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交往行动理论该如何理解）

在上一篇中我们系统的讨论了公共领域，在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领域的种种矛盾使它基本失去其批判功能，但哈贝马斯却并未失去挽救其的信心。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便是重建理想的公共领域的一种方法。

—交往行动理论—

1

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人的行为可以归结为两种行为，即工具性行为和交往行为。

工具行为指行为人将行事当做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劳动就是一种工具性行为，它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在劳动中表现的是工具理性。

交往行为是一种“主体-主体”间遵循有效性要求，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而发生的交互性行为，其目的是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一致，并由此保持的社会一体化、有序化和合作化。而相互理解的交往理性是交往行动的核心。在交往中表现的便是交往理性。

交往理性不是以单个主体为中心的，以知识对象化来认知的。交往理性是涉及对话关系的，主体间相互理解的范式中说话和行动的。它是生活世界的理性，关注可靠主张的主体间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理性观是交往行为的基础。他称交往行为代替策略行为的过程为“交往理性化”。

2对交往理性的呼唤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在现时代条件下，应该被赋予更为重要的价值表示和地位，因为劳动虽然也包含着人与人的关系，但其主导取向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生产力的提高为目的的。而就人自身的发展来说，平等互信的交往和沟通具有更为深远和高尚的人本主义价值，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它使工具行为或者劳动越来越合理化，工具理性极度膨胀，交往则越来越不合理。交往行为被吸收到“有目的性的合理行为”中，于是人的情感，意义，价值等因素被全部消解，人的关系降级为物的关系，人无可挽回的沦为工具，屈从于技术社会的统治之下。劳动的工具理性结构压倒并同化了交往的价值理性结构。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造成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带来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工具理性主宰一切，公共事务成了技术专家和技术官僚的专利，民主政治只剩下外壳。因而，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在于重建交往理性，建立主体间的理解与沟通，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而要达成共识，哈贝马斯认为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有效性要求，一个是理想沟通情境。

3理性交往的四个要求

哈贝马斯认为，在一个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过程中，任何交往活动的参与者都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一、言辞意义是可理解的，对应于语言表述本身，要求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领会的表达以便说者和听者能够相互理解。

二、言辞内容是真实的，对应于客观世界，要求语言的内容和语言本身都是真实的，言说者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够分享说者的知识。

三、言辞行动是正当的，对应于社会世界，要求在道德规范上是合适的、合理的。言说者必须选择本身是正确的一个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

四、言辞者的意向是真诚的，对应于内心世界，要求言说者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

此时可理解性，真实性，正当性与真诚性就成为理解的先决条件，交往的参与者能够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且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虽然不同的交往类型中，不同要求是不同的。但对于达成理解和意见一致来说，必须同时满足这四个有效性要求。

4理想言辞情境

哈贝马斯在个体表述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进入话语论证的人除了遵守这四个有效性要求以外，还应当同时遵守这四个理想言辞情境的条件：

一、一种话语的所有潜在参与者均有同等的参与机会，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发表任何意见或对任何意见表示反对。

二、所有话语参与者都有同等的权利做出解释，主张与建议，沟通不会受到外界权力的干扰，是无强迫性的，任何方式的评论和批判都不应遭到压制。

三、话语行动的参与者应当有实施话语指向行为的权利，即表达好恶，情感和愿望，只有话语与行为的互补才能保障参与者是真诚的态度。

四、每一个话语的参与者都必须有同等权利实施调节性话语行为，即发出命令或拒绝命令，做出承诺或是自我辩护，以此避免某种片面要求的行为义务和规范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