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红楼梦》与《韦尔奇自传》一样逐渐引起管理界的重视，让人不禁为曹老感叹：生前一贫如洗，身后却留了一部养活无数后辈的著作，本来局限于红学，现在竟蔓延到管理阶层—或许，这就是古为今用？

　　王熙凤英美派的利润文化

　　应该说，在处理宁国府内部事务时，王最出色地表现了她的管理才能。首先，王对宁国府做了一次内部摸底。她发现宁国府这台机器存有5大弊病：“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二件，事列专管，临期推诿；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能服管束，无脸者不能上进。”

　　既然是国企通常的五大弊病，王决定采用铁腕政策。一到宁国府，她就发表了措辞极其强硬的就职演说：“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诸事由得你们。再别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么样’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一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清白处治。”

　　根据这一思路，王开始制定规则，定岗定编、强化监管，并立即收到了效果，宁国府的内部环境也迅疾改变了。由此可见，王的权威性确实很强。周汝昌对她的这一手曾题诗：“五弊先除理要端，迟来一刻法难宽。人人服了真材器，治国齐家同样看。”

　　然而，同样是这个王，在给贾母理丧时却出乎意料的不顺畅。既调不动人，也调不动钱，只得哀求众人：“大娘婶子们可怜我吧！我上头挨了好些说，为的是你们不齐截，叫人笑话。明儿你们豁出些辛苦来罢！”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得到理解，直被气得“眼泪直流，只觉得眼前一黑，嗓子一甜，便喷鲜红的血来，身子站不住，就栽倒在地”。

　　究其根源，王在管理宁国府时威重令行，而给贾母理丧时却声名扫地、指挥失灵，是因为王的权威主要依靠贾母这老董事长和娘家做靠山。一旦靠山倒了，王的权威便马上土崩瓦解。而且王任职期间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盘剥众人，在贾府上下积怨极深，毫无人缘。对于这一点，她本人也意识到了：“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毒了。也该抽回退步，回头看看。”

　　通读《红楼梦》，可以发现王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权威，王仅仅是董事会依照自己的喜好任命的一个行政总裁，有的仅仅是董事会赋予她的一时的权势而已。靠山一倒，便寸步难行，这些都于她的管理才能无关。

　　王的管理哲学在一定程度上颇似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英美模式）——其表征行为就是股东利益至上。股东利益优于雇员利益。对于股东而言，公司被认为主要是专门通过投资为其谋取利润和使其资本增值的工具； 对公司雇员而言，公司不是为其谋取福利的福利机构。在以贾母（董事长）为中心的王眼里看来，公司资产和股东价值在公司中是占主导地位的，财产权优先于其他任何权利。这种公司需要的环境就是“股票资本主义”环境，其企业文化就是“利益文化”、“利润文化”，还有“股票文化”。

　　贾探春德日派的莱茵体系

　　《红楼梦》第五十六回，完整地描绘了发生在大观园里的经济改革故事，并塑造了与王完全不同的管理者贾探春和薛宝钗。

　　为了克服贾府的经济危机，贾凭借自己对当时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市场经济的敏感，大胆地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改革举措：采用公开竞标的方式，把大观园分包给园中的老妈子们。这样一来，一个消费性的大观园就被改造成了一个生产性的包产到户的种植园，捉襟见肘的贾府经济也因此找到了一个新的增长点。

　　对于贾的经济改革，薛予以形式上的支持，而在指导思想上，两人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贾对她的改革相当自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如下口号：“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穷尧舜之辞，背孔孟之道。”在她眼里看来，既然经济改革的目的在“利”，那么打出“背孔孟之道”的旗号就是顺理成章的。对此，薛宝钗则尖锐地指出：“你（贾探春）才办了两天的事，就利欲熏心。”继而还指出，“若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世俗去了。”

