的是他提出的对待突厥开明的民族同化政策。贞观四年（ 630年），唐朝平定突厥，突厥表示归附。唐太宗召集群臣讨论对其如何处置的问题。多数朝臣建议“分其种落”，迁徙河南，散居州县，各使耕田，变其风俗，使之“化而为汉”。温彦博提出不同意见，他主张仿照“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的办法，把突厥安置在河南一带的朔力之地，“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但温彦博的主张遭到秘书监魏征的激烈反对，他认为突厥自古为患，难以管理，安置内地，等于“心腹之疾，养兽自遗患也”，主张将这部分人仍然置于边疆，使之“居其旧土”。温彦博坚持己见，主张以德怀之，他说“教其礼法，选其酋首，遣居怀德，何患之有？”温彦博提出的安置突厥办法的实质，是以尊重突厥族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为基点，给予突厥族以某种限度的自治权力，显然是在团结的基础上，采取开明的民族同化政策。唐太宗最后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将10万户突厥族迁入中原，其中三万家定居在长安；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宁夏灵武县西南）一带地方置顺、佑、长、比四州都督府安置内附突厥人民，任命突厥本族首领为都督或刺史，统帅原来部众；又挑选突厥族部分贵族担任京官武职，其中五品以上的将军、中郎将约有百余人。这些措施的实施对当时以突厥为首的少数民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与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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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年（ 636年），温彦博迁尚书右仆射，十一年（ 637年），因“忧国之故，劳精竭神”，积劳成疾去世，终年64岁，谥曰恭，陪葬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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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彦博为官清廉，自掌知机务，即杜绝宾客。他官至宰相，去世后家贫无正寝，殡别室，唐太宗命有司为其构寝，这在封建官吏中是难能可贵.
no.8 韩愈
韩愈(768～824)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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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韩愈一生经历，大致分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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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24岁以前。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并关心政治，自称"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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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25至35岁。先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原道》、《原性》、《答李翊书》、《师说》、《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山石》等。
第三阶段，36至49岁。先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山诗》、《秋怀诗》11首、《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石鼓歌》等。
第四阶段，50至57岁病故。先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最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重要诗文有《平淮西碑》、《论佛骨表》、《柳子厚墓志铭》、《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泷吏》等。
韩愈一生，在政治、文学方面都有所建树，而主要成就是文学。他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李汉《昌黎先生集序》）。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终于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他的诗歌有独创成就，对宋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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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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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文学主张，与他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有密切关系。他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比较复杂，主要渊源于儒家，但也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他一方面谈仁义，谈性三品，继承孟轲、董仲舒的儒学传统，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原道》），僧徒返俗，佛经焚毁；另一方面又相信天命和鬼神。一方面赞扬孟轲辟排杨、墨，"功不在禹下"，认为"杨、墨行，正道废"（《与孟尚书书》）；另一方面又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一方面主张"宗孔氏"，"贵王贱霸"(《与孟尚书书》)；另一方面又盛赞管仲、商鞅的事功，指斥后人"羞言管、商氏"为"不责其实"（《进士策问》）。一方面诋毁王□、王叔文集团的改革；另一方面却追随另一个比较进步的政治家裴度,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擅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反映。因此,韩愈虽然以儒学的卫道士自居,可是在宋代理学家看来，他是"为文所得处多"，但对儒家之道"却倒学了"（《二程遗书》），"其论著不诡于圣人盖寡矣"（杨时《送吴正子序》）。
关于散文和诗歌的写作,韩愈有整套理论。第一,他继承儒家的传统观点，认为道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主张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而道的内涵，就是仁义。第二，古道载于古人之文，尊尚古道，就要提倡古文。"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提出学习先秦两汉古文的主张，严格规定"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的学习标准。于五经外，也要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同工异曲"的作品，"沉浸□郁，含英咀华"（《进学解》），合"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旧唐书》本传）于一手。第三，学古的用意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惟善用古者能变古"（刘熙载《艺概》），所以他坚持"唯古于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的写作原则。第四，用古文的形式写有充实内容的作品，首先要求作者有扎实的道德修养。他根据《孟子》的养气说，提出了"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的养气论，认为"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第五，充实的内容又必须来自现实生活的土壤。他认为作者对社会现实的不平情绪是使作品思想性深化的原因，因而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送孟东野序》），"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等论点，"自言其文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词"(刘熙载《艺概》)。