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17岁就闯荡巴黎的温州人，在生存压力和致富梦想下不断创业，又不断受挫，最终历练成了一位成功的商人。他的故事，是15万温商在巴黎的生存缩影。
蔡良勇近两年一直频繁地在国内晃荡。每到一个城市，他最先去的地方总是当地的电子产品市场。这已经成了他多年养成的一个习惯。
他今年42岁，长着一个狮子鼻，面相忠厚，总是在店铺密集的街道上低着头走路。一般人很难想到，他是个在巴黎闯荡了25年的温州商人，还在国内拥有自己的工厂、众多的合资公司，并投资于房地产业。
在巴黎的复杂经历，让他对命运这个东西一直感到不可捉摸。最近的一天，他在巴黎遇到一位神秘的算命先生。这位算命先生曾经是商界的风云人物，一日破产，改行研习占卜。他面色凝重地告诉蔡良勇两个秘密：人的钱财富贵是前世注定的；你命里有横财。
“这两件事我都相信。”蔡良勇咧着嘴呵呵笑了。他笑的时候总是盯住你的眼睛，笑脸伴随着身体无声而持久地摇晃，直到确认他的快乐信息已经抵达了你的感知系统。
但在20年前，他怎么也不会有这种笑容。“那时巴黎的街道永远是雾蒙蒙的，看不到很远；人走路的时候是轻飘飘的，心慌得很。”他回忆说。
“天堂”里没有阳光
蔡良勇25年前萌生去法国的想法，完全是由于同乡的鼓动和诱惑。他那时才17岁，在温州一家建筑公司工作。那时单在法国巴黎的温州人就已经有15万之多，同乡们不断寄明信片回来，让他无法安心。
那是1982年，他终于说服父母，从他们手中蹭到了飞往巴黎的机票。
第一次坐飞机去巴黎，那份紧张与激动，他现在仍记忆犹新，他说现在每年仍然在两地往返飞行，却已经没了感觉，但他那时没有想到的是，就从他走下飞机的那刻起，漫长的穷日子就正式开始了。
在到达的第一年里，他不但没看到想象中的“天堂”，就连巴黎的太阳都没见过。他坐在亲戚家灰暗的皮包工厂里，望着眼前的剪刀、绳子、胶水，终于发现了现实的残酷。他也从此背上了跟所有海外温州人一样艰巨的使命包袱——当老板、发大财。
“我的青春是在苦闷中度过的。”瘦弱的蔡良勇此前根本没动过车衣机，更经受不起日夜赶工的折腾。他做的活儿，质量差、速度慢，根本无法让当老板的亲戚满意。毕竟亲戚接他出国安排他进厂，也是计算了成本的。
一年后，在亲戚的埋怨声中他告别了那家皮包工厂。他先是借了别人的裁缝机，又问其他乡亲借了一点皮，自己设计了一个包，拿到街上去卖。但根本没有人买，他只好挨个找杂货店去推销。一个金边老板抵不过他的软磨硬泡，收下了这个包，付了几个法郎。
“出了店门，我直奔一个食品店，买了一包山楂片，在路上一边吃一边跳。”这是他在巴黎做成的第一笔生意。以后的无数桩生意，都没有这次交易更激动人心。
但他的皮包梦很快落空了，他接下来做的包都无人问津。房租和生活费的压力开始逼得他在街上乱转。他先是发现了一家法国人的成衣工厂，就跑去那里缝衣服，但他天生不是踩机器的料，笨手笨脚地干了几天就被老板赶走了。好在讲信誉的法国人还是给了他50法郎(一周的工资)。
他后来又找到了一个金边人的工厂，幸运地遇到了同为工友的大玲、小玲两姐妹，两个姑娘虽然技艺不错，却也跟他同病相怜，就想办法保护他。一个月过去了，老板看到蔡的工作状况不佳，想赶他走，两姐妹就挺身而出，她们威胁老板也要辞工。老板无奈，只好勉强留了他半年。两姐妹于是开心地拉着他去歌舞厅庆祝，可到了地铁口，他却很难为情地站住了——口袋里的钱连买地铁票都不够。
蔡良勇发现：成衣工厂在巴黎有很多家，大家都要吃工作盒饭。于是他就跟老板们毛遂自荐，说自己是国内来的大厨，可以供应晚饭。每个晚上到别人的成衣工厂送菜，他都精神抖擞地跟别人说自己是开车送来的。然后，出了厂门，趁人不注意，拐个弯跳上公共汽车就回家了。可惜一个星期后，他做的菜味道差又变不出什么新花样，很快就被揭穿了真相。只好再次面临失业的窘迫。
一次次创业，一次次破产
到巴黎两年后，他跟另外一个制衣技术娴熟的同乡一起看中了一处店铺，终于打算要合伙开一家服装店，各出一半资金。
温州人当中有个非常流行的“标会”制度，就是大家出钱帮助一个想做生意的人，省去他积攒原始资金的时间，然后这个人再以每月固定的额度还给其中一人，直至还掉全部负债。这种方式在贷款困难的民营小企业中非常有效，同乡之间也互相信任。
蔡良勇绞尽脑汁，把所有认识的人都找到了，标了一个会。但他筹到的钱距离投资的需要还差5万法郎，无奈之下，他把自己租来的一房一厅以每月300法郎的价格租给了别人，条件是对方要出押金5万块。
他出的租价实在非常低，但收押金的主意却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新的店铺日后也可作为临时住所。出租合同终于在他的租店铺合同签约的前一天落实了，不过按规定，新房客要在搬进去之后才最终付钱。
为了能顺利签到第二天的店铺，他决定提前一天搬出去，让房客入住。那是一个难熬的无家可归的夜晚，他揣着押金，提着行李，在巴黎灯火闪耀的大街上整整走了一晚。
