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前踬后，动辄得咎”。韩愈曾在《进学解》一文中如此形容自己的困窘之状，如今的蒙牛集团董事局主席牛根生同样被这八个大字束缚围困。

　　在三聚氰胺事件中沉默良久的牛根生，于不久前抛出了《中国乳业的罪罚救治——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及长江商学院同学的一封信》，呼吁同行们援手蒙牛以阻挡外资并购威胁。但他的声泪俱下招来的不仅仅是同情和叹息，更多的是争议甚至指责，认为他在“绑架”民族情感。

　　几十年的时间，牛根生从一个苦孩子奋斗成为亿万富翁，更难得的是，他以其坚韧、大度、宽容、厚道和散尽家财的豪迈，赢得了无数人的敬佩，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少有的高大全形象的代表。

　　但似乎一夜之间，他被网民、股民和市民所抛弃——在网络上，大家对牛根生的指责汹涌澎湃，他的“小胜凭智，大胜靠德”的名言甚至被改成了“小胜凭弱智，大胜靠缺德”;而作为港股市场的明星股的蒙牛乳业，在9月23日复牌的这一天暴跌60.25%，创下当天港股最大成交额、最大跌幅以及最大百分比跌幅等三项 “跳水纪录”，总市值较停牌前损失165亿港元;而更多的普通消费者则用脚投票，对这些不安全的食品和饮品选择了不吃不喝或少吃少喝。

　　从天堂到地狱，牛根生到底栽在了谁的手里?

　　行业之乱

　　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整个行业性的危机。用牛根生的话说，是“乳制品行业最可耻的日子”。

　　9月16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在对全国109家奶制品企业的检查中，22家企业的69个批次产品含有三聚氰胺，其中包括行业内名声显赫的伊利、蒙牛等品牌;仅仅过了2天，国家质检总局又公布了全国液态奶三聚氰胺专项检查结果，蒙牛、伊利、光明等品牌的部分批次产品中检出三聚氰胺。

　　这种利用行业潜规则进行掺毒的行为，让整个乳业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集体犯罪的行业。据一位从事乳业多年的业内人士向笔者透露，乳制品企业从一个“强壮中国人”的爱国者堕落成为“掺毒贩毒”的犯罪者，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一些企业片面地追求飞速扩张、从而导致整个行业陷入了长期无序和低级的竞争之中。

　　数十年来一直缓慢发展的中国乳业，在1990年代突然加速奔跑。1993年，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总厂进行股份制改造，成立了内蒙古伊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上海光明乳业有限公司成立;1999年，蒙牛乳业公司成立。而雀巢、卡夫、达能、帕玛拉特等国外乳业巨头也相继进入中国。由此，中国乳业开始进入战国时代。

　　在整个行业以200%的增长速度飙进时，蒙牛却是以1000%的火箭速度一“牛”当先。上述业内人士抱怨道：“看似憨厚的牛根生，在市场竞争中可一点都不手软!”于是，飞速奔跑的乳制品企业，根本无暇注重奶源地建设，而是到处跑马圈地、抢占其它企业的奶源基地，造成一场混战，以至于乳制品的来源得不到有效监控、质量得不到提升。“不出事才怪，为了竞争，几年前大家就都这么干了!”

　　而牛根生的“绝不手软”，是源于他那份著名的和资本方的对赌协议：如果完不成协议中的增长幅度要求，则以牛根生为首的管理团队损失惨重;如果达到或超额完成协议中的增长幅度要求，以牛根生为首的管理团队则获利优厚。这份对赌协议，好比牛尾后点燃的鞭炮，驱使它不要命地往前怒奔，在乳制品行业内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却又遗祸无穷。

　　牛根生是引发行业竞争的主要当事人之一，最后他却深陷行业之乱的漩涡之中难以自拔。

　　制度之失

　　10月9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发布了《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但这是一份“迟来的爱”。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健康的需求，奶业的地位迅速前移，但相应的产业政策几乎还是空白，对行业的监控也是徒有其表。

　　社会管理主要分三大块：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自我约束。在企业难以自我约束和行业陷入混乱之际，政府的监管职能显得格外重要，它可以说是避免洪水泛滥成灾的最后和最有效的一道闸门。

　　政府监管，主要是制定标准和管理终端。但现实情况是：政府关于乳业的标准没有制定好，而产品的终端也没检测好。为了利益和避免麻烦，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职责，最典型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免检产品”和“名牌产品”。当利剑收鞘，企业只用摸着良心来做事了。但在利益面前，对企业来说，良心和道德只是装点门面的幌子，是最不值钱的装饰品而已。对于商人而言，他们的血管里永远流的只会是利益的血液，即使像牛根生这样道德高尚的人也不例外。起作用的只会是雷厉风行的法律和政策监管，而不是道德的谆谆教诲。