这就突破了文以载道观点的局限、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关于《诗三百篇》的"怨""刺"作用、屈原的"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等说，并对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起了重要影响。第六，在作品的风格方面，又强调"奇"。"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李肇《国史补》），可见韩愈的诗文，在"元和体"中代表着"奇诡"的一路，韩愈与元稹、白居易，都推崇杜甫，但发展的方向不同。元、白重杜轻李，韩愈则李、杜并重。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奇情壮思、幻想驰骋，更倾向于李白。他批判扬杜抑李论者"蚍蜉撼大树",推崇"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表示自己跟李、杜"精诚忽交通，百怪我入肠"，向往并追求李、杜那种"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调张籍》）的雄奇风格，这对同时代的作者如樊宗师、李贺、卢仝、皇甫□和宋代王令、清代胡天游等人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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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践了他的理论。所作赋、诗、论、 说、 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 碑志、 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卓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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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说文在韩愈散文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一种类型，是以明儒道、反佛教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和中篇。如从现实的政治、经济观点着眼的《原道》、《论佛骨表》，从哲学观点立论的《原性》，从传道授业角度说理的《师说》等。这类文章，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又一种类型，是一些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概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用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的问答形式和幽默笔触，表现自己的坎坷遭遇，嘲讽社会上的庸俗习气，构思奇特，锋芒毕露。再一种类型，是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如书信体《答李翊书》、《与冯宿论文书》,赠序体《送孟东野序》、《送高闲上人序》等。文笔也多变化，如《送孟东野序》用38个"呜"字贯串全篇，《送高闲上人序》以精湛的理论与奇幻的形象描写相交织等，都是论说文的上乘。
叙事文在韩愈散文中也占有很大比重。其中一种类型，是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的体裁,歌颂唐王朝平定藩镇叛乱的业绩,"句奇语重"，"大笔淋漓"，向来被认为是"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李商隐《韩碑》)的巨制；《画记》直叙许多人物,也是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脱化而来的。又一种类型，是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张中丞传后叙》刻画英雄人物形象，叙事、议论、抒情相融合，为公认的名篇。此外,描绘人物生动奇特,学习《史记》、
《汉书》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亦为一种类型。为友情深厚的文学家而作，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等，又是一种类型。但在韩愈所写的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也有一些为"谀墓"之作，当时已被刘叉所讥斥（李商隐《刘叉》）。
抒情文中的祭文，表现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写,突破四言押韵常规的,如《祭十二郎文》,是一种类型；表现朋友交谊、患难生活，用四言韵语写的，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又是一种类型。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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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具有小说意味,但和当时一般传奇小说仍有区别。《毛颖传》多少带有作者的身世感慨，《石鼎联句诗序》或以为是讥讽当时宰相之辞。这类作品,时人"大笑以为怪",而柳宗元独以为奇（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答杨诲之书》）。柳宗元也写了几篇类似的文章。韩愈的门人沈亚之，则是著名的小说家。他们多少受到韩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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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具有多样的艺术特色。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说是"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与司马迁"相上下"而"过扬雄远甚";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说是"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很能形容出韩文的主要风貌。这样的散文,对六朝以来柔靡的骈俪文风,具有扫荡作用。韩愈又是语言的大师,善于对前人的语言推陈出新,对人们的口语进行提炼。如"蝇营狗苟"(《送穷文》)、"贪多务得"、"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原道》）等新颖词语，韩文中为数不少，一直沿用至今，丰富了中国语言的宝库。他主张"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创造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另一方面，他还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来一部分文人也有影响。
韩愈的诗也有独创成就，向来亦称大家。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奇特雄伟、光怪陆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一类诗,不仅是"怪怪奇奇"的几幅"西藏曼荼罗画"（沈曾植评《陆浑山火》诗语），而且具有深刻的时代现实内容。那种雄奇境界，也存在于不少写景诗如《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抒情诗如《孟东野失子》等作品中。但韩愈诗在追求奇谲的同时，往往也有填砌僻语、生字、押险韵等近于文字游戏的缺陷。韩诗艺术特色的另一表现为朴素无华。一些反映社会现实、关心政治得失、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长篇如《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继承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的传统;短篇如《汴州乱》,接近白居易、张籍的风格。一些写景咏物诗如《山石》、《南溪始泛》、《杏花》,一些抒情诗如《题驿梁》、《答张十一功曹》,也都具有不尚雕绘、本色天然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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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写诗的方法，是"以文为诗"。这是他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主张在诗歌领域的贯彻。主要表现为：①把散文的篇章结构、句式、虚词等运用于诗歌写作，使诗的形式散文化。如《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清人方东树指出它们使用了"古文手笔"、"古文章法"（《昭昧詹言》）。《泷吏》则用古文《进学解》的结构布局为诗。这种诗体散文化的长处，是比较自由流畅,扩大了诗歌表达的功能。缺点在于有时把散文的虚词过多地引进诗中，如"放纵是谁之过欤"（《寄卢仝》）"知者尽知其妄矣"（《谁氏子》）之类，其实都是文章语句而不是诗句。后代诗人如钱载、翁方纲等，就受了这种影响而变本加厉。