店铺落实了，但买设备的钱还不够，他就跟厂家争取到了分期付款。然而，由于没有开店经验，他们还是吃了亏。当时店里请来的工人都是“黑工”(没有申报工作合同的雇佣工)，由于工人不报税，完全以现金的形式支付工资，而收入的货款基本上是法国人明码标价的支票。一年下来，公司账面上的利润非常高，需要上缴高额的税款。扣除成本费用，基本上没赚到什么钱。
那位合伙的同乡认为这桩生意的利润还不如自己以前的收入，决定放弃跟蔡良勇的合作。但蔡此前标会的负债还未还清，如果退出就丧失了还债的机会。于是他咬牙退还了对方的资金，一个人把这间店撑了下来。但这种挣扎是没有意义的，他的经营如雪上加霜，没多久就把店铺关门卖掉了。还了剩下的债，就已身无分文。
“我从那天起非常理解地铁里的乞丐。”蔡良勇后来说。他那时坐在地铁的过道里，抱着膝盖，呆呆地看着那些悠然自得、弹唱讨钱的乞丐。
但他还是很快振作起来，重新租到了一个工厂，仍然加工衣服。这时，他发现自己陷入了管理困境中。他给的工资低，工人做工就很慢，效率上不去。后来，他提高了工资，速度马上快了起来。但工人们的心眼儿也随着经验在积累，有时他计件算好了工人的工作量，但趁他出去接电话的几分钟，有的工人又偷偷拿回来几件，算在新一轮的工作里。
生意慢慢发展起来，他手头开始有了十几万法郎的资金，想发展更大的工厂做自己的产品。他在华人集中的巴黎3区晃了几圈，就决定生产男士游泳裤。因为他看到泳裤店的生意很好，特别是缝剪非常简单，不用请设计师，只要选好花布就行了。
但就在他雄心勃勃地展开自己制造成衣的计划之时，却发现他新租的大工厂原来是一家犹太人的工厂，犹太人就是因为雇用黑工加逃税被警察局查封的，这里自然成了重点监督对象。他的工厂没多久就被查抄，工人全部被赶走。他的工厂再次走到了资金周转不灵的末路。
这次将钥匙交给别人，除了身无分文，还背上了不少的债务。但对他来说，这反正不是第一次破产了。
从天而降转瞬即空
一个人的时候就去街上转，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也不知道街上有什么，总之他觉得命运就像个捉迷藏的游戏，只有不停地观察，不停地找，才会发现里面的玄机。
这一天，他走进了一家法国人开的电器店。“我可以代销传真机。”看着那些实用便捷的电子产品的介绍资料，他就动心了。
那时候他连进一台传真机的成本都没有，他决定先拿一些资料去推销。那是1988年光景，华人区几乎还没有人认识传真机。
他的第一台传真机卖给了做裤带生意的段先生，他苦口婆心地跟人家解释：“您这么大的批发生意，每天要给欧尚、中心百货寄送样品，多复杂啊！以后有这个机器就好了，只要把样本放进传真机，对方马上就收到了，不用派人过去了。”
对方疑惑地接受了他先试用几天的建议。然而不到晚上，他的电话就爆响起来：“蔡先生啊，你怎么连同乡都欺骗，我怎么找不到把皮带放进传真机的入口？！”
他费尽口舌解释了半天，对方终于明白传真机是怎么回事了。接下来，他每天坐在段先生的门口等着他把货款付清。他是个不善言谈的人，又碍于同乡情面，怎么都无法开口要钱。这样一等就是三天，谁都赶不走。段先生终于明白了，于是把货款付给了他，而这笔钱正是他需要用来进第二部机器的。从这次开始，一个月卖一两台传真机的生意，能让他勉强吃饱饭了。
“开发华人区没有的新产品。”他在手表生意成功以后，开始马不停蹄地琢磨起身边的新东西，并一连创下了很多个第一。第一个卖复印机、第一个卖商店里的银行卡刷卡器、第一个卖打电话超级省钱的中国卡等等。他有时还能把这些生意偶尔整合一下，比如自己店里卖出去的电话卡上，还能在反面打上手表的新广告。这些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有三个角的形状才是稳定的状态，我想到了这个简单的逻辑。”他发现同时开发三个优质的产品，哪怕其中一个亏了也不怕，这样才能站稳脚跟。于是，他抓住机会，先后引进了打火机、眼镜两个新产品。国内有雄厚的生产力量，这里有稳定的销售网络，他干脆从零售转到了批发，正式开始做进出口生意。
最得意的一桩生意是他在1999年经营的名叫“皮卡丘”的小玩意。他从西班牙引进了印着这个可爱图像的钥匙链、打火机等小物件，一上市场就卖疯了。据说旁边卖白粉的那些犹太人只有3倍的利润，而他的皮卡丘有10倍的利润，每天都有大量的进货商，货品经常脱销。半年时间他赚了有上千万。
他后来还投资了一家由法国人管理的里昂小商品店，生意非常好，每年让他坐享数百万的纯利润。生意上的成功还使他当上了法国华人进出口商会副会长。
此后，蔡良勇开始回国捕捉机会，建工厂、投资商铺、在海南投资度假酒店。他现在准备做的是在国内打造出一个眼镜品牌。生意一天天做大，但或许是因为过去的艰苦经历，他仍然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疏忽。
他在巴黎93省的批发店至今没安装暖气，“冬天很短，很快就过去了。”他安慰他的法国女秘书说。有一次，一些朋友晚上去他的批发店聚会，他拿起一个灭火筒说：“如果夜里一旦不小心着火了，要会用这个。”
他已经很久不穿西装了，“我现在非常自信，不再需要当年的戏服了。”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