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48期，原文标题《1300只狗的救助站：流浪动物去哪里？》，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让流浪狗住在救助站里，是对的吗？不把它们关在救助站里，城市里的流浪狗能去哪儿？谁能保证它们不伤人、不传播疾病？”
记者/吴淑斌
摄影/猪儿虫
文军红收养的流浪狗和她很亲热
私人救助站
按照文军红发给我的救助站地址，我搭出租车到了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庆丰山村。虽然是村庄，这里仍属于重庆主城区，距离繁华的旅游景点磁器口只有25公里。转过茅山峡公路的7个急弯后，车子停在了村口。
文军红在上发来的定位不够精确，我只能顺着公路步行进村，寻找目的地。但我知道，自己离救助站不远了，因为此起彼伏的狗叫声不断从半山腰处传来。
救助站建在公路边，打开大铁门，再走过一段用铁栅栏围得严严实实的水泥路，才是救助站的木门，门口挂着“重庆文阿姨流浪动物救助站”的牌子。每进一道门，文军红都会迅速把门关严实，防止狗从屋里跑出来。她今年已经68岁，身高只有一米五五，瘦小，不到80斤，甚至比救助站里的一些大型犬还要轻。平时爱穿一件肥大的红白格子围裙和黑色防水靴，忙前忙后，常年洗刷做饭的双手结着厚厚的老茧，还有被流浪狗咬伤后留下的肿块。
空气中弥漫着粪便和动物毛发味道相混合的浓重异味——进门之前，文军红就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口罩，想让我戴上。眼前约50平方米的大厅住着近200只狗，地上堆满了狗笼和衣服被褥，显得有些杂乱。大厅同时充当厨房，靠墙的灶台上摆着五个煮锅和一个煤气灶，人和狗的餐食都在这里制作。地面打扫得很干净，没有污水和垃圾，排列着七八个锃亮的不锈钢大盆，用来搅拌狗的餐食。
生人的到来让笼子里的狗受到了惊吓，狂吠不止，远处房间里的狗随即跟着叫起来。
眼前看到的只是救助站的一小部分。整个救助站是一栋两层小楼，除了大厅，还有20个面积为10到15平方米的小房间。加上文军红砌墙围成的后院和菜园，总共占地4亩，住着1300多只流浪狗和近100只猫，甚至还有文军红捡回来的两匹马和几只兔子。虽然空间不算小，但容纳这么多动物仍然显得非常拥挤。每个房间里的狗笼摞了两层，只留出一条一人宽的通道，文军红带我从狗笼中间穿过，有时甚至需要拉开狗笼，才能开辟出一条过道。
文军红安排得很清楚：大厅住的是刚救回来、还在隔离的狗，需要打完疫苗才能分配到其他房间；一只小型犬单独住一个笼子，两三只小奶狗共享一个笼子，大型犬尽量养在后院的狗栏里。
冬日，文军红用薄棉被盖住笼子，给狗狗保暖
习惯了陌生人的存在后，狗狗们逐渐安静下来，我才有机会端详。它们大多是中华田园犬，也有一些名犬的杂交二代。虽然谈不上毛发光亮，但干干净净，长得壮实。许多狗总是低垂着头，偶尔与人对视时才会抬起眼睛，眼神老实而委屈。年纪小的狗更活跃一些，试图从笼子里伸出爪子触摸人的手。
要照顾1300多只狗，文军红一刻都闲不下来。救助站还雇了6位工人。凌晨4点，她和工人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粪便。每天，狗狗们能产生20桶粪便，近600个狗笼下的托粪板需要一一抽出，清洗干净后再塞回笼里。一直忙到午饭时间，7个人也只能打扫完不到一半的房间。救助站里的动物一天只吃一次饭，洗菜、蒸饭、分餐、消毒厨具，完成一次喂食需要4个小时。工人们一锅又一锅地蒸米饭，把胡萝卜、鸡架、鸭肝、特价碎肉搅拌到一起，分到各个狗笼。文军红告诉我，吃狗粮方便，可以省去不少时间，但所有救助站里的狗都吃米饭，因为最便宜的狗粮也比大米贵得多。
仅仅是打扫卫生和做饭，就足够让工人们忙碌到晚上8点多。其他人休息后，文军红还要照顾一些特殊的狗。小奶狗年纪太小，没法进食米饭，她泡好羊奶，一针管一针管地注入小狗嘴里；有些狗感冒、拉肚子，她自己学着给它们打针、喂药。忙活到深夜12点、一天只吃一顿饭是文军红的生活常态。
