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上瘾症和抑郁症的伦敦私人诊所Lifeworks的高级临床医师菲利普"约瑟琳（Philip Joslin）相信，裁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生存问题。它还威胁到人们的个性。”

　　随着经济放缓，人员被裁，伦敦金融中心接受精神病治疗的人数正在攀升。提供精神病私人治疗服务的Capio Nightingale Hospitals首席执行官马克-比德尔（Mark Beadle）表示，到其诊所治疗抑郁症或焦虑症的伦敦金融城员工数量已增长30%至40%.

　　然而，裁员造成的心理影响不仅局限于那些被裁员工。伦敦中部私人诊所Haswell， Martin& Rose的临床医生兼合伙人克里斯廷"马丁（Christine Martin）表示：“裁员带来了很多问题——对于失去工作的人，对于没有被裁的‘幸运者，以及负责裁员过程的人力资源专业人士等。”

　　银行人士面临的压力最大，因为金融服务业正处于低迷的核心。投资银行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预测，2008年至2009年期间，信贷危机造成的附带影响，可能导致伦敦金融服务业多至4万人失去工作。

　　Lifeworks负责人堂-瑟拉特（Don Serratt）表示，金融服务业的文化让员工更容易在经济低迷时期感到极度焦虑。瑟拉特曾是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和奥地利信贷银行（Creditanstalt Investment Bank）的银行家。他表示，伦敦金融城吸引了才干出色且工作努力的优秀人才。“一些人认为，无论情况好坏，地球都绕着他们转。当环境好时，他们感觉自己像是宇宙的主人，但当泡沫破裂，他们则很难接受。这可能是破坏性的。”

　　他发现，今年前6个月，报名参加其“受损专业人士”项目的人数比一年前增加了20%.参加这种住宿课程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担任高级职务的伦敦金融城员工。

　　但随着金融服务以外的行业也开始裁员，裁员将给整个经济体内的人都带来问题，不仅仅是金融城。它常常令人们对自我产生怀疑。马丁表示：“除了经济忧虑外，裁员还提出有关存在的问题。换言之，如果不工作，那么我是谁呢？”

　　工作场所的剧变会削弱员工的安全感，尤其是在裁员不是一次性的时候。马丁表示：“就连那些逃过第一劫的员工，也会对自己的工作是否安全感到不确定。他们担心的是‘这就完了？’”

　　《金融城的弗洛伊德》（Freud in the City）一书的作者、瑞银（UBS）投资银行部门前副董事长、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曾孙大卫"弗洛伊德（David Freud）表示，工作场所权力网络的任何变动都可能令人非常不安。“在繁荣时期掌权的人不是那些在衰退时控制局面的人。突然之间，掌权者变了，你所有的网络都变得不确定起来。”

　　“你不得不向不同的人解释你决策的合理性。这是一场彻底的转变，你感到无法控制。在上升时期的宇宙主宰如今变得极度敏感，因为他们所有的权力基础都已丧失。”

　　这可能还意味着，员工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工作量。Capio Nightingale Hospitals医疗主任、上瘾症主治精神医师威廉-沙纳安（William Shanahan）并不认为，我们被“信贷紧缩抑郁流行病”控制了，但他表示，他的许多客户工作更加努力；一些人“拚尽全力”，这可能造成“皮疹甚至短暂瘫痪”等身心反应。

　　他表示，科技夸大了更努力工作的潜力：“黑莓（BlackBerry）和手机意味着，人们没有很好地管理自己的时间。他们甚至在假日都不能放松，这可能影响到他们与家人的关系。”

　　马丁称，一些保住工作的人存在“幸存者负疚感”。尽管她没有将这类问题与重大灾难幸存者所受到的创伤划上等号，但她表示，它会对人们造成影响，“让人们对自我价值产生质疑，问自己为何获准留下来，而其他人要则要离开”。

　　它可能还会带来被排斥的感觉。“在大公司，留下来的员工和即将离开的员工之间存在一堵墙，”她表示。“幸存者被排除在磋商过程之外——很高兴如此，但留下来的人和可能失去工作的朋友之间出现了障碍，因此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共处。”

　　在企业发生大规模变革的时期，管理者经常成为员工发泄愤怒的目标。这可能令那些经验欠缺的管理者感到意外——知道可能裁员是一回事，真正去做则是另外一回事。就像马丁所说：“背负着人们生活的责任可能令人不堪重负。这种感觉也可能非常个人化，特别是如果你失去的是自己喜欢的下属，或者员工反对裁员决策并将他们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你的身上。”

　　瑟拉特表示，一位患有严重焦虑症的经理最近提前离开了治疗班，重返工作岗位。“他负责裁员。他对每个人都深感内疚，认为自己应该对他们负责。这根本不是他的错。但他无法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更大机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