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数字29”最近走红网络。事情的起因是2020年8月30日山西襄汾一饭店坍塌，导致29人死亡。半年前的3月7日福建泉州市发生的欣佳酒店坍塌事故，死亡人数也是29人。

“阴谋论者”认为“29”在这类重大事故中频频出现并非巧合，而是利用节点数字的“技术处理”。主要理由是，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规定，造成3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属于最高等级的特别重大事故，根据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而死亡人数29人属于重大事故，则由省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显然，这一级之差对事故的后续调查处理会有重大影响。

“29”确实是一个节点数字，年内两起引人瞩目的安全事故在死亡人数上的巧合，也确实让人生疑。

那么，“29”的“超低空飞行”是巧合，还是另有“处理技巧”的结果呢？理论上讲，这也不难验证。如果是后一种情况，“29”在历年重大事故中会不自然地频繁出现，而这也是“阴谋论者”所主张的。

为了一探究竟，我在网上找了近十年来特大、重大事故的资料查找线索，主要信息来源是安全生产领域的期刊以及相关研究论文对历年重大事故的数据统计。

从我所见的数据看，“29”并未频繁出现，很多年份里一次也没出现。在“中国安全生产网”对“死亡人数29人”的检索结果是，除了今年这两起事故外，最近一次涉及“条例”节点数字“29”的安全生产事故，仅有2012年2月28日河北赵县克尔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的爆炸事故。历年重大事故死亡人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11人和12人，与29也相差甚远。从这些信息推断，“29”并不神秘，也没有刻意规避节点数字的明显迹象。从情理上看，通过“技术操作”规避“29”条件也较为苛刻。死亡人数在29人以上，但又不能超过太多，才有“规避”的可能，这个空间绝非想象中那么大。

但是，我也不能得出“神秘数字29”纯属臆想的结论，这是因为公开可见的历年事故信息、统计汇总都不是正式的官方统计。在网上公开的信息中，只有历年事故发生次数、伤亡人数总数的正式统计结果，并没有重大以上等级的事故记录罗列。比如2019年1月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孙华山在接受采访时提到2018年发生了19起重特大事故，其中仅一起经济损失巨大但没有人员伤亡的特别重大事故。这组数据可以在多种政府报告、总结中找到。但是，18起重大事故到底是哪些、死亡人数多少，就没有统一的权威公开信息。由此看来，缺乏细致而权威的统计数据，是“神秘数字29”之类论调流行的主要原因。从中不难发现，2007年《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实施后，我国的生产安全管理水平有了很明显的进步，但是在信息公开化方面没有配合到位，以至于公信力受到怀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野蛮生长”的阶段，大量生产安全事故爆发，引发公众普遍不安。2005年前后，中国生产安全事故爆发达到了最高峰，《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条例的精髓所在，是清楚地划分了事故等级，并有相应的调查主体、调查程序。这一举措无疑是有效的，相关研究显示2005年至2012年我国生产安全事故呈波动下降趋势，至2012年后事故死亡人数趋于稳定，近年来更有进一步的下降。2005年全国发生重特大事故134起，2018年仅发生19起，下降幅度达到了86%，进步非常显著。但是，公众对生产安全的焦虑感似乎并没有相应的改善，关键还是担心事故瞒报。公众的焦虑和怀疑源于这类信息披露、舆论监督的机制还不够完善、不够健全。

一系列法律法规对事故瞒报都有严格要求，但是对事故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缺少刚性约束。媒体报道受阻的消息时有耳闻，一些媒体的事故报道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这次山西襄汾的建筑物坍塌事故，竟然把报道聚焦于老人下跪上，引发了社会舆论严重的不满。在事故报道方面，媒体报道还有改进的必要。

而政府部门的信息披露又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事故结论的新闻发布会开完就到此为止了。在相关政务公开中，系统整理的信息缺位，事后检索不便，让人难窥全貌。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的“神秘化”才会让公众疑窦丛生。

其实，对生产安全领域的心态大可阳光一点。生产安全事故是人类经济活动不得不面对的“副产品”，可以尽最大可能限制，却不可能消除。具体事故具体分析处理，是为了妥善善后，也是为了亡羊补牢、改进安全工作，而不是杀一儆百、甩锅卸责。只有信息更公开、更透明，才能获得公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才能保证生产安全管理的有效性。在生产安全管理领域，信息及时披露、媒体有效报道方面，也需要相应的制度建设和法律法规保障。

“神秘数字29”不是不解之谜，而是信息透明度不够的表征。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江东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