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之谜
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之谜
周海婴先生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专辟“兄弟失和与八道湾房产”一章对兄弟“失和的缘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这段历史，某些鲁迅研究者的推测，是他看了一眼弟妇沐浴，才导致兄弟失和的。但是据当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至于情况究竟如何，我这个小辈当然是没有发言权的。
不过，我以20世纪90年代的理念分析，却有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妨一谈。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有读者也许会问，你怎可如此议论父辈的这种事？我是讲科学、讲唯物的，不想带着感情去谈论一件有关父亲名誉的事，我不为长者讳。但我倒认为据此可弄清楚他们兄弟之间“失和”的真实缘由。以上所见，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其实，周氏兄弟失和之谜不仅是广大读者关心的话题也一直是鲁迅研究者的研究课题。
陈漱渝先生在《东有启明 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刊《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5期）一文中详细梳理了周氏兄弟失和前后的情况，并在分析、考辨了一些同时代人的相关回忆文章之后，肯定了许寿裳的说法：“他们兄弟失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羽太信子从中挑拨的内容是“鲁迅调戏她”；羽太信子凭空污蔑鲁迅的原因在于经济问题。
马蹄疾在《鲁迅何以被“逐出”八道湾》（刊《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9期）一文中分析了周作人递交鲁迅的绝交信，认为：“周作人要鲁迅‘自重’，不要到‘后院子里’来了，这很明显与鲁迅、羽太信子之间的私情有关。从这封信的内容看，兄弟失和只能与此事有关而不可能是其他的原因。”马蹄疾强调：“鲁迅是否与羽太信子私通或调情，答案是否定的。这完全出于羽太信子的诬陷，因为只有这种诬陷，才是最能凑效的，也是最能申诉的促使他们兄弟造成分裂，而达到住处鲁迅的目的。”
杜圣修先生的观点较为独特。在《鲁迅、周作人“失和”原委探微》（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3期）一文中，他认为：“周氏兄弟的交恶与决裂，实际上是由于周作人的夫人与鲁迅之间彼此抵牾。”但“所谓‘失敬’云云，决不是信子为了达到她诬陷、诽谤自己大伯哥的目的，而有意凭空编撰瞎话，而是因当事人误会酿成的。”羽太信子患有癔病，这种病有“富于幻想”、“益受暗示及自我暗示”、“缺乏理智分析” 等症状，因此羽太信子“才会对鲁迅对其妻子的异常‘冷漠’，对他自己的异常‘亲热’表现发生种种联想，产生错误的领会与错误的判断，认为鲁迅对她及孩子们的种种关怀与爱护的举动，是在传递性爱的信息，暗含猥亵的心怀，并且深信不疑。”
日本学者中岛长文先生也考证了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在《道听途说——周氏兄弟的情况》（刊《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9期）一文中，中岛先生首先对比分析了周氏兄弟日记中与兄弟不和有关的记述文字，然后结合周氏兄弟的日记及相关文章分析了失和事件对两人产生的巨大影响，在逐一分析了周氏兄弟亲友对兄弟失和事件的相关观点之后，中岛认为羽太信子编造谎言，声称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是为达到驱逐鲁迅独占八道湾的目的。
王锡荣先生在《兄弟参商为哪般——鲁迅与周作人究竟为什么决裂》（载《鲁迅生平疑案研究》的23位肺科、放射科专家审读鲁迅先生在1936年6月15日拍摄的x光片，这 23位专家、教授组成的“鲁迅先生胸部x光片读片会”做出的“临床讨论意见”是：“根据病史摘录及1936年6月15日后前位x线胸片，一致诊断为：（1）慢性支气管炎，严重肺气肿，肺大皮包；（2）二肺上中部慢性肺结核病；（3）右侧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根据逝世前26小时的病情纪录，大家一致认为鲁迅先生死于上述疾病基础上发生的左侧自发性气胸。”这是首次科学地确定鲁迅致死的病因，纠正了此前鲁迅死于肺结核的错误说法。
5月5日，《长沙长海医院治疗总是为病人家属所愿意的。须藤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死？”
