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周青铜器中，有一个平常很少有人注意到的类别：弄器。山西青铜博物馆中展出了数件弄器，以小型器为主，大约认为这类做工精致、与鼎簋尊卣等常见礼器有别的青铜器是日用器的一种，平时供贵族把玩。
山西青铜博物馆中的展板
如果凭当代的目光，这些小型器确实很容易被当做陈设、装饰品，唐兰说这种弄器“皆指宝物之足以供玩赏者，异于寻常服用暨祭器、明器之类也”，几乎成为定论。黄铭崇观点与唐兰类似，李零则说“弄器，当与吃喝玩乐等奢侈享受有关”、其特点“一是常在手边把玩，不是供在祠庙；二是赏心悦目，观赏性强，有时胜于实用性”，都强调了它的非实用性。
但是关于“弄器”的问题并没有就此全面解决了。再仔细审视这个问题，会发现它可能很有再探讨的必要。
（一）小型器就意味着弄器?
弄器是什么样的青铜器？有一种看法，认为弄器就是比正常尺寸更小、难以完成应有功能的小型器。比如在山西青铜博物馆中陈列的弄器，均为精巧细致的小型器：
窃曲纹醽，春秋，闻喜县上郭墓地27号墓出土，山西青铜博物馆藏
四轮方盒，春秋，移交，山西青铜博物馆藏
目前被认为是弄器的青铜器，除了子乍弄鸟尊之外，最著名的是从陕西韩城梁带村发掘出土的一组六件“弄器”，包括镂空方盒、双层方鼎、贯耳罐、圈足匜、单把罐、小鍑。它们被摆放在东侧棺椁之间靠近墓主头部的位置，青铜礼器则置于椁室西南角，可见其与常见的礼器有别。发掘者“因器形甚小，做工精致，推测为墓主生前玩弄之器，故以‘弄器’称之。”（见《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6发掘简报》）。
双层方鼎、贯耳罐、，图片来自《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6发掘简报》
圈足匜、小鍑，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6出土
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青铜弄器就是娱乐性质的青铜器，比如兰娟在《先秦制器思想研究》中认为“子作弄鸟”尊和“子仲姜盘”都是弄器。在用子仲姜盘“作盛洗接水之时，使用者不仅可欣赏到生动的造型，还可把玩拨弄，无疑充满了活跃的生活情趣。”
子仲姜盘，现存于上海博物馆
那么，这些器物是不是在商周时期就作为弄器呢？这要从青铜的自铭来看。
李零在《说匵—中国早期的妇女用品:首饰盒、化妆盒和香盒》（《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3期）一文中梳理了目前发现的、自铭带“弄”字的器物，总共列出10件。虽然有个别遗漏，比如1987年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还出土有一件自铭有“弄”的簋（口径14.2、通高10.6，比正常尺寸偏小），但这不影响李零对弄器作出的判断。
图片来自《1987年夏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的发掘》
图片来自《1987年夏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的发掘》
李零把他所列出的十件器物归纳为四组：第一组为殷墟所出两件器物，很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这是商王所作；第二组是洛阳所出的两件天尹铃，可能是东周的官员所作；第三组是一件鲜虞(铭文作“鲜于”)的器物，做工考究，在铜壶中属于正常尺寸；第四组是知氏(晋六卿中的知氏)之子的器物，除了“君子之弄鬲”略小，其他都是正常尺寸，比如天尹钟“与一般的铃大小相似”，著名的子乍弄鸟尊高为26.5厘米，与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前期（弓鱼）伯墓等地出土的鸟尊相比，并不算小。“君子之弄鬲”，通高14厘米，宽18.4厘米，口径15厘米，这个尺寸是大于山西青铜博物馆展出的大多数弄器尺寸的。
