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手下有四个“徒弟”，每天在她的指使下“上班”；当天完不成“任务”的，轻则遭呵斥，重则遭毒打—— 　　“神秘乞丐”邀约记者 　　本月上旬的一天，记者接到一个用手机打来的电话。对方自称是一名“职业乞丐” ，想给记者提供一个“丐帮内幕”的新闻线索。但为了不暴露自己，他表示不想见记者，要记者按照他提供的线索，自己去暗访，采访中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电话联系，他提供咨询和“指导”。 　　他说，在武昌武泰闸井岗村居住着一个靠卖唱行乞的“丐帮部落”，共有20多人，他是其中一员。他们每天早上6时到7时在井岗村公交站乘车，开始在公汽里“上班”，下午5时左右“下班”。一般都是两人一组外出行乞，平均每人一天可以讨到100多元。 　　他特别叮嘱，一个绰号叫“洪七婆”的中年妇女是个小“帮主”，非常刻薄凶狠，常常打骂手下的人。要想了解“洪七婆”的内幕，可跟踪一个30多岁双手残疾的男子和一个13岁的小女孩，他们是一对“搭档”，在公交车上唱歌乞讨，给“洪七婆”“打工”。 　　次日一早，记者来到武泰闸井岗村公交站街道对面，等待乞丐出现。 　　冬日的清晨，寒气袭人，公交站前，开始聚集上班的人群。6时30分左右，记者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便给“神秘乞丐”打电话。 　　“你莫急，我已看见你了，今天天气冷，他们可能出来得晚一些。等一会儿他们出来，我就给你打电话。” 　　7时15分，记者的手机响了起来，“神秘乞丐”说：“现在出来了两个乞丐，他们是一对‘搭档’。” 　　记者远远看见一个双腿从膝盖截肢的男子背着电子琴，和一个扎着两个翘翘辫的女孩向公交站走去。“你要跟踪的不是他俩，他们是最吃苦的一对，每天最早出去，最晚回来。他俩有个目标，一天不讨到400元不回来。”不多时，记者看见他俩上了556路公交车，向武昌火车站方向去了。 　　10分钟后，从井岗村方向走来两对打扮相似的乞丐。途中，一个身体略有残疾的中年男子拿着报纸跟他们寒暄了几句后，又走向了路边围墙一角。几秒钟后，记者的手机响了：“你要暗访的就是走在后面的那一对，男的双手残疾，背电子琴的女孩叫‘蓉儿’，跟在后面的中年妇女就是‘洪七婆’，你就跟踪他们吧。”　　通话完毕，中年男子又出现在记者的视线里。记者判断那男子就是“神秘乞丐”。 　　7时40分，“洪七婆”向另两个小女孩交代了几句，小女孩不停地点头。然后，“洪七婆”随着记者要跟踪的那一对“搭档”上了开往阅马场方向的556路公交车。记者也跟着上了车。 　　开车不久，“神秘乞丐”来电说，他坐在后面一趟公交车上，记者有什么需要帮助，可以给他打电话。但他不会马上接听，随后会给记者回电话。他解释道，乞丐“工作”时接手机“影响不好”。 　　“乞丐”月讨三千 　　此时正值上班高峰，车厢里挤满了乘客，公交车一路颠簸，他们三人拥在一起，没有唱歌乞讨的打算。 　　车到大东门，“洪七婆”拿出一红色翻盖手机打电话：“你们可以上车了……”大约是吩咐另外一组注意些什么。十多分钟后，车到阅马场，残疾男子和“蓉儿”下了车。“洪七婆”没下来，随车向汉口方向去了。 　　8时10分，“蓉儿”和她的“搭档”上了一辆790路空调车，记者紧跟其后。这辆车不算拥挤。上车约莫1分钟，“蓉儿”走到车厢前面开始演戏。 　　“蓉儿”用可怜巴巴的语调说：“各位大叔大婶，我妈是残疾人，我爸早就死了，我们兄妹俩生活很惨，你们可怜可怜我们吧，现在我们就开始唱歌。”说完，残疾男子放音乐，“蓉儿”唱歌。其间，男子伸出残疾双手，逐个讨要，乘客中有掏1元的，有给5角的。这一趟，大约讨了十几元。 　　