周海婴最后说：“如今父亲去世已经一个甲子，这件隐藏在上辈子人心中的疑惑，总是在我心头闪闪烁烁不时显现。是亲人的多疑，还是出于莫须有的不信任？我以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但我想，还是拋弃顾虑，将之如实写下来为好。”
周海婴的这篇文章被多家著名媒体转载后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读者相信了鲁迅先生是被日本人害死的说法。一些鲁迅研究专家在接受记者对此事的追踪采访时也表示经过仔细研究，须藤的诊断报告确实和鲁迅日记有关治疗的记载不符合，疑点并非没有。另外，须藤误诊这一事实基本上可以确定。至少在鲁迅肺气肿发作后，须藤没有及时采取抢救措施。此外，须藤在最后阶段的治疗措施也不恰当。 专家们强调，须藤医生确实延误了鲁迅的病情，同时对鲁迅的病情也存在着误诊，作为一个守护在病人身边、相当于“专职医生”的人，须藤很难洗脱“故意不抢救”的嫌疑，但也认为现在还没有有力的证据来证明鲁迅是受须藤谋杀的，也没有根据说明是政治谋杀。
何满子先生在评论周海婴的书（《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1期）时也披露了他所亲历的一件事：1950—1951年在医院23位专家、教授组成的“鲁迅先生胸部x光片读片会”做出的“临床讨论意见”，在此基础上，周正章指出“鲁迅是直接死于自发性气胸的这个科学结论是谁也动摇不了的”，但纪维周、蔡琼引用上海读片会结论质疑须藤医生的两篇小文章在1984年发表后“却引来了对鲁迅死因真相探讨的大封杀”，使“鲁迅死因真相又被尘封了17年”。周正章通过对比鲁迅的日记和须藤的《鲁迅病历》指出须藤伪造病历和倒填病历的事实，并结合医学知识分析鲁迅亲友对鲁迅患病期间的回忆，强调须藤当时在自发性气胸的病理、病因、诊断、治疗上具备挽救鲁迅生命的客观条件，然而从他的处理、治疗、预后几个方面可以看出他在主观诊断上出现了偏差，从而揭示出鲁迅死于须藤误诊的真相。
王锡荣和周正章的观点略有不同。王锡荣在《鲁迅死因之谜》（《鲁迅世界》2002年第4期）一文中首先回顾了“鲁迅x光片读片会引起的轩然大波”，接着引述了“周海婴的旷世疑问”，并摘录了鲁迅的病史及鲁迅关于自身疾病的相关叙述和须藤的《鲁迅病历》，在此基础上，对周海婴的疑问逐一做出了解答：综合以上对周海婴先生八点疑问的解说，看来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了。
王锡荣认为真正的疑点在于：第一，鲁迅本人的记载与须藤的记载不一样：（1）很多次看病漏记、误记；（2）病状描述不一致；（3）抽取积水时间有对不上之处；（4）用药与鲁迅的记录对不上。第二，危急时的处理有误。在此基础上，王锡荣认为，“无论怎么说，不管有意无意，须藤最后处置失误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
王锡荣在文章最后指出须藤的误诊有其客观原因，但不敢说一定是100%主观原因，他认同误诊说，但对“伪造病历说”还不敢轻断，只同意“倒填病历”的说法。
严家炎先生也对秋石批评周海婴质疑须藤医生的文章提出了反批评。在《鲁迅的死于须藤医生无关吗？》（刊《中华读书报》2003年3月19日）一文中，严家炎指出了“抹不去的须藤医生的可疑点”：（须藤医疗）“报告的最大特点是把鲁迅肋膜积水的检查与治疗时间提前了整整3个月”,“这不是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明目张胆的伪造病例吗？”“须藤编造这类谎言,其用心难道不正是为了掩盖他本人‘延误’鲁迅病情的重大责任吗？”严家炎最后强调，海婴采取的态度是：只把前辈的想法和有关疑点记录下来，“将自己之所知公诸于众。至于真相究竟如何，我也无从下结论，只能留待研究者辨析了。”应该说，这是一种客观冷静、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该受到误解和责备。
稍后，秋石就严家炎的批评做出了回答。在《实事求是是学术论争的基本原则》一文中，秋石指出，“鲁迅对须藤是相当尊重的，许广平也如此”，“须藤早在邓恩医生诊断之前就向鲁迅发出了‘两三回警告’”，以此可以否定严家炎、周海婴等对须藤“拖延治疗”的指责。秋石认为，“须藤并非肺病专家，偶尔出现误诊也是在所难免，但提及‘谋害’或蓄意‘拖延治疗’，迄今没有任何确凿的依据。”
面对众多质疑与批评，秋石在2003年5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上发表了《鲁迅病重、逝世及大出殡始末》一文对他在2002年9月17日发表在《文艺报》上的《爱护鲁迅是我们的道义》一文进行了补充。秋石再次强调“鲁迅死于疾病”：“正因为鲁迅执意不去国外养病，不愿停止战斗，才使病体越来越沉重”；“正是他夜以继日的为亡友编辑文稿，加剧了他的病情，耽误了治疗，从而过早的走向死亡”。秋石还引用鲁迅和内山完造的相关文章指出：“作为医生，须藤先生可以说是负责的。特别是在挽救鲁迅生命的最后时刻，从其要求内山完造先生再请其他医学专家前往诊治来看，须藤医师不仅没有延误诊治，而且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再驳秋石关于鲁迅死因的“实事求是”》（刊《鲁迅世界》2003年第4期）一文中，周正章对秋石的观点再次进行了批驳。周正章首先指出秋石在《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和《实事求是是学术论争的基本原则》两文中关于鲁迅死因的说法不同：前文认为须藤与鲁迅之死无关，而后文又认为鲁迅之死与须藤误诊有关。