②把大量的议论成分引进诗中，以议论为诗，有时甚至通篇是议论。如《君子法天运》一首,通篇用《荀子》的议论和语句为诗,味同嚼蜡。《谁氏子》、《谢自然诗》的后半篇排斥道教，《送灵师》头一段排斥佛教,则是押韵的《原道》、《论佛骨表》。《荐士》上半篇，概论诗歌发展，又是《送孟东野序》一类文论的翻版。这些，都不符合形象思维的写作规律，和《诗》三百篇以及杜甫诗中结合少许议论的作品不同。宋人如欧阳修、王安石的部分作品，尤其是理学家的诗，就受了这种影响。③用辞赋家铺张雕绘的手法为诗。传统的文学作品分类，赋是列在文章体裁之内的。韩愈的以赋为诗，也是以文为诗的一种表现。《南山诗》最有代表性，宋代洪兴祖指出它"似《子虚》、《上林赋》"（《韩集五百家注》引）；朱□尊说它是"以赋为诗，铺张宏丽"(《韩昌黎诗集》两色批点本)。这首诗中连用50多个"或"、"或如"、"又如"，又连用14个迭字句，吸收《高唐赋》、《神女赋》、《洛神赋》、《七发》、《文赋》以及佛经《佛所行赞》中的句式并加以扩展,排比形容,层出不穷，别开长篇雕绘的途径,在山水诗的发展史上,一变谢灵运以来五言的清丽风格，跟杜甫的五言短篇也不相同。《城南联句》写长安各种事物,用的也是赋体。这类诗,有光怪陆离、雄奇纵恣的艺术特色，但也有累赘堆砌、晦涩呆钝、僻词怪字满纸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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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以文为诗,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吕惠卿却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惠洪《冷斋夜话》）各着眼于一面，得出褒贬不同的结论。
韩愈以文为诗，因而在各类诗体方面,擅长古体,律诗绝句数量较少。但其律、绝中也有少数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为历来选家、评论家所赞赏。
韩愈诗文，唐代以来久有定评，古文方面评价尤高。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读韩杜集》）。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韩文公庙碑》）。茅坤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以韩愈冠首。诗歌方面,评论则有分歧。赞扬韩诗的,司空图说它"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题柳集后》)，宋代人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张戒《岁寒堂诗话》引），赵秉文以为"昌黎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而古今之变尽"（《与李孟英书》），叶燮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原诗》)，总之，都承认他是开派的大家。持贬抑论者，除沈括外，陈师道以为"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后山诗话》），王世贞以为"韩退之于诗，本无所解"(《艺苑卮言》)，近代如王□运、章炳麟诸人对韩诗也多贬词。两种评论，各走极端。陈三立说："不能病其以文为诗，而损偏胜独至之光价。"（《题程学恂〈韩诗臆说〉》）这是对韩诗艺术成就较为公允的论断。
本集及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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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集子,为其弟子李汉所编,外集为宋人所辑。现存韩集古本，以南宋庆元魏怀忠所编刻的《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它保存了不少原本已失传的宋人旧注，今有影印本。南宋末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经明代徐氏东雅堂翻刻后，最为通行，系全录朱熹《考异》和节录五百家注而成。廖氏原刻今有影印本。诗集单行注本，清代有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 2种。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
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的，宋代有方崧卿《韩集举正》、朱熹《韩文考异》，清代有陈景云《韩集点勘》、王元启《读韩记疑》、沈钦韩《韩集补注》、方成□《韩集笺正》，近人有徐震《韩集诠订》。
韩愈生平事迹，见于皇甫□《昌黎韩先生墓志铭》、《韩文公神道碑》和李翱《韩公行状》，这是最原始的材料。新、旧《唐书》本传，朱熹并有《新唐书》本传的详注。编为年谱、年表的有好几种，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方崧卿《年谱增考》即合刻在洪谱各条之后。
研究著作,王鸣盛《蛾术编》、郑珍《巢经巢文集》、俞□《俞楼杂纂》诸书有关条目或文章，具有学术价值。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诗文的代表著作。单篇论文，以近人陈寅恪《论韩愈》为最著名。
no.9 贾至
贾至(?～772) 唐代文学家。字幼邻，一作幼几。洛阳(今属河南)人。天宝初以校书郎为单父尉，与高□、独孤及等交游。天宝末任中书舍人。安史乱起，随玄宗奔四川。乾元元年(758)春,出为汝州刺史，后贬岳州司马，与李白相遇，有诗酬唱。代宗宝应元年(762),复为中书舍人，官终散骑常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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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至以文著称当时，甚受中唐古文作家独孤及、梁肃等推崇。其父贾曾和他都曾为朝廷掌执文笔。玄宗受命册文为贾曾所撰，而传位册文则是贾至手笔。玄宗赞叹"两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谓继美"(《新唐书·贾至传》)。他所撰册文,当时誉为"历历如西汉时文"（李舟《独孤常州集序》）。韩愈弟子唐皇甫□说："贾常侍之文，如高冠华簪，曳裾鸣玉，立于廊庙，非法不言，可以望为羽仪，资以道义。"（《谕业》）指出了贾文典雅华瞻的风格特点。
贾至与当时著名诗人、作家有广泛交游，也有诗名。其诗风格如其文。《自蜀奉册命往朔方途中呈韦左相》陈述途中感慨，"直叙时事，煌煌大文"（沈德潜《唐诗别裁》），而与王维、杜甫、岑参一起唱和的《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则高华工整，得意歌颂。但在贬岳州后，诗风变化。《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词句清丽，意境悠远。《寓言二首》更以芳草美人寄喻遭际不遇，古雅而有风骨。所以杜甫曾称其诗"雄笔映千古"（《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贾至集》20卷，《别集》15卷，已佚。《全唐诗》存诗1卷，《全唐文》存文3卷。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no.10 令狐楚
令狐楚(766或768～837) 唐代文学家。字□士。宜州华原（今广西宜山）人，先世居敦煌(今属甘肃)。贞元七年 (791)登进士第。宪宗时，擢职方员外郎，知制诰。出为华州刺史，拜河阳怀节度使。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宪宗去世，为山陵使，因亲吏赃污事贬衡州刺史。逝世于山南西道节度使镇上。谥曰文。
令狐楚才思俊丽,能文工诗。"于□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传讽"（《新唐书·令狐楚传》）。时古文家后继乏人，令狐楚遂得以四六文为世所称，"言文章者以冠"（刘禹锡《彭阳侯令狐氏先庙碑》）。其骈文"隶事生动,犹得子山(庚信)遗意"(高步瀛《唐宋文举要》)。李商隐的骈文即其所授。元和十二年（817），选进《御览诗》。晚年与刘禹锡、白居易唱和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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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令狐楚《漆奁集》 130卷，又《梁苑文类》 3卷，《表奏集》10卷（自称《白云孺子表奏集》），均佚。《全唐文》收其文 5卷，《全唐诗》收其诗50多首。所选《御览诗》，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人选唐诗（十种）》本。事迹见刘禹锡《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与新、旧《唐书》本传。
no.11 刘禹锡
