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芳：“温州炒房团”29岁百万富翁发家故事
周芳，导致国家加强对房地产业进行宏观调控的“导火线”之一的“温州炒房团”中的一员，24岁开始炒房，今年29岁身家早已超百万。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就有贴着“温州”标签的炒房团“周游”全国，所到之处，房价一片“飘红”。
周芳，温州炒房团中不算太出名的一个。从最初的个人炒房，到如今与人合伙开起房产代理公司、带“团”炒房，这名不过“奔三”之龄的精干女子，身家早已超百万。
自称“买房子就像女孩子买衣服一样”感性的周芳，穿着入时却称不上张扬，手里两部手机，如果不关掉，就总会响个不停。无论是讲自己赚钱的故事还是谈起今后的打算，周芳的眼睛里似乎都会放出灼灼的光，只是在谈到“泡沫危机”时，她的眼里闪过一丝黯淡。
周芳，29岁，温州人。当年以十几万积蓄投资炒房，如今身家已过百万。
第一桶金只为“讨口彩”懵懵懂懂赚了13万当时24岁的周芳，既不懂相关的专业知识，又从没认真盘算过。懵懵懂懂中，她想起很多富翁是做房产起家的。于是，在对于“暴富”的一种模糊憧憬中，她去了第一个房展会。
周芳炒楼的“第一桶金”是1999年赚的。那时周芳的主职是做保险，手里有十几万闲钱。
“我想，钱放在银行里，利息那么少，应该做一些投资。”然而选择什么样的投资呢？当时才24岁的周芳，既不太懂相关的专业知识，又从没认真动脑筋盘算过。懵懵懂懂中，她想起以前看书翻杂志，看到很多富翁都是做房产起家的。于是，在对于“暴富”的一种模糊憧憬中，周芳去了第一个房展会。
当时温州还没有兴起炒房热，房展会上，看的人多，买的人少；自住的多，投资的少。那次周芳看中了一个名叫嘉景花园的项目，位于温州新城(新城博客,新城新闻,新城说吧)，地段很偏。但周芳不介意。她的想法是，温州老城区差不多都建好了，市区肯定要往新城发展；而且当时温州没有太多成片的小区，而这个小区的盘子较大，造型也很漂亮。
左思右想，周芳把心一横：反正自己还没房子，买就买了，投资不行也可以自己住。“那时也不懂应该怎么挑，我就很随意地选了一幢叫顺景苑的十八层买了。”135平方米的房子，周芳首付了30%，其余选用了银行按揭。令周芳又惊又喜的是，不过四五个月时间，房价很快从每平方米3380元涨到了4300元。
“等于我前期投资13万，最后拿到手里26万，翻了一番。呵呵。”“钱赚到手后，我马上拿出一部分到香港、澳门旅游了一趟。那次真是开心得不得了。”事情过去五年后，周芳依然笑得弯起了眉毛。
转战外地3万块钱就拿到一幢楼30套房
周芳说她投资房产其实是很感性的，很少做什么理性分析。就像女孩子买衣服一样，凭感觉，喜欢就买过来了。
此后，周芳把赚钱的主要目标瞄准房产。哪里有房展会、推介会，她都会去，留下信息，房产代理公司就会主动打电话给她。开始她只在温州买来买去，顺利做成三四套房后，她开始向外地发展。
“我投资房产其实很感性，就像女孩子买衣服一样，凭感觉，喜欢就买过来了。”周芳当时本钱并不多，就选择投资一些起价较低的。暂时离市中心远一点也没关系，但必须是政府规划的热点地段。周芳做的第一个外地楼盘在江苏昆山。2001年，温州房价已涨得相当高了，五六千、六七千的样子。周芳一个熟人去昆山做生意，回来后跟她说：“昆山的房子挺美的，但房价很便宜，不到两千块钱。”周芳就带着另一个同事去了昆山。昆山离上海很近，绿化很好，台资企业比较多；而当时上海房价已开始上涨。周芳分析，昆山的房价也会涨，而且空间很大。
“当时那个楼盘的房价也就是1800、1900，每套差不多都是一百多平方米。而且那里的政策非常松，每套订金只有1000块。而且时间差比较长，交订金后3个月左右才转‘大订’，那1000块钱是随时可以退的。而‘大订’也只有1万块钱，30套总共只要30万嘛。”于是，周芳他们一起包了一整幢楼。后来，每套房最少赚了两万。
当时周芳他们带动了二三十人一起炒，有了点“炒房团”的样子。昆山算是初战告捷。到现在为止，周芳已做过十几个楼盘，北京、上海、青岛、海南、重庆、成都……基本上几个大城市都去过了。因为做得比较顺，带动了周围的一批亲友和同事，周芳就和别人组了一个代理公司。
“其实这个公司说穿了很简单，就是我们周围有一批人买，有客源，另外我们也有房源，就像你说的，开始牵头组织‘炒房团’了，去外面看楼、组织推介会和房展会等等，从单纯的投资者成为一个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团队。”
周芳说，喜欢“炒房”，也不仅因为能赚钱。“能够经常去外地，还能顺带游山玩水。”有一次周芳去海南五天，看房只有一天，剩下全是玩，房产商还提供补助。
渐渐的，一些地方开始不欢迎炒房的温州人。在昆山，有人给市政府写控诉状，说温州人抬高房价，使得他们都买不起房。
“有没有被人说是‘抬高房价’？”记者问。“有是有，但要看自己心态如何。”周芳说，“我觉得是房产商借温州人炒作，而不是我们在炒作，我们只是在寻找市场的契机。”
温州炒房团一个有趣的特点是女性居多，最有名的就是“太太购房团”。对此周芳的解释是：“因为一般都是男人办实业、做生意赚钱嘛，太太们就去投资，钱生钱。”
周芳感慨：“其实我觉得温州人炒房，大多数跟我一样，感性因素多，没有太多理性分析和所谓‘运作’，有时甚至挺盲目的。有一次我去福州看房，大巴车在门口停着，几个同行的温州人进去买房，跑进去跑出来，就一个小时，成交了十几套房子。你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们能考虑什么。”