周正章认为秋石用须藤在10月18日“实施救治的情况”去回答严家炎所指的1936年3月间须藤伪造鲁迅病历以掩盖其对鲁迅病情的“延误”，是“在与严先生大捉迷藏”。即使是须藤在10月18日对鲁迅的救治也是“一筹莫展”的，没有采取正确的救治方法。对于秋石引用的周海婴在1984年8月2日委托陈漱渝发表的声明：纪维周的文章，对鲁迅的死因进行推测，但未提供任何新的确凿的史料，不能代表中国鲁研界的看法，也不代表他本人的看法，周正章认为“这个口头问答对周海婴表达有关鲁迅死因的看法没有任何约束力”。2003年5月5日，周正章特地为此事询问周海婴，周海婴表示：纪维周的文章写之前没有和我联系过，怎么能代表我的看法呢？陈漱渝的文章在发表之前，也没有给我看过。
针对王锡荣在《鲁迅死因之谜》中对周正章的观点所作的评论，周正章在《答王锡荣并关于鲁迅死因问题》（刊《鲁迅世界》2003年第3期）一文中进行了反驳。对于王锡荣的“倒填病例”并非“伪造病例”的观点，周正章指出“倒填病历”是故意行为，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误诊，因此就是“伪造病历”。周正章强调，“病历是严肃的，一个字都动弹不得。”针对王锡荣的须藤可能上门为鲁迅抽取体液的说法，周正章认为“太离谱了”，他指出，“时至今日，医疗服务随日臻完善，从没有上门抽取胸液的。这除了需要时间，还要条件，需要绝对无菌的空间。” 对于王锡荣的鲁迅死于肺气肿和气胸“在临床上难以及时发现的”观点，周正章也一一进行了批驳，他指出，鲁迅死于自发性气胸是早就做出的科学结论，气胸在临床上也“极易明确诊断”。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鲁迅死因之谜的相关论争还没有结束，据笔者所知一些相关文章还在撰写、发表之中，因时间关系，无法一一收录到本书中。
no.4 鲁迅丧葬费用之谜
鲁迅丧葬费用之谜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还专门谈到了鲁迅先生的“丧事与棺木”，他说：“总之，关于父亲丧事中的这件大事，是个值得研究的谜。我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只是如实说出心中的疑窦。” 周海婴根据自己的回忆和许广平女士的谈话否认了此前一些研究者所持的棺木由宋庆龄女士购买以及救国会捐赠了款项的说法，他指出：
有文章说，这具西式棺木是宋庆龄出资购买赠予的。胡愈之先生也有这样的回忆。对于宋先生，我始终心存感激，因为无论她与父亲的友谊，对父亲生病和丧事的关怀帮助，以及后来对我们孤寡母子的照料是众所周知的。至少，或许她有过这个动议和表示吧。但是，我从母亲挑选棺木时和婶婶王蕴如商量的判断，这棺木是自费购买的。
除了棺木，连葬礼费用、殡仪馆等等的开支，据说也有文章道是出于“救国会”的全力资助。对此我仍是这个态度，不论是与否，一样地万分感激。因为，“救国会”确实也对父亲的后事给予过极大的帮助。我希望我的子子孙孙永远记住这一点。
周海婴在询问了梅志、黄源、胡愈之等人之后特别强调：
综合上面几位重要人氏的证明，父亲的棺木似乎并非由救国会或孙夫人宋庆龄出资。我母亲历来对党感恩戴德，如果棺木确实是冯雪峰代表党付的款，母亲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需要保守秘密的话，那么解放后直到她去世，时间约二十年，完全可以不必为这件事保密了。在文革期间她心脏病很严重，明知自己健康很差，随时可能不测，有些事她就口述，让秘书记录下来，而惟独仍将这件事深埋于心底秘而不宣，是不可思议的。而且，从冯雪峰生前历年的文章、讲话里，也没有看到他讲过鲁迅的棺木确实是我党付的款。
王锡荣先生在《鲁迅丧葬费用之谜》（社会科学报2002年12月19日）一文中对周海婴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他通过分析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的鲁迅丧仪的一些原始资料（一些账单），认为“葬仪费用看来确实是有人资助的”， “而这资助者应该就是宋庆龄或者再加上救国会。”
周海婴对王锡荣的观点不以为然《〈鲁迅丧葬费用之谜〉解谜》（社会科学报2003年4月10日），他指出：“以胡风没有出过钱而肯定了是胡愈之代救国会交的钱，这是一种推论，一种形式逻辑”。周海婴在询问过梅志和胡愈之并查考救国会资料后认为，救国会和宋庆龄都没有出钱，许广平留下的一份账单显示直到1938年，鲁迅的丧葬费（连棺木）的三千元还是“尚欠”。
秋石则引用了胡风、黄源、爱泼斯坦等人的回忆文章再次反驳周海婴的观点，证实宋庆龄确实为鲁迅购买了棺木。（《海婴先生，请你说真话》刊社会科学报2003年5月22日）
周正章在《三驳秋石：究竟是谁不讲真话？》一文中对秋石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周正章首先逐一辨析了秋石文中所提到的七条史料，然后对冯雪峰、宋庆龄、胡风、黄源四位当事人的回忆录进行了互证，并引用胡愈之的证言和《鲁迅丧仪收支清单》，指出“捐赠人中未见宋庆龄的姓名，更无一笔三千元收入的款项。”而《鲁迅丧仪收支清单》上的笔迹经梅志先生鉴定是胡风的手迹，因此“目前在找不出另有捐赠者证据的情况下，无疑均为徐光凭所支出”。在文章最后，周正章引用了宋庆龄在1936年10月26日《北平晨报》上发表的文章，宋庆龄在文章中明确否认了为鲁迅丧仪捐款的说法。