刘禹锡(772～842)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他是匈奴族后裔，七世祖刘亮随魏孝文帝迁洛阳，始改汉姓。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举族东迁，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刘禹锡出生在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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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第一阶段,德宗贞元六年(790)以前。刘禹锡自幼好学，熟读儒家经典，浏览诸子百家。童年时代曾经到吴兴陪侍诗僧皎然、灵澈吟诗,得到他们的指点,并为权德舆所器重。他后来一直对江南保持着良好的印象，自称"江南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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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从贞元七年到顺宗永贞元年 (805)。刘禹锡19岁左右游学长安。贞元九年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士第,接着又登宏词科。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开始踏上仕途。他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入仕以前，自称"道未施于人，所蓄者志"（《献权舍人书》）。《华山歌》中"明志"说："能令万国人，一见换神骨。高山固无限，如此方为岳。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入仕以后，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贞元十六年入杜佑幕掌书记，参与讨伐徐州乱军。十八年调任渭南县主簿。次年任监察御史。贞元二十一年（当年八月改元永贞）一月，德宗死，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等人推行一系列改革弊政的措施。刘禹锡当时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与王叔文、王□、柳宗元同为政治革新的核心人物,称为"二王刘柳"。革新只进行了半年,就遭到宦官、藩镇的强烈反对。顺宗被迫退位，宪宗即位。九月,革新失败,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初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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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从宪宗元和元年(806）至敬宗宝历二年(826)。八司马被贬后,宪宗曾下诏："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从这时起，刘禹锡开始走上"穷愁著书"的道路。在贬所，他写了不少政治讽刺诗，大胆地揭露宦官与大官僚的丑行，以抒发胸中的愤懑。
元和九年十二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三月,刘禹锡写了《元和十一（一字衍）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得罪执政，被外放为连州刺史。后来又担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所到之处，访问疾苦，关心民瘼，写了不少诗篇。由于长期遭受斥逐，思想陷于苦闷，早在朗州时期就以佛教作为安慰。到连州后，与佛教徒往还密切，写了不少酬僧诗，宝历二年冬，从和州奉召回洛阳。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涯至此结束。
第四阶段，从文宗大和元年 (827)至武宗会昌二年(842)病故于洛阳。大和元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他一到长安，就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从开成元年 (836)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会昌元年(841),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他在地方官任上颇著政绩，但总觉得自己的政治才能没有充分发挥，长抱"天与所长不使施"(《子刘子自传》)之恨。晚年寄希望于宰相裴度，想协助裴度刷新政治。但裴度在"牛李党争"中受到排挤,无 所施为,也未能实现这一愿望。刘禹锡在黑暗现实下感到没有出路，便借老、庄旷达思想排遣苦闷，而内心不甘沉沦，写下“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一类诗句以自勉，所以明代胡震亨说他晚年“精华不衰”（《唐音癸签》）。临终前撰《子刘子自传》，为他早年参加的永贞革新辩护，为王叔文恢复名誉，表明他至死不渝的志节。
诗歌创作 刘禹锡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白居易则称他为“诗豪”,推崇备至。他的诗歌,传诵之作极多。明代杨慎说:“元和以后,诗人全集之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升庵外集》)胡应麟认为,刘禹锡、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的诗歌各具风格，都是“大家材具”（《诗薮·外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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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存诗约 800余首，内容比较丰富。首先，他认真吸取民歌的营养，创作了一批反映下层社会民众生活和风土人情的好诗。他在贬谪朗州以后，发现“□谣俚音，可俪风什”(《上淮南李相公启》)，于是注意向民歌学习。《竞渡曲》、《采菱行》之类已经带有民歌风味。后经长期探索，终于取得很大成就。《竹枝词》、《浪淘沙词》、《堤上行》、《踏歌词》等篇，有的描写群众劳动场面，有的表现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有的展示江南水乡的人情风俗，题材十分广阔。风格上汲取了巴蜀民歌含思宛转、朴素优美的特色，比起一般文人创作来,另有一番清新自然、健康活泼的韵味,充满着生活情趣。其中如“杨柳青青江水平”（《竹枝词二首》之一）、“日照澄洲江雾开”(《浪淘沙词九首》之六)，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余如《淮阴行》5首,也是写平凡生活，而显得“情调殊丽，语气尤稳切”（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题跋》）。
其次,刘禹锡的诗歌继承了《诗经》的美刺传统,以鲜明的爱憎感情反映中唐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他的政治讽刺诗每每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抨击镇压永贞革新的权臣、宦官，把他们比作“利嘴迎人著不得”的蚊子(《聚蚊谣》)，“瞥下云中争腐鼠”的飞鸢（《飞鸢操》）,“笙簧百啭音韵多”的百舌鸟（《百舌吟》,形象逼真，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和害人本性。另一些讽刺诗讽刺对象不限于一小撮上层统治集团，而是涉及较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如《昏镜词》讽刺当时贤愚颠倒的用人之道,《调瑟词》反对过重的剥削,《武夫词》对当时将帅骄宠武夫、姑息养□深致不满，《贾客词》揭露大商人勾结大官僚谋取暴利，加速农民的贫困，用意深刻，针对性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晚年所作,风格转趋含蓄,如《和仆射牛相公春日闲坐见怀》,讽刺牛僧孺而不露痕迹，王夫之评为“深于影刺”（《唐诗评选》）。宪宗时,由于裴度的积极主张和周密部署,朝廷对淮西、淄青用兵取得胜利，刘禹锡写《平蔡州》三首及《平济行》二首，热烈歌颂。
再其次,刘禹锡所写的寄托身世和咏怀古迹的诗,也历来为人称道。他在逆境中不肯屈服，经常以诗歌激励自己。《学阮公体三首》、《萋兮吟》、《咏史二首》、《答杨八敬之绝句》等，都直抒胸臆，表现了守正不阿的品格和对权贵佞幸的愤慨。他对生活充满激情，无论是在凄清的秋天，还是在衰病的晚年，都写出了昂扬乐观的佳作，如《始闻秋风》中的“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至今仍能激励人心。他能够从自然界的生生不息中得到启发，开拓心胸,写出了诸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类富于哲理意味的警句。他坚持理想，写出了“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之八)一类豪言壮语。咏怀古迹的诗歌如《西塞山怀古》、《金陵怀古》、《金陵五题》、《蜀先主庙》、《观八阵图》等，都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不仅艺术技巧纯熟，思想内容也达到很高的水平。《金陵怀古》通过景物描写，显示了“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的道理。《乌衣巷》以冷隽的语言写晋代显赫一时的王、谢世族没落后的衰败景象，借古讽今，暗示时下的权贵不会有比王、谢更好的命运。这些诗都写得精警超迈，韵味深长。《西塞山怀古》一篇，当时誉为骊珠，白居易为之搁笔罢唱（《唐诗纪事》）。