　　薛实质上希望以孔子的“义利观”来作为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而否定单纯的商业利益，以防止改革中出现一些她不希望看到的事，比如世风日下、物欲横流、人心不古。仅以此而言，薛的思想无疑是理想化的乌托邦。即便放到今天，这样的否定依旧被人们证明是痴人的一相情愿罢了。

　　尽管贾塑造的核心竞争力受到了薛的严厉批评，但她根本不想去扭转，当然这也是作为一个企业家或管理者应有的固执。而且贾强调承包的种种好处也足以对抗薛描绘的理想蓝图：“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了，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成年家在园中辛苦；四则也可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并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未为不可。”

　　从职位上讲，贾是大观园物业公司总经理，而薛不过是一个未被官方承认的私人顾问兼业主，而薛对承包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有着自己的考虑：能够直接承包并得到好处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心里仍是不服。如果不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承包就可能因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遭遇种种意想不到的挫折，但薛也仅限于给出一个建议：承包者年终时拿出若干吊钱来分给也在园中辛苦的老妈子们，让她们也能分享改革的成果。

　　她对承包者说：“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发说破了。你们只顾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支花儿，你们有冤案还没处投呢。他们也沾带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的，他们就替你们照顾了。”

　　薛这一越权的决定，不仅兼顾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也为承包者的经营提供了新的保障。

　　贾与薛这对组合代表的是莱茵体系，或说是日德模式。与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相反，该体系是非“金融化”与非“股票化”的典范，其企业文化核心内容是“造物文化”。

　　在这个体系内，以日本为例，其对员工的终生雇佣制、客户关系中的关联交易、非竞争性合作、政府的经济干预作用这4个特征被英国LSE（经济运作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罗纳德。P.多尔教授概括为“一个长期承诺的社会”。该体系内企业建立在双重理念之上：企业效率标准不仅看它给予资本所有者的回报，更重要的还要看它给予消费者、地方和国家的回报，更重要的是给予雇员的回报。由此而形成的团队实体，其精神凝聚力远非依靠合同雇佣劳动的临时集合体可比拟。

　　日德模式所代表的福利资本主义，也可以看作是雇员至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和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股票资本主义相比，是明显不同的。

　　说到底，无论是贾、薛，还是王，当然不具备现代经济学的知识与意识，但对今天的企业管理者来说，对比这几位女性的管理哲学无疑是清朝MBA课堂绝佳的案例。

　　王当政时期，工作对象主要是府内的老妈子们，只需要工作不偷懒，随便什么人来都可以，而贾府这样的深宅大户最不缺的就是干活儿的人，从劳动力角度来看，这就给王创造了最大的肆意空间：反正让你下岗走人还有足够多的老妈子等待上岗呢。

　　而贾与薛当政时期则变成了另外一种体制，包出去的园子如果想保证效益，就要求承租人有能力有思想，这对下人们来说就不是唾手可得的了，因此从制度上这两位小姐开始了人性化管理与考虑，为的就是留住可用之人。

　　王也深知肆意搜刮必然造成道德的亏伤，而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报应是早晚要还的。在《红楼梦》描述的时期，消费市场极端匮乏，王克扣盘剥出的巨额财富除了让自己晚上数着开心一下并没有太多消费需求，但现代企业家积攒出的财富可以让自己心情愉悦的消费就数不胜数了，因此道德的缺失在今天似乎变本加厉了。反观今日国内企业的人事制度，在对人员的使用与盘剥上简直可以用毫无廉耻来形容，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实在太磅礴了，远比王的选择更为丰富，因此也尽可以做比王更加刻薄之事而无需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

　　当“利润最大化”的迷梦散满几乎所有企业家的脑海时，道德与良知就被“市场规律”这无坚不摧的磐石碾为齑粉了。

　　细想一下，当下并不匮乏贾或薛之类的制度创新者，高举着“以人为本”的旗号尽量挖掘人才潜力，但与大观园完全不同，拥有巨大潜力可供企业挖掘的人才在中国一样是汗牛充栋，所以最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可悲的结论：在现代，贾（探春）或薛（宝钗）比之于王（熙凤）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