no.5 “毛、罗对话”论争综述
“毛、罗对话”论争综述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版）一书中披露了他从“一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处得到的毛泽东和罗稷南关于“鲁迅活着会如何”的“秘密对话”：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成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它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这段令周海婴本人“再三顾虑，是不是应该写下来的”、属于“孤证”的“秘密对话”经过媒体的大肆炒作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孤证”提供者贺圣谟先生很快在2001年12月的《新民周刊》上“澄清了他向周海婴讲到的一些事实”（转引自《我的伯父罗稷南》），但贺圣谟对周海婴在时间、地点、人物方面叙述错误的 “澄清”并没有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注意，这就使得这次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周海婴在叙述方面的错误上。
最早的质疑来自近年从事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学者谢泳先生。谢泳在《对“鲁迅活着会如何”的理解》（刊《文史精华》2002年第6期）一文中首先质疑毛、罗对话的人物和时间，接着详述了毛泽东在1957年提到鲁迅的几次谈话： 3月8日的《和文艺界的谈话》、3月10日的《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纪要》、3月12日的《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4月的《在杭州对加强思想工作的指示》，谢泳认为：
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坐班房和杀头”和“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这句话，是一个逻辑思路，有演变的可能。毛泽东虽然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但在1957年那样的形势下，以他政治家的身份，说出罗稷南所讲那样的话，在逻辑上好像不是很合理，假如毛泽东说了那样的话，也只能是“反右”前，而不可能是“反右”期间。
值得一提的是，罗稷南先生的侄子陈火昆先生在《我的伯父罗稷南》（刊《老照片》第24辑，2002年8月出版，《书摘》杂志2002年12期以《设问求答于毛泽东的罗稷南》为题转摘）一文中详细介绍了罗稷南先生的生平并说“自己就曾经亲耳听见我的伯父讲过他这次设问求答的情况”证实了“毛、罗对话”：
1957年4月以后，毛主席以鲁迅为榜样号召中国人民响应他“大鸣大放”的号召，对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不久以后，毛主席又改为提出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展开“全面反击”，把许多提了批评意见的人定成右派。在这个时候，1957年7月，罗稷南有机会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当面问了毛主席：“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这就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候向一个重要的人物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以伯父一生的经历见识和他立即直指实质问题的洞察力量，在有了机会当面问毛主席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自然会问出这样一个能够集中的揭开毛主席的思路和释解当时全部局势的大问题。
与“孤证”提供者贺圣谟先生的“澄清”一样，陈火昆先生的证明在当时同样没有引起太多学者的注意。
目前可以看到的唯一一篇引用陈火昆提供材料的文章是李乔的《也谈“假如鲁迅还活着”》。李乔首先引用了郭沫若和胡乔木的在解放初期对鲁迅的评价：郭沫若作为解放后的文化班头对于鲁迅说过这样的话：鲁迅在新政权之下，“要看他的表现，再分配适当的工作” ；胡乔木1982年曾对李慎之说：“鲁迅若在，难免不当右派”。然后又引用了陈火昆《就毛主席答罗稷难问致周海婴先生的一封信》，陈火昆在信中讲述了罗稷南亲口向他披露的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并表示：
我愿意向您证实，关于鲁迅，毛主席的确说了他对罗稷南说过的那些话。