车到汉阳古琴台，他们换乘536路空调车，记者跟着上车。同样的一幕开始—— 　　“蓉儿”带着哭腔说：“各位大叔大婶，我们家里穷，兄妹俩生活很惨，请发发慈悲，给点零钱，我们给大伙唱歌。”许多乘客出于无奈掏钱。这一场，他俩又有十几元的进账。 　　几经换乘，他们到了利济北路，两人下车后来到街边一角，东张西望后，一起数钱，将纸币分成一扎一扎用橡皮筋扎好，硬币则用报纸包起来。收拾完毕，二人进入巷子里面过早去了。 　　记者跟踪发现，整个上午，他们专门换乘高档公交车，每次讨得钱后就下车。到上午11时许，这对“搭档”的收入已过百元。 　　中午时分，他俩来到马场角，在一路边花坛处，记者发现“洪七婆”正在那里等候。“蓉儿”和残疾男子走过去，将小黑包里面的钱交给了“洪七婆”。不多时，早上和他们一起出来的另外一对“搭档”也来了，同样是来给“洪七婆”交钱。“洪七婆”接过来快速点了点，表情突然严肃起来，随后对他们数落了一番。“蓉儿”躲在一边做鬼脸。 　　然后，五人一起去了一家简陋的街边快餐店，点了一荤三素，花了约20元钱。 　　下午，两组人马再度分头出动。记者观察发现，他们挑选讨要的对象时多有“讲究”，重点对象是中年妇女、中学生和老年人；尤其在看上去像是一对恋人的面前，不给钱绝不离开，碰到有些乘客只给一两角钱时，他们则一律拒收，对这些“寒酸”的施舍者，有时还要挖苦两句。 　　下午4时15分，记者跟踪的这一组“满载”而归。一天下来，已有200多元的“进账”。“神秘乞丐”给记者粗略地算了算，他们每人每月有3000多元的收益。而“洪七婆”手下有4名乞丐，保守地说来，一年她有十万元的收入！ 　　记者混入“丐帮” 　　几天的跟踪，记者没有更多的新发现，于是，再打电话给“神秘乞丐”，要求他“指导”。电话那头传来埋怨声：“我天天买你们的报纸，怎么没有看见你写的报道？” 　　记者强调，目前采访到的“猛料”不够多，并趁势“引导”道：“如果不进一步深 入采访，这个报道就无法做下去了。” 　　“神秘乞丐”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妥协了。但他强调，不要在报道中刊登他的姓名和照片，记者满口答应。他说下午5时是他的“下班”时间，到时候，请记者去武泰闸粮油市场门口与他见面。　　当日下午5时，记者身着脏衣、蓬头垢面，按时来到约定地点。果然，“神秘乞丐”就是第一天记者看见的那个中年男子。 　　拐过井岗村一条长长的小巷，从一片屋檐下走过，再穿过一户民宅，“神秘乞丐”带记者来到他家。 　　他说这是他一家三口租住的房子，儿子上学还没有回家。记者看到，室外走廊被当作“厨房”，他的妻子正在做饭。不大的室内摆放着一大一小两张床，床头还有一部电话，整个屋内尽管拥挤，但还算整洁。 　　屋内还坐着另一个残疾人，“神秘乞丐”风趣地说：“他是我的‘同事’，来武汉唱歌乞讨已有5年了，是个老江湖。” 　　两人告诉记者，这里的乞丐大都是监利人，靠卖艺行乞，都是“规矩人”，从来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但这两年，有人破坏“帮规”，他们有些看不惯。他说，这就是他打电话给记者报料的原因。 　　他们介绍道，两年前，这里来了个“洪七婆”，40多岁，湖南人。她从湖南带来的四个手下，据说都是花钱买来的。那两个小女孩五六岁就出来乞讨，现在都不满14岁，她们被要求喊“洪七婆”为“妈妈”。小女孩出去乞讨都有任务，每天不得少于100元，否则就要挨打。“这是虐待儿童！利用未成年人行乞，属于违法行为。”——看来，他们还比较留意与乞讨有关的法律规定。 　　他们说，有一次，“洪七婆”追打“蓉儿”时，邻居实在看不惯，打110电话报警。民警来了，“洪七婆”谎称是在管教自己的女儿。 　　