　　正是因为没有严厉的法律和政策约束，让牛根生一直引以为傲的道德优越感在行业潜规则面前不小心打了一个盹，从而让三聚氰胺这个恶魔从眼皮子底下扬长而去。以道德为盔甲的牛根生，因为没有法律和政策的“严师”督导，最终功亏一篑、留下了道德的死穴。

　　而在对三聚氰胺的敏感度上，政府相关部门也表现出了足够的钝感度。其实早在2007年3月30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就宣称，他们在来自中国徐州安营生物技术开发公司的麦麸中发现了三聚氰胺;同年，福建、天津、山东、珠海检验检疫局就已经从鱼粉中也检验出三聚氰胺。2007年4月30日的《纽约时报》也发表了长篇报道，细节性地报道了中国畜牧行业普遍存在加入三聚氰胺的问题。但我们不是引以为戒，反而怒火中烧，指责西方国家“妖化”中国。

　　在最近出台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中，对监管部门的职责和法律责任作了三个方面的规定：一是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分工，并对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职责提出严格要求;二是严格领导责任;三是明确监管部门不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对此条例，评论家许晖的态度是“值得赞扬并期待其成果”。他认为：“我们的政府现在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救火政府’，总是疲于奔命地到处‘救火’，在处理完一桩事故之后又再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下一桩或许更加严重的事故发生。这就是恶性循环。如何让那些叠床架屋的各种法律和条例文本落到实处，才是关键所在。”

　　名声之惑

　　产权纠纷让张瑞敏闭嘴了，汶川地震让王石闭嘴了，房地产泡沫破灭让潘石屹闭嘴了，乳制品安全危机让牛根生闭嘴了……在2008年，中国企业家集体陷入了道德危机之中。

　　对于此次质疑，牛根生觉得很冤。他说：“第一，我把股份全捐了，这在企业界是最早、最彻底的一个，我不可能捐了钱又骗钱;第二，我48岁就把总裁让出去了，法人代表也让出去了，这说明我不贪权;第三，我对自己的家人要求很严。在国营企业干的时候，老婆才30岁出头，就让回家了，一失业就是20多年。创业后，直系亲属都不准进公司。一个钱能捐出去、权能让出去、每年还拿出两三千万做慈善事业的人，能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 牛根生面对那些质疑和谴责他的人们反问：“一个想留芳百世的人，会冒险做有可能让他遗臭万年的事情吗?”

　　难道他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作为行业领袖，他竟然让那些毒品在眼皮子底下横行多时却毫无察觉，这种无知和失察本身就是一种罪过。

　　看来他头脑里还是没转过弯来，没有明白有得到也有得有担当的道理。从某种程度上讲，牛根生是栽在了他自己手里。他对个人财富比较淡薄，但对自己的名声却看得太重。一个人独善其身无可厚非，但这种对名声的追求和企业紧密地联系到一起时，则要相当谨慎地对待了。

　　个人形象无疑对企业形象有很大的提升作用，但如果两者合二为一，则会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人非圣人，孰能无过?但一个人一旦出现一点小的瑕疵，就会地企业造成意想不到的损害。这就是王石和牛根生为什么会很受伤的原因所在，他们高迈的道德形象一旦受到损害，会直接导致企业股份大跌，甚至变成企业的负资产。人们为什么不理睬潘石屹却一直和王石较劲?人们为什么会相对忽视田文华而重点炮轰牛根生?是因为他们完全神话了自己，占领了道德和名望的巅峰。当有一天天塌下来时，一定是先砸着高个子!

　　牛根生有一种幻觉：觉得自己是民族品牌，所以蒙牛的倒下是民族的悲哀。这无疑是对民族感情的绑架：首先，蒙牛果真是货真价实的民族品牌吗?它的注册地在开曼群岛，从法律上来说，应该是外企;其次，民族品牌是指那些伤害过这个民族身心健康的品牌吗;再者，保护民族品牌的情感能凌架于市场优胜劣汰法则之上吗?

　　当人们还在高声指责牛根生时，那意味着大家还对他寄以企盼;当有一天骂声停歇的时候，那是人们无情地把他给遗忘了。牛根生目前要做的，就是勇于面对、真诚道歉、努力补过，从而迟早挽回人们对他和中国乳业的信心。

　　当然，如果真有一天牛根生“倒掉”了，对他本人来说是一种悲剧，也值得人们叹惜，但对于整个民族品牌和行业来说，未尝不是一种福音。因为，这对后来者是一个最好的警示——连牛根生这样的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看还有谁敢做恶或漠视做恶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