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爱笑，说着说着就呵呵乐起来，像《天下女人》里的，自由随意。

　　自1994年离开中央电视台赴美留学以后，她又相继和东方卫视、凤凰卫视、湖南卫视合作，主持了《杨澜视线》、《杨澜访谈录》、《天下女人》等节目。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主持人转变为独立电视制片人，从娱乐节目到高端访谈，再到探讨女性成长的大型脱口秀节目。每一次转型，都令人耳目一新。

　　在央视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Q：《天下女人》年初开播以来，一直很受关注，当初为何要筹划这个节目？

　　杨澜：有这个想法很久了。从美国回来在凤凰台时，就一直有创办一个脱口秀节目的想法，但因为各种限制，就先从一对一的访谈节目开始了。当时叫《杨澜工作室》，2001年又开始做《杨澜访谈录》。

　　一直以来我都有这样的看法，中国的女性的变化，特别是城市女性的变化是中国时代变化的体现。一方面，她们获得了相对平等的成就机会，另一方面，又受传统伦理价值的束缚，比如说，相夫教子、女大当嫁等等。

　　我最近看到一个调查，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中，30岁以下白领女性的平均工资、平均消费和平均受到的工作压力，都已经高于男性了。在中国历史上，这可能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这一代都市女性的现状是很有趣的。

　　另外，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为人妻、为人母，慢慢成熟长大，常常困惑。而且，这样的社会问题很难通过精英的访问形式去表现，所以开始策划《天下女人》。

　　Q：你一直是崔永元欣赏的主持人，但他最近说，看到杨澜在《天下女人》宣传片中“跳摇摆舞”，简直难以接受。观众也有这样的感受，《天下女人》里的杨澜确实变了？

　　杨澜：（大笑）确实有人不能接受。其实《天下女人》中的杨澜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面，并不需要刻意去改变什么。

　　如果观众还有印象的话，10年前主持《正大综艺》的杨澜，可能比现在还要活泼，当然也比现在年轻。其实从做大型演播厅节目开始，就是这样，并没有什么改变。

　　Q：你说过，在《天下女人》中传达“大女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那种斤斤计较、哀哀怨怨的女性形象，这是你对自己的描述吗？

　　杨澜：女人就应该这样，永远不要把男人、周围环境当作敌人，最重要的是你要寻求内心的成长。大女人是对自己的成长负责，她不觉得自己的成长是男性、周围环境，或者其他人应该为自己做的事儿，应该有自我负责的态度，好好把自己管理好。我希望在节目里和大家分享女人们的成长。

　　Q：当初离开央视，也是对自己的负责吗？

　　杨澜：我还是很需要自由的。

　　可能就是心里有想法，需要表达，想比较多地把握和控制自己表达的权利和能力吧。心里是有这样一条线的。也吃了一些苦头，也会被别人嘲笑，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原来的环境对我有很大的约束，但也对我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Q：一个女主持超越“外在形象”这道坎，是不是很难？

　　杨澜：外在形象永远是一个女主持人的重要部分，而且形象可能比千言万语来得更有说服力。

　　当时，很多女主持还只是读稿子的人，没有主动去做个思考者，即使你做的是综艺节目，也应该是在不断地思考。最重要的，是怎么不断把情节向前推动。

　　现在很多主持人大赛，强调主持人的才艺，我觉得这除了对娱乐节目还有点意义外，对大多数节目，比如谈话、新闻节目，都毫无意义。

　　我们实际上是个思维和语言的组织者。就这么多元素，要把它们放在节目中，你要思考怎样组织，使得既有逻辑，又符合观众的欣赏习惯。娱乐性并不是说逗大家笑，而是大家能够跟随你，能听得进去，并能不断地推进，这是思考的结果。

　　Q：自《实话实说》后，还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电视访谈节目。你说过，谈话节目你会一直做下去，直到白发满头。真的可以吗？

　　杨澜：谈话节目最大的瓶颈是谈什么、能谈多深。这个瓶颈大家不难理解。

　　据我观察，在世界各地，谈话型节目都是属于“慢热型”，但是无论电视台、广告商，还是观众都要求节目火爆，再火爆，所以大家拼抢明星资源，特别是在话题方面遇到瓶颈时，大家都一窝蜂地去找明星，使得同质化程度越来越明显。

　　在这个前提下，既要做到收视率有保证，又要达到某种专业的水准，这个难度已经比《实话实说》刚推出时加大了。就是说，人们可以容忍一个节目成长的时间大大缩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