刘禹锡写的应酬诗较多。与白居易唱和的编为《刘白唱和集》，与令狐楚唱和的编为《彭阳唱和集》。另外，本集中还编有送僧诗一卷。这些作品，有不少是流连光景、谈玄论佛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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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十分注重诗歌艺术的创新。他的诗既不象韩愈那样奇崛，又不象白居易那样浅显，而具有取境优美、精练含蓄、韵律自然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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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为《诗人主客图》把刘禹锡列为“瑰奇美丽主”的上入室。他的诗歌取境优美，一是得力于瑰丽的藻思，如《浪淘沙词九首》造语流丽，形象鲜明。二是得力于比兴手法。如以“红雨”比落花(《百舌吟》)，以“白银盘里一青螺”喻洞庭湖中的君山（《望洞庭》），以“水流无限月明多”暗示倾诉不尽的美好的爱情（《堤上行》），都新颖可喜，形象优美。刘禹锡诗中的兴句往往与比喻相结合，即景起兴，情景相生，既烘托气氛，又兼有比喻之意，造成绚丽多采的意境。这在民歌体的诗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刘禹锡的诗歌不事铺叙而讲究精练，不主浅露而强调含蓄。他说的“片言可以明百意”、“境生于象外”（《董氏武陵集纪》），深刻地概括了诗歌精练含蓄的特性，道出了他自己的艺术好尚。酬答诗如《答杨八敬之绝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和牛相公雨后寓怀见示》、《与歌者米嘉荣》等，篇制短小，而含意丰富，或婉曲地写出难言之衷，或深沉地传达出互相关切的友情，或寄寓感慨,或微言托讽,都能得韵外之致。怀古诗如《君山怀古》、《荆州道怀古》、《经檀道济故垒》等，往往从眼前的景物出发，驰骋丰富的想象。在对历史现象作深刻艺术概括的基础上，对古今隐微相似的某一端加以点染，因此形象鲜明而又发人深思。写景诗如《八月十五日夜玩月》、《秋江晚泊》、《途中早发》、《九华山歌》等，多以情景交融见长，在深邃的意境中，包蕴着作者的主观意念和感受。刘禹锡诗的精练含蓄，为白居易所深赏。近人陈寅恪说，这是因为“乐天平日之所蕲求改进其作品而未能达到者，梦得则已臻其理想之境界也”（《元白诗笺证稿》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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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不满于当时的某些乐府诗“不能足新词以度曲”(《董氏武陵集纪》)的倾向，而比较重视诗歌的音乐美。他努力掌握民歌曲调,学唱《竹枝词》,使“听者愁绝”(白居易《忆梦得》诗自注)。他的七言乐府小诗吸取了民歌曲调的优点,音调浏亮，节奏鲜明,“播在乐章”(《刘宾客文集》卷二七自注)。近人刘师培称之为“七言绝句之变调”（《论文杂记》），为绝句平添一格。他的律、绝、古诗,大都写得流畅自然,犹如孤桐朗玉,自有天律。即使像《平蔡州》一类古体,也具有民歌的音乐美。清翁方纲誉之为“以《竹枝》歌谣之调，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石洲诗话》）。其他如六言诗《答乐天临都驿见赠》、《再赠乐天》，新体诗如《潇湘神》、《醉答乐天》、《叹水别白二十二》、《同留守王仆射各赋春中一物从一韵至七》等，句式、节奏、用韵都与律诗不同，逐渐向长短句演变。后两首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言诗，显然受到李白三五七言诗的启发而又有所创新。这些句式长短不齐的新体诗,较之整齐划一的律诗更适合于配乐歌唱。刘禹锡另有《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两首，说明按照《忆江南》的曲调来填词。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依曲填词的最早记录。明代胡震亨说刘诗“语语可歌”(《唐音癸签》)，基本上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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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诗歌的这些特点，与崇尚风骨、讲究音乐美的盛唐诗风比较接近。前人有从整体上指出这一点的,如宋代蔡□说:“刘梦得诗典则既高,滋味亦厚。”（《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西清诗话》）明代胡应麟说:“梦得骨力豪劲。”（《诗薮·内编》）明代周履靖则直说刘诗“祖风骚，宗盛唐”（《骚坛秘语》）。翁方纲是从七言绝句这一体上指出这一点的，他说：“中唐六七十年之间”，“堪与盛唐方驾者，独刘梦得、李君虞两家之七绝。”(《石洲诗话》)方东树则举出具体篇章，说刘禹锡《石头城》诗“亦堪接武”盛唐(《昭昧詹言》)。 刘禹锡的诗歌在唐代流传极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京口（今江苏镇江）、襄阳、吴兴一带，民间传唱不绝(《旧唐书·刘禹锡传》、温庭筠《秘书刘尚书挽歌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三)。后世文人从不同的方面向刘禹锡学习而各有所得。他的《竹枝词》后世继作者颇多。苏轼也写过《竹枝词》，但他主要学习刘诗的讽刺艺术，因此他的诗“多怨刺”（《后山诗话》）。苏辙则喜欢刘禹锡诗的“用意深远,有曲折处”(《宋诗话辑佚·童蒙诗训》)。王安石“七律似梦得”(《昭昧詹言》),徐渭、袁宏道的七绝“无不以梦得为活谱”(《姜斋诗话》)。刘禹锡关于诗中用字须有来历的主张,后来为江西诗派所利用。黄庭坚、陈师道标榜脱胎换骨，往往把刘禹锡的名作佳句“点化”为己诗（《诗人玉屑》和任渊《山谷诗集注》、《后山诗注》等）。刘禹锡的一部分内容平常而技巧较高的酬答诗，也为江西诗派所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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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创作
刘禹锡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从事古文写作的时间比较早，贞元十年就鄙弃“沉溺于浮华”的骈体文，明确提出文章应该是“见志之具”（《献权舍人书》）。后又进一步指出，“文非空言”，“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唐故相国李公集纪》)，并强调“文章之用”（《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这些观点，与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是一致的。李翱曾说：“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刘禹锡把这句话援引入自己文章，表明他同意这一观点。宋代谢采伯对刘禹锡在古文运动中的历史地位评价比较公允，说：“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端，刘、白继其轨。”（《密斋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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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最大。一是专题性的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哲学论文如《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指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论文如《答饶州元使君书》、《论书》、《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都征引丰富,推理缜密，巧丽渊博，雄健晓畅。二是杂文。一般因事立题，有感而发，如《因论》七篇；也有的是“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如《华佗论》、《辩迹论》、《明贽论》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隐微深切。或借题发挥，针砭现实；或托古讽今，抨击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论”，韩愈所长在“笔”（《祭韩吏部文》），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论文的重视。刘禹锡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辞藻美丽，题旨隐微。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为深中肯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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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和校勘版本