她原本可以过得不这么辛苦。文军红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家住重庆最繁华的渝中区解放碑附近。以前，文军红和所有普通的国企职工一样，按时上班、下班，也会按时退休，每个月能领到一笔还算可观的退休金。
26年前，文军红捡回了第一只流浪狗。那是小区里一只受伤的京巴犬，眼球凸出，子宫严重下垂，浑身毛发又长又乱，长满了跳蚤、虱子。以往，文军红不大留意街上的流浪狗，但那只受伤的京巴犬病恹恹地趴在楼梯角落里，低声呜咽。“京巴犬很可爱，大眼睛，小鼻头，乖得不得了。”文军红心疼这只京巴犬，带它去宠物医院治好病，养在自己家里。“特别乖巧懂事，通人性。”女儿喜欢得很，给它取名“文静”。京巴犬陪伴了母女9年后离世，从那以后，她对身边的流浪狗变得敏感起来，“看到了就不忍心走开，总往家里带，每只狗都跟我的姓”。
文军红是单亲妈妈，带着女儿和父母同住在单位老旧的宿舍楼里。起初，父亲夸她是“救狗英雄”，但当家里收养的流浪狗达到6只时，父母有些不悦了，睡眠也受到了影响。文军红背着家人，租了附近电力学校废弃宿舍一层楼的三个房间，专门收养救回来的流浪狗。没有了家人的约束，她形容自己变得“肆无忌惮”。“心疼啊，想着房子宽敞了，有一口水和遮风避雨的地方给它们就好了。”收养四五十只狗后，狗狗们的吵闹声和异味开始招来周围住户的反对，有人到居委会投诉，有人直接堵住文军红房间的锁眼、给房门喷漆、打电话谩骂她。
二十几年里，她搬了6次家，带着流浪狗从最繁荣的城市中心一次一次往城外挪，每个地方长则住上五六年，短则一两年。搬家是个大工程，必须是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又不能离城区太远，否则不方便采购和送狗就医。如今，救助站已经搬到了主城区边缘的歌乐山里，收养的流浪狗也从四五十只增加到1300多只。
关在笼子里的流浪狗
它们从哪来
文军红的手机就塞在围裙侧面的口袋里，电话不时响起，她停下手中的活儿，在围裙上擦擦手，迅速掏出接听。许多电话是发现人打来的，请求她“救狗”。这次，一只金毛犬被遗弃在高速公路旁，已经受伤无法起身。遗弃点离救助站有一个半小时车程，天快黑了，文军红心里急，打电话给相识多年的司机，请他第二天一早去把狗接回来，又反复叮嘱发现人务必把狗挪到远离公路的地方。
起初，文军红只是自己在城市里“捡狗”。我说现在城市里的流浪狗似乎并不多见，她对这个疑问习以为常。“那只是因为你没有留心，餐厅门口、景区垃圾桶旁边、公园里，有食物的地方就有流浪狗。”文军红说，大多数流浪狗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相反，“为了多找到一口吃的，它们会尽量降低存在感”。开始收养流浪动物后，她对城市里的这些角落特别敏感，总能听到草丛里小奶狗和小奶猫的叫声。
渐渐地，有人主动把动物“送上门”。她已经习惯了清晨打开门时，看到门口堆着一个麻袋，里头装着刚出生不久的小猫小狗。“许多是附近村民家里的狗生了小狗，不想要了，甩进我的院里。”
收养规模达到200只时，文军红“有了点小名气”，派出所和城管局也主动找她救助流浪狗。沙坪坝区城管局的一位队员江涛告诉我，城市里的流浪狗“是个十几年的老问题了”，沙坪坝区的旅游点磁器口有一条小吃街，常有流浪狗在附近觅食。景区人流量大，游客也担心被狗咬伤，如今每个月大概会有十几个来电反映流浪狗问题。
相比于城区，文军红从农村救回的狗更多。农村人习惯养狗看家，随着近些年大批年轻人到大城市工作，留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留下的老人觉得不需要看家了，又不想养着狗，直接放走了。即使留着，也谈不上照顾，放任它们到处跑。”文军红反复提到，猫和狗的繁殖能力强，自己每次救回流浪狗，都会尽快给它们做绝育。而农村里的流浪狗往往无序繁殖，产生更多无人照看的狗，速度惊人。
她曾到重庆北碚区的一个村子里救过狗。那是一只刚在田埂边产下3只幼崽的流浪狗，村里的小孩玩耍时试图抓走幼崽，被狗妈妈咬伤。文军红赶到村里时，咬人的狗已经被打死，只救回3只幼崽。离开时她提出，自己出钱给村民养的狗做绝育手术。“那些老人不同意，觉得我有‘神经病’，狗还需要做什么绝育？”