李零列出了两件自铭有“弄”的智君子鉴，这两件铜鉴均制作于春秋战国之际，1938年出土于河南辉县。器型相同，规格相似，这两件智君子鉴应为一组。一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高22.8厘米，口径51.7厘米，一件藏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高22.2厘米，口径51.5厘米。如果根据尺寸而把规格较小的青铜器归入弄器类，那么想要把玩这两件体积不小的青铜器，不但不方便，而且很吃力。
智君子鉴
也就是说，自铭有“弄”的器物其实可视为正常大小。因此李零说，“弄器可能包括很多小器物，但小不一定是绝对标准”。从上述的铭文有“弄”的器物看，大小与是否为弄器没有关系。
（二）弄器不是祭器、礼器？
唐兰认为弄器是“足以供玩赏者，异于寻常服用暨祭器、明器之类”，这并不是无端猜测。自铭有“弄”的青铜器中，有一件李零认为来自鲜虞的器物：
这件春秋晚期的提链壶被称为杕氏壶，铭文为:“杕氏福□，岁贤鲜于，可(荷)是金契(?)，吾以为弄壶。”郭沫若认为这四句“意谓杕氏岁时贡献于鲜虞，得此金属之瓶，故以为弄器焉，而刻辞于其上，用知壶本鲜虞之器。”此处的“弄”常被解释为玩赏。因为《左传·定公三年》中说“君以弄马之故”，这里的“弄”即为玩赏。李零还说，“铭文提到‘弋猎毋后，纂在我车’,说明它是拴在田车上,供田猎游乐时所用的壶。”
这样看来，作为玩赏所用到壶，就应该脱离礼器职能，只是闲暇时把玩清赏。但从目前发现的自铭有“弄”的青铜器来看，却无法证明弄器完全与祭祀无关：
第一，1975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弄器盖（邹芙都称为方觯盖，见《铜器用途铭辞考辨二题》），长6.3厘米，宽5.2厘米，出土位置在一座殷代地穴式房子F11的内部祭坑中。根据发掘报告，祭坑长宽约0.8、深1.08米，弄器盖位于祭坑中的人骨之下。在F11房间内还出土有玉双龟、玉鳖、石鳖等（见《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要说这件器物与祭祀无关，是玩赏之物，恐怕说不过去。
F11平、剖面图，图片来自《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
1975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弄器盖
第二，“王作□弄”卣，旧藏美国纽约的收藏家手中，高20.2厘米，其尺寸和纹饰与商代末期的其他铜卣相似，没有明显差别。商代是神灵崇拜氛围极其浓厚的时代，这种造型、纹饰也具有神圣性，通常不可日用。
“王作□弄”卣
第三，1987年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出土的自铭有“弄”的铜簋，簋内有一块动物肩胛骨，同出的圆鼎、方鼎、小方鼎等青铜器中也都有动物骨骼，在发掘报告中将其归入“铜礼器”内。（见《1987年夏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的发掘》）这有力地说明了自铭有“弄”的青铜器同样会具有礼器功能。
邹芙都还提出，铜剑等是为时人赏玩收藏之物，但恰恰在繁多金文中未见有铭“弄”者，这也从侧面证实“弄”器非为把玩之器。总之，认为“弄”器是为供欣赏玩弄之器、与祭祀无关的观点，还需要再斟酌。
（三）“弄器”或为“奉器”
倘若否定了弄器体积偏小、适合把玩，以及弄器不用于祭祀，属于日常生活用品这两个观点，似乎弄器就缺少了自己明确的内涵——弄器的特征是什么，怎样的器物才能作为弄器，又回到了一片迷蒙的状态。
事实上，对弄器的这种困惑一直都在，各种讨论时有进行。唐兰固然认为弄器即玩器，王人聪却认为，鸟尊、杕氏壶和天尹铃及智君子鉴均为举行祭祀、宴享等典礼所用的礼器，决非供赏玩之物，为“珍惜”、“珍爱”之意，“弄壶”、“弄鉴”即是“宝壶”、“宝鉴”。 邹芙都则根据自铭有“弄”的青铜器中有多件“君子”之器而提出，“弄”有“珍”、“宝”之义，“弄”器为礼乐重器，“弄”器的用途可能与时人为修德而作的宝器有关。邹的观点主要为以下三点：
天尹铃，传出河南洛阳