刘禹锡在元和十三年曾自编其著述为“四十通”，又删取四分之一为“集略”。这是最早的刘禹锡集和选本，今都不传。元代方回说：“梦得诗句句精绝，其诗曾自删选。”(《瀛奎律髓》)或曾见到刘禹锡自定的选本。《新唐书·艺文志》载《刘禹锡集》40卷。宋初亡佚10卷。宋敏求搜集遗佚，辑为《外集》10卷，但仍有遗漏。
现存刘禹锡集古本主要有三种：①清代避暑山庄旧藏宋绍兴八年(1138)董□刻本,题为《刘宾客文集》,属小字本，今有徐鸿宝影印本。又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据董本重刻，称“浙本”。明清以来通行的刻本，基本上属于这个系统。②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所藏宋刻本，题为《刘梦得文集》,属蜀大字本,今有董康影印本、商务印书馆缩印本。③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残本《刘梦得文集》一至四卷，建安坊刻本。明、清两代的毛晋、惠栋、何焯、冯浩、黄丕烈等人曾对刘禹锡集作过初步的校勘工作,但多数是抄本,流传不广。现通行刘禹锡集版本：《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四部备要》本《刘宾客文集》，《丛书集成》本《刘宾客文集》。此外，尚有校点本《刘禹锡集》。
刘禹锡的生平事迹，见于新、旧《唐书》本传，唐韦绚编《刘宾客嘉话录》（一称《刘公嘉话录》），记录了刘禹锡晚年有关创作、学问等方面的谈话，颇具资料价值。今人卞孝萱著有《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的生平和各种史料多有考订。
no.12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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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柳宗元一生经历大致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青少年时期。柳宗元父辈已定居长安(今陕西西安),有田宅，多藏书。父柳镇,官至侍御史,守正疾恶。柳宗元自幼受母卢氏教育,4岁能读古赋14篇。少年时曾随父去过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13岁写《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早有"奇名"。但他早年为文,主要是为考进士作准备,故"以辞为工"，以"务采色，夸声音"为能(《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曾自称："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可见他是胸怀大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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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在朝做官时期。贞元九年 (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调为蓝田县尉。不久，回朝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为同官，并与刘禹锡一起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当政，柳宗元被擢为礼部员外郎，协同王叔文诸人，在半年内推行了一系列进步措施，由是为宦官、藩镇、保守官僚所反对。同年八月，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即宪宗，改元永贞。九月，王叔文集团遭到迫害。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亦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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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贬谪远州时期。永贞元年冬,柳宗元到达永州贬所。在永州九年,有机会深入了解人民疾苦,游览本州山水名胜,写下不少诗文名篇。"永州八记"、《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贞符》、《非国语》、《天说》、《天对》、《捕蛇者说》等均为此时所作。元和十年 (815)春，奉召至京师。三月，又外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六月至任所,官虽稍升,而地更僻远。他在这里兴利除弊，修整州容，发展生产，兴办学校，释放奴婢，政绩卓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病殁。当地居民哀悼他，在罗池地方建庙纪念。现在柳州市柳侯公园内，还有柳宗元衣冠墓。贬谪永、柳二州，虽然在政治上失意，却使他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成就。南方人士多有向他求学问业者，扩大了他在文坛上的影响。
文学主张
柳宗元的文学主张,与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有密切关系。他的哲学思想，继承了王充元气自然论的传统，并利用当时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予以丰富，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他在《天说》、《天对》、《非国语》、《断刑论》等作品中,认为宇宙是无限性的,宇宙的本元是"元气"，不存在造物之神；物质世界的变化是由于阴阳二气的运动，人事祸福、社会治乱和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没有赏罚关系。他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在《封建论》中，他认为郡县制之胜于封建诸侯制，是因为它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肯定郡县制，主要是为了反对世袭特权，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封建國家的统一。他又在《晋文公问守原议》中反对宦官干政；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送薛存义序》中提出官吏"盖民之役而非以役民"；在《兴州江运记》、《非国语·不藉》中主张重视农战。这些进步思想，都具有现实意义。但唐代是佛教哲学泛滥的时代，柳宗元自称"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序》），认为"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经之大莫极乎《涅□》。世上士将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经论，则悖矣"(《送琛上人南游序》)。在政治上失意时，他更进一步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文集中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占有一定的比重，对唐代盛行的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都有所涉及，对佛家的唯心主义立场表示同意。虽然他也认为"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送僧浩初序》），但反对像韩愈那样辟排佛教，以为那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蕴玉也"(同前)。他说"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同前）。所反对的仅仅是"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送元□师序》)一类的僧徒，他从"儒以礼立仁义"的观点看待佛教的"律"，说"儒以礼行，觉以律兴"（《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这就削弱了他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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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哲学、政治思想也影响到他的文学主张。散文理论方面，第一，他与韩愈同时倡导古文，同样重视文的内容，强调道与文的主次关系，主张"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但对于"道"的内容，却不同于韩愈的只谈仁义。他认为"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以生人（民）为己任"，"以伯（霸）济天下"，"凡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与杨诲之第二书》)，认为"道"应该使國家强盛、对人民生活有利，应该切实可行，注重实际。由此出发，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文须"有益于世"（《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杨评事文集后序》），强调了作品对现实所起的作用。