但这些证人提供的史料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正是这种对证人证词的忽视与漠视导致本次论争的进一步扩大。
更为有力的质疑来自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先生。陈晋在《“鲁迅活着会怎样？”——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刊《百年潮》2002年第9期）一文中首先考证了罗稷南的生平，认为：云南籍的罗稷南不可能以“同乡”和“湖南老友”的身份参加毛泽东1957年在上海同周谷城等人的座谈，而且目前还没有资料表明周谷城在1957年见过毛泽东。陈晋接着分析了“毛泽东1957年在上海召集座谈会的情况”,并引用了《文汇报》的相关报道，指出：这次座谈有上海市领导参加；报上刊登的罗稷南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同其他人的基调也是一致的，主要是强调在反右斗争中要对党充满信任，要有坚定的立场”；“从罗稷南当时的情况来看，他也并非锋芒毕露之人”，“很难想象他在7月7日晚上那次座谈的大庭广众之下能当面向毛泽东提出‘具有潜在的威胁性’话题来”。
陈晋强调：“1957年，毛泽东确实谈论过‘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话题，但谈话的时间、地点、场合、人物，特别是内容，都与《我与鲁迅七十年》（按：原文如此）所述迥然相异。”毛泽东在1957年3月10日召集的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会上谈到：“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它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它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
陈晋最后认为，从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的身份、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一贯推崇和毛泽东谈论这个话题的背景和目的来说，毛泽东“也不可能萌生出鲁迅被关进牢里或识大体不做声的设想”。
真正把这次论争引向高潮的是秋石先生的文章。秋石在《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刊《文艺报》2002年9月17日，9月27日出版的《文汇读书周报》以《海婴先生 请读读〈鲁迅全集〉》和《海婴先生的记忆力与鲁迅遗产》为题转摘）一文中引用了谢泳和陈晋的观点，再次质疑周海婴 “鲁迅活着会如何？”的“孤证”，秋石强调：“历史地、全面地看，自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论鲁迅》的讲话，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毛泽东一直是备加推崇鲁迅的。”此外，秋石还在文章中就周海婴书中所写的“鲁迅的死因之谜”提出质疑，并就“鲁迅的精神遗产”问题激烈批评周海婴。
秋石的文章在发表前经过北京某研究机构的资深鲁迅研究专家审阅，发表后被多家媒体转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一位资深的鲁迅史料专家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秋石的文章还是可以接受的”。
陈漱渝先生在《当前鲁迅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广州讲坛上的报告》（刊《鲁迅世界》2002年第4期，2002年10月出版）中就“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的学术论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如果说其无，似乎缺少直接的反驳材料；如果信其有，则这句话又仅仅出自罗老先生一位学生的转述，既无当时的座谈纪录，又无罗老先生签字认可的回忆文章，严格的说是连孤证也谈不上……但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很难设想毛泽东会在公开场合说出自毁形象的话，让别人吓出一身冷汗。
值得注意的是，周海婴本人对这些质疑没有发表任何言论。这一切似乎都表明，周海婴的“孤证”从史实、情理方面来讲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到了12月5日，这次论争出现了新的变化。
12月5日的《南方周末》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3篇文章（同时配发了毛泽东与罗稷南、黄宗英等上海人士座谈的照片），对周海婴的“孤证”提供了人证和部分史实的补正。
贺圣谟先生在《“孤证”提供人的发言》（该文此前已刊登在2001年12月的《新民周刊》）一文中以“孤证”提供人的身份补正了周海婴文章中的不确切的内容：