为了让记者进一步了解内幕，他们决定带记者去其他几个乞丐家串门。 　　来到小巷深处，两人带记者来到一被称为“李帮主”的家。他们说，其实这只是他们相互的戏称而已，并不像电视里面的“丐帮”那样等级森严。在井岗村，他们从来不跟附近居民来往，只是乞丐之间相互交流，在这个乞讨行业中，自然形成了一些“行规”。 　　进了“李帮主”家，记者看到，不大的一间屋内，潮湿阴暗，房屋一角架着一个煤气灶，一妇女正在煤气灶旁边清洗鲫鱼。一般情况下，“帮主”都有一个女人在家洗衣做饭看家。 　　屋内有两张床，中间用一块旧床单隔开。一老年男子翘着一条腿躺在靠外边的床上，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李帮主”。床边，一个腿部有残疾的男孩用手支撑在地上，正在抽烟。 　　“李帮主”忙拿出一包“长城”牌香烟，给客人一一递上。 　　“神秘乞丐”笑着问他们今天收入如何。 　　“李帮主”说：“唉，不行啦，今天脚疼还没有好，新来的这个徒弟还没有入行，我们3点钟就回来了，一共才搞到6块钱。” 　　这是“行话”，“6块钱”就是60元。 　　“你那两个丫头还没回来？” 　　“应该快回了。”“李帮主”也带了三个手下。 　　他们交谈说，现在“老江湖”们年龄大了，跟不上形势，流行歌曲唱不过小丫头，乘客不大愿意掏钱。“李帮主”说，他已练了好几天，到现在《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歌词还背不下来。他说，下午在车上看见一个打扮入时的嫂子，嘴里正嚼着口香糖，等他讨到这嫂子面前时，她却闭上眼睛装睡着了，刚一离开，她又开始嚼口香糖。“李帮主”表示，打算多带几个小徒弟来养老。 　　谈到“洪七婆”，“李帮主”也说她太刻薄，做人不厚道，坏了他们的“行规”。 　　谈话间，两个十多岁的小姑娘进了门，一个姑娘将随身携带的录音机放好，另一个姑娘将皮包交给了李。李数着数着，脸上露出了笑容。喃喃道：“不错，比我们强多了。” 　　“神秘乞丐”伸过头去，忙问搞了多少钱。 　　李帮主回答说：“有20多块(200多元)呢。”　　乞讨队伍壮大的隐忧 　　隔着“李帮主”家十几米，是“刘帮主”的租住屋。这里居住条件较为简陋。别在“刘帮主”腰上的手机和饭桌上的“高档”酒菜，与他的居住环境形成强烈的反差。 　　在与他们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时下，老“帮主”们也感到了危机，一些小乞丐往往更容易获得人们的同情，乞讨收入普遍比中老年乞丐强，一旦“出师”，纷纷拉杆扯旗独立单干，“帮主”日益年轻化。由于乞讨渐渐成为“收入不菲”的行业，偏僻农村的小女孩和残疾人成了“抢手货”，纷纷被当作“摇钱树”带进城里。 　　职业乞讨队伍的壮大，装模作样变相行骗现象的增多，让人忧虑：一旦信任感消失了，同情心崩溃了，还有多少善心可以重来？ 　　有学者指出，乞讨者中的未成年人，不少是被骗来的。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公安部门一旦发现，就应追究监护人和幕后组织者的责任，如此才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规范乞讨行为。 　　社会学家则指出，综合整治“乞讨”现象，除了积极引导贫困人口生产和就业，不断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外，还必须严格执法，杜绝“乞讨行骗”现象的蔓延。否则，只要直接施舍的善举存在，以获利甚至行骗为目的的“乞讨”活动就永远都有存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