第二，他也很重视艺术形式的作用。一方面，他反对内容不合于道而片面追求形式华美的作品,说"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辟,是犹用文锦覆陷井也"（《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另一方面，他对忽视艺术形式的偏向也有所批判，说"言而不文则泥"（《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杨评事文集后序》)。好的内容必须辅以好的形式,具有艺术感染力,才是完美的作品。第三,他认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不能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以避免文章的"剽"、"驰"、"杂"、"骄"等弊病（《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他强调"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指出了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第四，他推崇先秦两汉之文，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同时又不能堕于"荣古虐今"（《与友人论为文书》）。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诗论传统，并和同时代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谕诗的主张相一致。他说:"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仆尝病兴寄之作□郁于世，辞有枝叶，荡而成风，益用慨然"（《答贡士沈起书》）。同时，他又接受了司马迁的说法："《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以形于文字,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为之也"(《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这和韩愈"不平则鸣"之说相近。但他所说感激愤悱，是志在用世而不得行其道者之所为，这种有关创作动力的论点，较之韩愈所谓"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自鸣其不幸"(《送孟东野序》)等侧重个人穷困、不谈用世行道的论点，意义的广狭有所不同。柳宗元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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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作品,包括诗文两部分。文的成就大于诗。
柳宗元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近百篇为骈文，不脱唐骈文的习气，但也有像《唐故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阳庙碑》那样的佳篇。古文部分,大致可分为论说、寓言、传记、山水游记、骚赋五类，很多是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的作品，特别是在贬谪南方深入接触社会以后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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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章，以及议论为主的杂文。其特点是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的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等为长篇和中篇政论的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辨》、《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的代表作。特别是《封建论》，洋洋大篇,林纾称它为"古今至文,直与《过秦》抗席"（《韩柳文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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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继承《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的传统，并有新的发展。他的寓言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实,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以寄寓哲理或表达政治见解。代表作《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合组成的《三戒》，通过麋、驴、鼠三种物态的描绘，反映现实，形象生动，语言犀利，篇幅虽短，而波澜起伏。《□□传》、《罴说》等篇嘲弄贪婪无厌、虚声惑众的人，同样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文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而有所创新。一种是写英勇正直的上层人物的，如《段太尉逸事状》，刻画了段秀实勇于与强暴者斗争和真切关心人民疾苦的动人形象,又描写了骄兵悍卒的无赖形态和虐民罪行,文章写得生气勃勃,向来与韩愈《张中丞传后序》并称。又一种是写下层被压迫人物的，如《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宋清传》、《捕蛇者说》等,以进步的政治立场和深厚的同情心,反映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才能、遭遇、高尚品格、抗暴精神，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有夸张有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桐城派古文家以为《宋清传》等"未免小说气"（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恰恰道出了柳宗元传记文的特点。柳宗元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说："俳又非圣人之所弃"，正说明他对小说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这类作品，便是他这一主张的实践。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文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这些游记，均写于贬谪永州以后,而永州之作更胜于柳州之作。著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即其典范。这些作品，画廊式地展现了湘桂之交一幅幅山水胜景，继承了郦道元《水经注》的传统而有所发展。《水经注》是地理书，对景物多客观描写，少主观感情的流露。柳宗元的游记则把自己的身世遭遇、思想感情融合于自然风景的描绘中。由于对客观景物观察深刻，又经过惨淡经营，因而能够准确地反映对象，并且在艺术思维过程中，投入作者本人的身影，借被遗弃于荒远地区的美好风物，寄喻自己的不幸遭遇，倾注怨愤抑郁的心情。除了这种借景抒愤的特色外,游记中还有一种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他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寄托，如所谓"清冷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钴□潭西小丘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西山宴游记》）,"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等，都体现了这种境界。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文笔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有的是"纷红骇绿"(《袁家渴记》)，有的是"萦青缭白"（《始得西山宴游记》）。写丘石之状,或如"牛马之饮于溪"，或如"熊罴之登于山"（《钴□潭西小丘记》）；绘溪水之形，或则"舟行若穷，忽又无际"(《袁家渴记》)，或则鱼"皆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都能用精巧的语言艺术地再现自然之美。后人写游记者，往往奉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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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赋也是柳文中具有特色的部分。