罗老告诉我这件事早在他逝世前六年而不是重病之时。这件事他是否只对我一人讲过，我不得而知，但以他的性格脾气，我以为他很有可能同别的塔新的国也相信他的人讲过。他和毛的对话时在座谈会上，不能说是“秘密对话”
罗稷南是云南顺宁人……他的普通话是说的很不错的……他逝世于1971年，不是海婴所说的“九十年代”。
可以说，贺圣谟先生的文章补正了周海婴提到“毛、罗对话”时在时间、地点、人物方面的错误，回答了谢泳、陈晋两先生在这方面对周海婴文章的质疑。
最重要的文章是黄宗英女士的《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该文也在多家媒体先后刊登）。77岁的黄宗英女士以现场见证人的身份证实了海婴的“孤证”， 她的回忆与周海婴提到的“毛、罗对话”大体上是一致的：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同上海36位代表人士座谈：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在同时发表的《听黄宗英说往事》一文中，作者方进玉强调黄宗英女士在撰写这篇文章时给自己设定了五关：法律关、事实关、辩驳关、身体关、文字关，言下之意即黄宗英女士的这篇文章经得起质疑的。在黄宗英女士文章发表后，目前还没有看到质疑她的文章。
可以说，《南方周末》刊发的这几篇文章，特别是黄宗英女士的文章为周海婴书中所写的“毛、罗对话”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但是，仍然有学者继续怀疑周海婴书中所写的“毛、罗对话”的真实性：
陈漱渝先生在《学术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鲁迅生平疑案〉序》 （刊中华读书报 2002年12月12日）一文中引用毛泽东1957年《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认为：
很难设想，毛泽东在同一年谈同一个问题，会说出内容大相径庭的两种话。以上两种引文哪一种比较接近真实，尚待有识者进一步考证。
薛克智先生在《质疑毛泽东关于鲁迅的一次谈话》（刊《粤海风》双月刊，2002年6期）一文中再次质疑“毛、罗对话”，认为“只要作一分析，罗稷南的回忆跟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内容非常一致”，“最大的可能是：罗稷南即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的讲话中提到的那个人，但他的回忆失之确当。”
不过，这些质疑“毛、罗对话”的学者都没能提供出类似黄宗英女士那样的令人信服的史料。
这次学术论争虽然已逐渐尘埃落定，但却为毛泽东研究和鲁迅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引发了一些学者的反思。
牧惠先生在《读“毛、罗对话”》（刊《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9日）一文中指出：
否定周海婴这段纪录的论者……显然忽略了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个颠扑不破的原则。既然一问一答是发生在7月“反右派”高潮时，毛泽东的讲话同3月份动员人们“大鸣大放”时对鲁迅的说法不一样乃至相反，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从周海婴的书到黄宗英的文章引发的这一场笔墨官司，又一次验证，“凡是”这种习惯势力，有时是大得吓人的。
范伟先生在《回到“毛、罗对话”的历史情境》 （刊《文艺争鸣》2003年第2期，2003年3月出版）一文中认为：
考虑到整个事件从质疑到证实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考虑到短短4个月之间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逆转还没有交代清楚，总觉有必要进一步反思清理，以端正并加深对这一事件的理解。
范伟在文章中详细分析了“毛泽东说这句话的真正意图和时局变化”：
1957年党的中心任务是整顿‘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毛泽东认为“没有压力，整风不易收效”，所以他的思路是先不在各民族党派、无党派及社会各阶层中进行，而是要积极鼓动他们向共产党的缺点错误进行批判，俟党内整风成功、工作取得完全主动后，再推动社会各界进行整风（《毛泽东文集》七卷297页）。毛泽东在5月15日提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作出从整风转向反右的新部署。6月8日号召全党“反击右派分子进攻”，随之，“章罗联盟”被揪出，《光明日报》、《文汇报》等被整顿，五十万知识分子相继被打成右派。
上述1957年的国内局势构成了毛泽东两次回答“鲁迅要是活着会怎样”式的基本背景。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会是同样的意图吗？7月7日和罗稷南谈话的意图非常明显，写即意味着失去自由，那么3月份谈话的意图是什么呢?