志愿者何雯也会往文军红的救助站里送狗。她参与救助流浪狗已经有13年，总结出能够快速救到大批流浪狗的两个地方：狗贩子的大货车，还有正在拆迁的老旧小区和村庄。
文军红的手上有许多被狗咬伤后留下的咬痕
在重庆，高低起伏的土地上很难开辟出新的建筑用地，拆迁成为扩张商圈和城市规划的重要手段。“许多人家拆迁时不愿意带走旧东西。新小区养狗不方便，容易被投诉，物业也不愿意，他们就把狗留下了。”去年，何雯和志愿者们在城区的电测村小苑救出一批流浪狗。电测村小苑紧临重庆的观音桥商圈，拆迁时人去楼空。十几只曾经的宠物狗仍在楼里守着，其中不乏大型犬。附近的居民多次向城管和派出所投诉，何雯和其他志愿者担心狗贩子把狗掳走，联系了几个救助站接走狗狗们，文军红也接回5只中华田园犬。
搬到歌乐山不到两年时间，文军红收养的流浪狗已经从900只快速增加到1300多只。这也是重庆主城区老旧小区拆迁和棚改速度加快的时期，2001至2013年的13年间，重庆改造各类棚户区近2400万平方米，而从2018至2020年的3年间，计划完成棚改1400万平方米，超过之前13年总面积的一半。
文军红救回的流浪狗有不少曾是主人的宠儿，她能快速分辨出来，它们一般是品种犬或是杂交犬，体型小，以白色、咖啡色为主。中国的宠物主数量增长迅速，2018年养宠用户数量是7355万人，到了2019年已经上升到9915万人，同比增长34.8%。城镇里的宠物犬数量达到5503万只，“人狗比”达到15∶1。而伴随而来的，是流浪宠物狗的增加。
“很多年轻人觉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抱着狗逛街，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当他们换一个城市打工，或者只是新房东不让养狗，就随便把狗丢了。”仅仅半个月，她就接到了3只宠物狗，其中一只小泰迪是从一对情侣的出租屋里接回的，两人准备离开重庆回老家工作，“他们说，如果我不要狗，就只能把狗扔掉了”。文军红知道自己被“道德绑架”了，但无可奈何。另外2只不到一岁的小狗仍在住院，是两个年轻姑娘打电话给文军红，声称捡到了受伤的流浪狗。文军红把两只小狗送到宠物医院检查，发现狗感染了犬细小病毒，需要医疗费1万元。她后来才知道，2只小狗其实是小姑娘的宠物。“她们俩刚毕业，在餐厅当服务员，不想出这笔钱给狗治病，又不敢跟我说实话。”
1万元的医疗费对文军红而言，也是不小的负担。今年以来，她还欠着相熟的宠物医院好几万元的医疗费，“院长是个好人，不催我，但欠钱总不能过了年”。
小奶狗无法吃米饭，文军红就泡羊奶喂它
举步维艰
救助站的最大花销是狗的伙食费。即使每天只吃一顿饭，1300只狗仍需要吃掉500斤大米、5袋鸭肝、2锅肉末和若干蔬菜。救助站里只有两个房间用来住人，其中一个房间除了摆放单人床和狗笼，墙角还堆着6摞大米。断粮，是文军红常常忧愁的事情，“夜里梦到狗狗们没有饭吃，自己一下子就惊醒了”。
救助站运转20多年，全由文军红一人负担所有费用。不到100只狗时，她只靠3000多元的退休金就能维系。狗的数量不断增加，场地扩大，救助站也需要人手，文军红花光退休前攒下的积蓄，又卖掉重庆城区的老房子。她掰着手指算了一笔账，每月水电费1万元、伙食费5万元、工人工资1.5万元，每年房租4万元、给狗狗打疫苗3万元、洗澡推毛2万元……她没有把那个庞大的总额计算出来。如今，每个月的进账杯水车薪，只有退休金和女儿打给她的5000元生活费，以及爱心人士不固定的捐款。春节之前，她还要还清拖欠工人们10个月的工资及医院里赊欠的医疗费。
几乎所有的救助站都面临资金困境。扎根于重庆的动保联盟是一个致力于流浪动物救助的组织，连接个人救助站与爱心企业，将筹集来的捐助物资分配给救助站。运行5年来，川渝地区有超过100家救助站在动保联盟平台注册认证。负责人熊文杰告诉本刊记者，在动保联盟认证的救助基地规模需要在200只以上，大部分集中在400到700只，文军红救助站的规模是少有的庞大。