可是，炒房真就这么简单吗？为什么偏偏温州人到的地方，房价就会涨上去？周芳说：“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土地稀缺等因素。当然，投资者的到来，也可能带动了房价的上涨。很多地方都是温州人一去，房产商全体员工列队欢迎，还在外面放鞭炮，挂出‘欢迎温州购房团’的标语。媒体也配合啊，我们去福州时，就看到媒体好几天都在讨论：温州购房团来了，它的影响会怎样？它的购买力是多少？不管你的分析怎样，但分析得多了就会不断给人一种印象，并让大家产生一种恐慌的心理，正合开发商的意愿。”
但渐渐地，一些地方开始不欢迎炒房的温州人。在昆山，有人给市政府写控诉状，很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都在上面签名，说温州人抬高房价，他们都买不起房。不久后，当地政府出台政策，限制温州人贷款买房。“当时我们的几十套房本来都要做按揭了，突然一瓢冷水泼来，于是就一直拖在那里。开发商一直催我们，也想了一些手段，比如让我们一次性买啊，或分期付款啊，但我们都没考虑。你想想看，一次性买要多少钱啊！后来还是开发商去想办法，让我们办了按揭。”
现实心态赶在泡沫破灭前把钱赚足
说实话，我们也感觉现在的房地产业有泡沫。温州现在这么高的房价，我们真觉得有些恐慌，真是“泡沫来了”那种感觉。
谈到宏观调控，周芳觉得中央的决心很大，但现在她对这件事跟自己的关系还看不清楚。“肯定是有影响的，只是目前的影响还不特别明显。”
针对炒房团，有些地方政府先后出台过限制性措施。说起这些措施，周芳的态度很不以为然。“有些地方政府用很简单的政策限制炒房，很难有效。比如杭州就曾规定，如果你买房后转手产生差价的话，要交20%的税。他们打算以此限制炒房，但相当不成功。你想想看，如果我手里有房，证明我手里有资源，你要想从我这里买房，那好，20%的税你来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政策反而加重了买家的压力，抬高了房价。”
“我个人感觉，整个国家宏观调控的目的之一，是要把投资者炒作的欲望和热情度压一压，不让大家盲目炒作。”周芳说，“说实话，我们也感觉现在的房地产业有泡沫。温州现在有个楼盘，房开(房地产开发商)的价格推算出来要每平方米12500元。温州原来的房开价都是八九千、八千以内这样子，还从没有一个房开价突破1万的，它突破了一个底限。这么高的房价，我们真觉得有些恐慌，真是‘泡沫来了’那种感觉。”
已感受到“泡沫危机”的周芳不是不担心，但起码到目前为止，她还不打算放弃炒房。周芳认为，“我觉得这个周期肯定要持续一段时间，还能赚到一点钱。”说到这里，周芳沉吟了一会：“如果房产泡沫在三年后破灭，那我们就要在一年内把钱赚足。”但她同时还是流露出了一些担心，“楼还是想炒，但不希望自己是那倒霉的最后一个。”
记者手记——炒房的是非功过
2004年，关于是否存在“泡沫”的争论成为房地产市场一个贯穿始终的话题。
被媒体称为“炮轰温州炒房团第一人”的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尹中立认为，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是相同的，都需要来自政府的强有力的监管。如今，温州炒房团已成为了一个“靶子”，但这种问题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因为所有资本都在关注这个机会。如果我们出现政策失误，巨额的资本将造成全国范围的房地产泡沫。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无论外界舆论如何，以“炒房团”整体形象出现的温州人，挺身而出为自己群体说话的人却很少。他们只是留意地听着，琢磨着，同时赚钱，并想办法让自己在大气候的变化下依然赚钱。
他们中的一些或许没有渊博的经济学知识，也缺乏理性分析的头脑，有时甚至显得盲目；但凭着对市场的某种敏锐感觉和敢于一搏的胆量，他们寻找着一切可令财富增值的机会，并义无反顾地向前冲。
人们常把市场调节的影响比成一只“看不见的手”，那么，温州炒房团或许就可以比作那只“手”在人们视野中投下的“影子”。在这“影子”被捕捉到之后，南京、杭州、上海等地方政府曾先后出台了多项限制房地产炒作的政策。但这些措施似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或许正像尹中立所说：已形成上升趋势的房地产价格对炒房者形成了巨大的利润诱惑，在这种诱惑面前，一般性的调控政策恐怕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温州市委书记李强曾对媒体表示，房子既然是一种投资对象，又在法律许可范围内，那么炒房就没有对或不对。资本必然去追求它的利润最大化、增值最大化，哪里能增值，资本就到哪里去。温州人到外地把房价提高了，对老百姓不好。但当地政府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去反思：是不是因为当地的政策还有漏洞让别人可以钻？对炒房这个现象，当地政府应该在更好的持续、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采取科学的措施。
无论怎样，温州人的炒房行动引发了全社会对“房地产泡沫”的思索和争论。正像有人所说的，抛开“炒房”的具体是非功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炒房团其实可以看作是中国地产暴利的“终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