3月8日、10日分别和文艺界代表、新闻出版界代表举行座谈。这两次谈话都涉及到鲁迅还活着的问题：“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
从3月到7月，毛泽东关注的焦点既不是鲁迅，也不是杂文的写法，而是整风；也许鲁迅是广大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但毛泽东不是，他抬出鲁迅，是为了在大家面前树一个风标、树一杆旗，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鲁迅式杂文在整风中的作用。为了服务、服从于整风，它可以随时调整风向，让西风压倒东风，或让东风压倒西风；可以扛着这面旗高歌猛进，当然也可以砍掉这面旗。
局势在6月份出现逆转，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变动使毛泽东“反修”思想抬头，一方面是国内“鸣”“放”出现了许多大出毛泽东以外的问题，像“党天下”、“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更是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容忍的限度。
范伟最后强调：
从3月到7月，从北京到上海，时空的迁变背后，是政治风云的突起变换；对鲁迅态度的转移，是毛泽东政治决策思路从整风向反右这一重大调整的典型反应。
黄修己先生在《披露“毛、罗对话”史实的启示》（刊《文艺争鸣》2003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
周海婴先生可能不习惯做史料考订工作，他只是把听到的事实说了一遍。其中一些细节，或没有去查清楚（如毛泽东上海谈话的日期），或搞错了（如说毛找罗是找老乡聊聊，而罗是云南人）。但是，书出版后引出的强烈批评，却主要不是因为这类细节的不实，而是一些人根本上否认会有这样的事：这样的事贬损了毛泽东，也贬损了鲁迅。
因为毛泽东对鲁迅作过最高度的评价，于是对鲁迅的评价又牵涉到对毛泽东的评价之评价，评价鲁迅便与评价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了，问题就复杂在这里。
黄修己认为：
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的时代，对鲁迅有各种各样不同看法，这是很正常的；比那种只有一种声音的‘定评’，是进步了。所以我们要打破那种历史有‘定评’的迷信，承认自己的看法，哪怕是自己以为非常高明的看法，也只是许多种看法之一种，而且一定会带着时代的和个人的局限性。这样，我们的历史研究的态度，也就可能会客观一些，谦虚一些了。
稍后，陈漱渝又对黄修己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关于所谓“毛罗对话”的公开信——质疑黄修己教授的史实观》刊《文艺争鸣》2003年第3期），陈漱瑜认为：
对于这段对话是否能成为黄教授所说的“实史”或“事实”仍然心存疑窦。这原因在于首先披露这段对话的海婴先生并非在场者和亲聆人，而向他提供这段对话的贺圣谟先生和为他提供旁证的黄宗英女士说法有不尽一致，应该属于黄教授所说的“编史”之类。
陈漱瑜强调：
对于评价鲁迅而言，毛泽东公开发表的言论跟非公开发表的言论，一贯的评价跟个别的提法，庄重的提法跟随意的说法，决不具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
随着本次论争的逐渐明朗和相关史料的披露，对谢泳、陈晋、秋石等人的质疑做出较为全面回答的时机也逐渐成熟。严家炎先生在《评价〈鲁迅与我七十年〉的几个问题》（刊《中国文化》杂志第19、20期合刊，2003年4月出版）一文中对本次论争做出了总结性的结论。他首先指出质疑者在思维方法上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