“虽然叫救助基地，其实背后都是个体在维持，卖房、举债都是常态。”在熊文杰的统计里，95%的基地“非常非常困难，在缺粮的边缘挣扎”。每个月，他会和平台成员轮流给救助站运送物资。“今年给文阿姨的基地捐过米，都是2万斤规模地运，还有一些狗粮，但是仍然差得很远。”
即使负债累累，文军红的救助站与他人相比，仍属于条件较好的。熊文杰印象最深的是在重庆南山区的婆婆白金容，她已经72岁，一个人租住在南山区农村的一处危房里。为了照顾300多只流浪狗，白金容已经卖掉了自己原有的房子，每天还要外出捡矿泉水瓶卖废品。
熊文杰心里清楚，靠救助者个人“倾家荡产”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动保联盟搭建了一个网站，其中有募捐板块，救助基地负责人在网站上实名认证、上传信息后，可以自主发布求助内容。
然而，这对于文军红和许多救助者而言，依然太难了。文军红很少打开，不知道如何在里搜索联系人和转发图片，而白金容甚至连号都没有。熊文杰告诉我，大部分救助站的负责人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能熟练使用的已是少数，更谈不上在平台上提交资料、写求助文案，“他们不会，也没有时间，必须有年轻的爱狗人士长期帮助运营”。
但是，团队运营又涉及更复杂的管理问题。“谁来管理资金？谁来做账？狗狗是捐助的对象，谁来监督资金都用在了流浪狗身上？”熊文杰曾接触过成都的一家收养了700只流浪狗的基地，基地有专门负责运营、募捐的爱狗人士。在一次大额募捐后，运营者卷走了所有募捐款，销声匿迹。与上百个基地对接后，熊文杰依然没有更好的办法。“你会发现，这中间有一个解不开的矛盾。在这个行业里，年轻人很难长期坚持，真正虔诚救狗的人大多年过半百，他们的个人力量无法支撑救助站的发展，也没有能力和精力去募捐和管理资金。”
几位救助者和志愿者都提到，重庆小动物保护协会是重庆市少数能够良性运作的救助站。协会成立于2005年，最初也是个人救助站形式，成立不久后在民政局、农业局登记，成为唯一一家官方注册的机构。何雯曾以志愿者的身份在重庆小动物保护协会服务了近5年，负责活动宣传。“协会成立时间早，起的名字也响亮，很快积累了一批原始粉丝。”在重庆小动物保护协会内部，有救助、领养、宣传等比较明确的分工，何雯的日常工作是运营豆瓣、微博、博客平台，拍摄救助活动的照片，对接企业的捐赠需求。有了政府备案和高曝光度，协会每个月收到的捐款已能支撑日常运转。
但即使筹到了粮款，资源在行业内的分配也很难均衡。何雯告诉本刊记者，小动物协会获得大量捐款与其他个人救助站的艰难维系对比明显，有的救助站提出要求，协会应该把没有使用完的捐款分给其他救助站，但协会没有同意。“不患寡而患不均。做同一件事，境遇完全不同。后来有人到民政局举报协会的资金使用不明，协会当时又拿不出明晰的账目。”何雯说，2009年，重庆小动物保护协会被注销了资质，重庆再也没有官方登记注册的救助站。
熊文杰也知道，“行业里盘根错节，关系复杂又比较微妙”。动保联盟事先统计了对接的每个救助基地流浪狗的数量，算出每月大致的食物消耗量，再把每个月筹集来的有限资源分配到各个基地，“尽量都照顾到”。他开玩笑地说，如果自己私人要给某个救助站捐款，还要“偷偷摸摸，嘱咐对方不要让其他救助站知道”。
何处是归宿
11月13日，我第二次到达文军红的救助站。聊天中，工人把文军红唤进厨房，给一只刚救回的流浪狗喂食。过了许久，文军红才从厨房里出来，左手拿着大瓶碘伏，右手不断地淌血。她从笼子里拿出狗盆时，流浪狗误以为食物被夺走，咬伤了她。她的右手虎口和食指上有两个很深的伤口，中指和小指上是两道咬痕，皮肉已经翻出。文军红显然很有处理经验，在水龙头下冲洗了好久，再用碘伏擦一遍，“被狗咬了就要多流血，把病毒排出来，不然会肿起来”。咬人的狗还没来得及打狂犬疫苗，她需要到城里的三家医院分别打破伤风疫苗、狂犬疫苗和狂犬球蛋白。
每救回一只狗，文军红都要带到医院打疫苗、洗澡推毛。许多流浪狗还有严重的皮肤病，除去身上凌乱的毛发和跳蚤、虱子后，才能看到皮肤上的疮口和脓包。每年4月中旬，是流浪狗们一年一度洗澡的日子，文军红请来美容院的师傅，帮自己一起给狗狗们洗澡、剃毛。