屈原的骚体，在东汉以后，徒具形式，精神全失。柳宗元在政治斗争中失败，长期贬谪,悲愤激情,有与屈原相通之处。《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吊屈原文》、《骂尸虫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等篇，都是用《离骚》、《九章》的体式，或直接抒情，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确如严羽所说:"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沧浪诗话·诗评》）《天对》和《晋问》两巨篇，形式仿照《天问》、《七发》，为另一种类型。前一篇不少地方用唯物观点回答了《天问》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宇宙和人事各方面。后一篇用问答的形式，夸张晋地山河的险固，兵甲的坚利，物产的丰盛，归结到唐尧政治清明的主旨。两篇造语奇特，但也有奥僻难解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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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数量较少，只存 140多首，都是贬谪以后所作。前人评论柳诗,大多以为是继承陶渊明传统,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这主要是指其五古《首春逢耕者》、《溪居》、《饮酒》、《读书》、《感遇》、《咏史》、《咏三良》、《咏荆轲》等篇，思想内容与陶诗相近，语言也较为朴素，如杨万里所说；"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诚斋诗话》）但他还有另外一些五古如《初秋夜坐赠吴武陵》、《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界围岩水帘》、《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南涧中题》、《与崔策登西山》等,却是学谢灵运的,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灵运,因此元好问又以为"柳子厚晋之谢灵运"(《论诗三十首》之四自注)。但谢、柳二人生活遭遇不同,思想个性不同,柳诗于清丽之中蕴藏幽怨,同中也就有异。除了继承陶、谢二家传统之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风格擅场的，五古如《哭吕衡州》、《哭连州凌员外司马》伤悼永贞政变时的同道者、同贬者，《韦道安》歌颂侠义行为;七古如《行路难》、《古东门行》、《笼鹰词》、《寄韦珩》，或咏叹志士仁人，或揭露豪强罪恶，或声讨藩镇叛乱，或描写艰险生活，现实性都较强。《唐铙歌鼓吹曲》12篇，热烈歌颂唐王朝初期反对突厥、吐谷浑贵族军事集团侵扰的业绩，体现维护國家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形象瑰伟，语句奇警，气壮山河，声裂金石。律诗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是唐人七律中的名篇，《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岭南江行》、《柳州峒氓》、《别舍弟宗一》诸篇，通过对南方奇异风物习俗的描绘,抒写贬谪生活中的哀怨之情,在唐律中独具一境界。绝句如《江雪》、《长沙驿前南楼感旧》、《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离觞不醉至驿却寄相送诸公》、《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等篇，写景抒情，或幽峭奇辟，或韵致悠扬，在唐人绝句中不可多得。可见柳诗丰富多采，不拘一格。
有关柳宗元及其作品的评价，旧时大多数人由于对王叔文集团缺乏正确认识，往往肯定其作品而贬抑其人。韩愈赞扬他的作品为"玉佩琼琚，大放厥词"（《祭柳子厚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迁），崔（瑗）、蔡(邕)不足多也"（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纪》引），认为他遭受贬谪以后能够"自持其身"，但对他参加王叔文集团则认为是"不自贵重顾藉"（《柳子厚墓志铭》）。后来评论家从刘□、宋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一直到清代的张伯行、林纾都持这种论调。首先为柳宗元昭雪的是范仲淹，不仅称其述作"礼意精密，涉道非浅"，亦称其人为"非常之士"；认为王叔文诸人谋国意忠，"《唐书》芜驳，因其成败而书之，无所裁正"（《述梦诗序》）。后来严有翼、李贽、王夫之、王鸣盛一直到近人章士钊也都为之辨证。对于柳文，评论家在肯定其成就的前提下，往往以韩、柳对比，有的认为柳不如韩，有的认为韩不如柳。如宋祁谓"柳州为文，或取前人陈语用之，不及韩吏部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于己"（《笔记》）。方苞在《书柳文后》、《答程夔州书》、《古文约选序例》等文中，极端扬韩抑柳。晏殊、严羽，焦循、刘熙载、陈衍则扬柳抑韩。焦循誉柳为"唐、宋以来，一人而已"（阮元《通儒扬州焦循传》）。陈衍认为"柳之不易及者有数端:出笔遣词,无丝毫俗气，一也；结构成自己面目，二也；天资高，识见颇不犹人，三也；根据具，言人所不敢言，四也；记诵优，用字不从抄撮涂抹来，五也。此五者颇为昌黎所短"（《石遗室论文》）。章士钊《柳文指要》则极端扬柳抑韩。但诸家论柳文，除章士钊外，不论是扬是抑，偏重论文章形式的居多。偶有涉及文中思想的，如刘禹锡、王伯思肯定无神论，苏轼、何焯等则相反。对于柳诗，评论家也有不同看法。苏轼称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评韩柳诗》），"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书黄子思诗集后》），是就柳诗近于陶、韦风格的一部分而予以肯定的。有的则过分推崇为"妙绝古今"（《王直方诗话》），"清词丽句，不可悉数，名与日月争光"（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诗之圣也"（袁宏道《与李龙湖》）。而持扬柳抑韩论的，又谓其"古律诗精妙，韩不及也。当举世为元和体，韩犹未免谐俗，而子厚独能为一家之言，岂非豪杰之士"（刘克庄《后村诗话》）。相反，持扬韩抑柳论的,则或谓其"边幅太狭,不及韩之瑰伟"（许印芳《诗法萃编》），或谓其"近体卑凡，尤不足道"（王世贞《艺苑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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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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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集子,为刘禹锡所编,题《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为刊行。《四库全书》所收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 2卷、新编外集 1卷，为现存柳集最早的本子。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的《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43卷、别集 2卷、外集2卷、附录1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为现行影印本之最早者。宋童宗说注《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45卷,宋建州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宋魏怀忠编注《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龙城录》2卷、附录8卷，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文渊阁本。宋廖莹中编注《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 2卷、补遗、附录等，为宋人注本中最后的一种，有□隐庐影印宋刻世□堂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以排印，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重印本。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45卷、外集 5卷、遗文、附录等，虽采辑旧注，中多蒋氏自注的部分；有明三径藏书刻本、《四部备要》排印本。
柳宗元生平事迹，参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载五百家注柳集卷首，别有《粤雅堂丛书》本）。今人著作，施子瑜《柳宗元年谱》（载《武汉大学学报》1957年第一期，有湖北人民出版社本），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柳宗元年谱初稿》（载《山西师院》1974年第3期）,可供参考。关于柳宗元的研究论著，章士钊《柳文指要》，取材详博，为论柳著作的巨帙，但其中多扬柳抑韩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