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良，１９００年３月２７日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清贫知识分子家庭，１９１３年开始先后入常州女子师范附小、常州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在校阅读进步书刊，受到新文化的启迪，参加五四运动，曾任常州市学生会副会长，领导全市学校的罢课。１９２３年，考入上海法科大学，攻读法律，积极参加上海工人和学生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１９２７年从法科大学毕业后，到南京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任指导员，因反对国民党的专横，被反动政府指控为共产党嫌疑而被捕入狱，经蔡元培先生等营救，始免于难。后在江苏临时地方法院任书记官，因曾入狱，而被停职。１９３１年开始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前后近20年。在执行律师职务期间，做了不少有利于民主革命的工作，曾冒生命危险，营救一些受国民党政府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鲸吞我东北三省，并加紧侵略活动，企图把华北地区变成它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一面推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一面加紧反共进行内战。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率先成立，史良同志是发起人之一，并被推选为理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后，史良同志被选为执行委员。１９３６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更加嚣张，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５月３１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选举宋庆龄、沈钧儒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史良同志是其中重要一员。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日，她曾同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作为救国会的代表，到南京请愿，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国民党政府顽固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于１１月２２日悍然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之狱。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同志，她在狱中拒绝敌人的诱降阴谋，坚持爱国无罪的正义立场，直到七七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中共中央的敦促下才被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营救出狱。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达成了“双十协定”，决定举行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旧政协”），共商国是。史良同志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团的顾问，她和民盟其他领导人一道，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同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旧政协会议以后，史良同志回到上海，继续执行律师业务，同时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活动。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迫使民盟停止公开活动。１９４８年１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为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和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为中国而斗争。史良同志因当时处境不能离沪赴港参加，曾委托赴港参加全会的沙千里同志代表她出席。随后她根据民盟总部决定，在上海建立了民盟华东执行部，并担任华东执行部主任。在白色恐怖下，史良同志机智顽强从事民盟的地下工作，在宣传民主，保护民盟组织，联系群众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搜查了她的住宅，并密令逮捕她，在这危难时刻，上海解放了，史良同志才免遭毒手。１９４９年６月，史良同志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９月，她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上述历史进程中，她为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良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通过法律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人民服务，是史良的毕生志愿。她在任职司法部长的８年内，兢兢业业，勤奋工作，为奠定我国人民民主的法制基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１９５７年以后，由于“左”的路线干扰，刚开始建立的法制遭到破坏，司法部被撤消，史良由司法部长改任人大常委委员。十年内乱开始后，史良也受到冲击，由于周恩来的保护，才免遭厄运。
 　 史良在人民共和国度过了３６个春秋，她铭记自己解放前说过的人民是主人、官吏是主人的公仆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严于律己，自奉甚俭。解放后，她将自己在１９４８年承办一件大遗产案获得的上海十余幢房屋报酬全部献给国家，另一栋三层楼的６０余间房屋拨给民盟上海市委作办公用。１９８５年９月６日，史良因病逝世，身后没有给亲属留下任何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