阳光和自由，是救助站里流浪狗的奢侈品。难得遇上重庆放晴，文军红把大门关紧，让狗狗们到院子里撒欢玩耍。不到100平方米的院子无法同时容纳1300只狗，只能轮流把狗放出来，但直到太阳落山还是难保每一只狗都出笼溜达过。她觉得，救助站还是太小了，如果能把周围的几亩地开辟出来，就能宽松得多。
不过，文军红的场地在白金容看来已经“十分宽敞”。白金容一个人照顾救助站里的300多只狗。房门打开时，屋里浓重的异味瞬间冲出房间，即使我们戴着口罩也难以抵挡。和熊文杰的描述一样，白金容的救助站是两层的土砖房，本就狭小逼仄的屋子全被狗笼占满，属于人的物品只有一把椅子和一个煤气灶，她只能在房间过道里摆一把老旧的椅子，每晚坐在椅子上睡觉。后院的狗栏完全接收不到阳光，白金容拉动老式灯绳，依靠灯泡昏黄的灯光，我才勉强看清，每个狗栏里挤着二三十只狗。这里的狗精神状态不如文军红救助站的，也更暴躁，甚至从笼子里伸出嘴撕扯着路过者的衣服，把衣服口袋都咬烂了。
显然，这样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已经很难维系300只流浪狗的生活。白金容的救助站是动保联盟的重点救助对象，但熊文杰也说不清楚，苦苦支撑救助站对于白金容和这些流浪狗而言，是好是坏。“让狗狗住在救助站里，是对的吗？但不把它们关在救助站里，城市里的流浪狗能去哪儿？谁能保证它们不伤人、不传播疾病？”
许多救助者认为，流浪动物是伴随城市发展而来的越来越明显的一个问题，希望政府能拨款救助流浪狗。在国内，只有青岛市有所行动。2014年，青岛市犬只收养服务基地启用，政府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招标，委托社会有相关管理经验的公司进行运营管理。不过，这一模式并没有被其他城市复制。何雯记得，自己在5年前就曾与其他志愿者联合向重庆市政府和民政局提过建议，得到的回复并不乐观，但也说服了她：“政府的拨款是所有纳税人的钱，凭什么要求所有市民为少数人的弃狗行为买单？这样会不会让弃狗变得更随便？”
如今，文军红救助站里的狗狗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但她总舍不得把狗送走。对于领养，她有严格规定：知根知底的熟人、稳定收入、固定居所、有爱心耐心、接受定期回访……这几乎是所有救助站对领养者的要求。一位曾经从救助站成功领养过猫的市民李晓阳告诉我，自己“太想要一只猫了”，虽然能理解对方的资格审查要求，但详细的审查和定期上门回访还是让她“有些恼火”，“容易消磨人的热情，有隐私顾虑，而且占用的时间很多”。熊文杰也替文军红着急：“只进不出不是个办法。文明养犬当然是解决问题的根源，但那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今年冬天又是救助站一道难跨的坎。重庆多雨湿冷，文军红用褥子和棉被罩在狗笼上，或是用薄木板钉住其中的一面。她怕狗受凉，每进到一个房间，都要把狗笼上的棉被扯平盖好。救助站物资告急，大米还有110袋44斤装的，大概能坚持10天。卖房的钱已经花光，即使不考虑拖欠的工资和医疗费，每月的微薄进账连水电费都难以支付。“电费拖欠不得，没有电烤扇取暖，许多小狗就会感冒发烧，已经没有钱给它们看医生了。”
在医院里，文军红拒绝花50元冲洗伤口，反复向医生说明自己已经用碘伏消毒了。医生嘱咐文军红，半年内记得打三针破伤风疫苗，缴费500元。她拿着缴费单出门后，又折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是三针500元还是每针500元？”得知是三针的价格后，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朝我笑笑，说：“我以为每针500元，那就不打了，1000多块钱够所有的毛孩子吃一天饱饭了。”（文中江涛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