上海博物馆藏天尹铃
第一，“弄”，从玉，玉因其质地优良及产量稀少，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便被视为珍宝，成为财富地位的象征。弄、玩、珍、宝均从玉义近，具有珍宝之义，此从王子聪之说。
第二，弄，“从廾持玉”，双手奉玉，以示虔敬。自铭有“弄”的青铜器中多有“智君子”之名，过去常认为是智君之子，“君子之弄器”之“君子”为“智君子”之省略，邹芙都提出君子当是贵族之称，并非指智伯的儿子。“君子”有德才能配位，因此，“弄”器的目的是修德。
第三，各种自铭有“弄”的青铜器均为礼乐器，“器以藏礼”，《礼记·礼器》:“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意即礼犹如修身器具，通过礼器的使用，以达盛德。
子之弄鸟尊
邹芙都得出的结论是，“弄”器可能与修德敬德有关。这不失为一种新颖的观点，也有助于将对“弄器”的理解从玩赏之器的旧说中解脱出来。但这种观点仍然是有瑕疵的，对“君子”这种人格的强调、对人的道德属性的重视，主要出现在西周建立之后，并未风行在商代。以修德敬德作为弄器的功能，又该如何解释商代的那三件自铭有“弄”的青铜器呢？
李零说，“弄”字，古代训话，解释很一致，不是“玩”，就是“戏”。弄器，当与吃喝玩乐等奢侈亨受有关（见《说匵—中国早期的妇女用品：首饰盒、化妆盒和香盒》）。不过如果追溯到甲骨文和金文中，“弄”则未必就指吃喝享乐。比如下面这幅图片上的卜辞，通常释读为“其烄弄”（合集32288），“烄”的字形像人在火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焚人以求雨的祭祀活动。那这里的“弄”显然与享乐无关，而有非常郑重、非常神圣的意义。何宏波因此说，卜辞中的“弄”字“象双手玩持玉器之形，《说文》曰：‘弄，玩也’，后世多以弄为玩赏之物，又称弄器，显己非其本义。”（见何宏波《先秦玉礼研究》）
既然《说文》所认为的“玩”不是“弄”字的本义，而是引申义，那么，“弄”的本义是什么？
商承祚在《说文中之古文考》中认为：“弄字金文凡三见，一鸟尊，二杕氏壶，三即此钟（按：天尹铃）。弄当为奉之本字，言其形从一从玉，言其义，两手奉玉，有兢业敬慎之意。……三器制作花纹皆精美，决非玩器可知。”马叙伦也说，《诗经》中的载弄之璋、载弄之瓦即奉璋奉瓦。李孝定认为，“奉从丰”，“象草木形，与玉绝异，”“丰”的甲骨文字形与“玉”的字形相差太多，因此否定了商承祚的观点。汤馀惠则指出：“商代甲骨文玉字作丰、羊等形，西周金文通作王。”这就肯定了商、马（以上见李圃《古文字诂林》第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第196-197页）。
商承祚所见自铭为“弄”的器物只有三件，目前已经增加到十余件，但他所指出的“弄为奉之本字”仍然适用。那么，这些青铜器上的“弄”就是应当供奉、贡献之意，“天尹作元弄”就是“天尹作元奉”，“吾以为弄壶”是由于此壶为杕氏岁时贡献而得名，“君子之弄鼎”就是“君子之奉鼎”，“智君子之弄鉴”就是“智君子之奉鉴”，“子之弄鸟”就是“子之奉鸟”——至于这些鼎、鉴、鸟尊是奉献给神灵还是先祖，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君子之弄鬲，图片来自故宫博物院网站
（四）结论
根据所出土的自铭为“弄”的十余件青铜器进行考察，结合对先秦“弄”字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所谓“弄器”，即“奉器”，为贡献、供奉之器，与通常所以为的“常在手边把玩，不是供在祠庙”不同，除了杕氏壶等个别情况之外，它应当是作为礼器使用的，其供奉对象为神灵之类。
同为礼器，弄器与其他青铜器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所谓体积更小、观赏性更强这种观点是靠不住的。除了铭文以外，想通过各种标准把弄器从青铜器中划分出来，成为一种单独的青铜器类别，恐怕难以实现。
以上为本人管见，还望方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