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个作家在家写书时,他的四岁儿子吵着要他陪。作家很烦,就将一本杂志的封底撕碎,对他儿子说:“你先将这上面的世界地图拼完整,爸爸就陪你玩。”过了不到三分钟,儿子又来拖他的手说:“爸爸我拼好了,陪我玩!”
作家很生气:“小孩子要玩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说谎话就不好了。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拼好世界地图!”
儿子非常委屈:“可是我真的拼好了呀!”
作家一看,果然如此:不会吧?家里出现了神童?他非常好奇地问:“你是怎么做到的?”
儿子说:世界地图的背面是一个人的头像。我反过来拼,只要这个人做好了,整个世界就完整了。
故事蕴涵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做事先做人,做人做好了,他的世界也就好了。
做事先做人、做企业先做人的道理人们经常提到,但做人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除了知恩图报的内容之外,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大概是诚信了。
顾名思义,诚信是诚实和信用的概括。诚实实际上就是要做到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不虚假,不伪善、言行一致;信用则表现为履行责任、兑现承诺。
春秋战国时代的鲁国,有个宝贝叫作岑鼎,是鲁国的镇国之宝。
鲁国和齐国发生战争,因为后来战事不利,鲁国国君只得派出使者,去向齐国求和,齐国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要求鲁国献上岑鼎以表诚意。
鲁国的国君很是着急,不献吧,齐国不愿讲和;献吧,又实在舍不得这个宝贝,如何是好呢?左右为难之际,有个大臣出了个主意:“大王,齐人从未见过岑鼎,我们何不另献一只鼎去,量他们也不会看得出来。这样既能签订和约,又能保住宝贝,难道不是个两全之策吗?”鲁国国君拍手称是,大喜道:“就照你说的这么办!”
于是,鲁国悄悄地换了一只鼎,假说是岑鼎,献给了齐国的国君。
齐国国君得了鼎,却一点也不信任鲁国。他思前想后没有法子,只得召集左右一起商量。一位大臣出点子说:“鲁国有个叫柳季的人,非常诚实,是鲁国最讲信用的人,毕生没有说过半句谎话。我们让鲁国把柳季找来,如果他也说这只鼎是真的,那我们就可以放心地接受鼎了。”齐王同意了这个建议,派人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了鲁国国君。
鲁国国君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得把柳季请来,对他把情况讲明,然后央求他说:“就请先生破一回例,说一次假话,以保全宝物。”柳季沉思了半晌,严肃地回答道:“您把岑鼎当作最重要的东西,而我则把信用看得最为重要,它是我立身处世的根本,是我用一辈子的努力保持的东西。现在大王想要微臣破坏自己做人的根本,来换取您的宝物,恕臣不可能办到。”
鲁国国君听了这一番义正辞严的话,知道再说下去也没有用了,他自己也非常惭愧,就将真的岑鼎献给了齐国,签订了停战和约。
柳季用实际行动捍卫着诚信,表明无价的诚信是任何宝贝都不能相比的,教育人们无论何种情况下,人都不能放弃诚实信用这一做人的根本。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言忠信,行笃信,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信,虽州里行乎哉”; “人之所以为贵者,以其有信有礼;国之所以能强者,亦云惟信与义”;“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诚”;一言九鼎;言出如山;尾生抱柱;讲信修睦;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许人一物,千金不移; “言必信,行必果”;“诚实贵于珠宝,守信乃人民之珍”;“诚实立身,信誉兴业” ……常见的这些话,可以说明诚实信用实乃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的美德。
然而一些外国人却偏偏认为我们中国人诚实信用观念淡漠。举世闻名的孟德斯鸠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一书里,就认为: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得欲……,中国人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中国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
孟德斯鸠的看法真称得上是一种“侮蔑”。就他所说的秤而言,每杆秤都有一个定盘星。 “定盘星”就一直有公平、公正、公开之意。而历史上的老秤,十六两为一斤,在秤杆上有十六个刻度,每个刻度代表一两,每一两都用一颗星来表示。据说秤杆上的七颗星是代表北斗星,六颗星代表南斗星,除这十三颗星外还余三颗星,分别代表福、禄、寿三星。如果商人给顾客称量货物少给一两,则缺“福”;少给二两,则表示既缺“福”还缺“禄”;少给三两,则“福” 、“禄”、“寿”俱缺。我国古代诚信的商业文化由此可见一斑。而关公至今仍被许多中国商人私下供奉,也是中国商业文化崇尚诚信的明证。
我们尽可以找出更多的依据来批判孟德斯鸠的偏见,但我们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组织和个人许许多多时候缺乏诚信,以至大家不时草木皆兵的事实却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重视。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诚信与否无疑是一种基于包括预期和潜在因素在内的收益和成本的判断和选择。如果诚信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准则,那么不诚信的事情也许永远无法杜绝。王鑫先生在博弈论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只有信仰才能把人从盲目自私中拯救出来,那么我们每个组织、每个人又如何坚持和发扬诚信这种至高无上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