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怪现象是，一方面政府和舆论都在鼓励自主创业，另一方面却又设置远比西方发达国家高得多的门槛，从而使众多的中小投资者只能望洋兴叹。这还不算，各种各样不合理五花八门的条件和千奇百怪的限制因素不仅提升不了中小投资者的创业热情，相反，只会使一些企业弱不禁风尽早夭折。诚然，市场经济的残酷性有其客观的表现方式，但作为政府、舆论等也应该反思了。为什么“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对创业者是这么艰难？为什么“鼓厉、勉励、激励”的人性化氛围仅仅成为空洞的炫耀式的说教和摆设？

　　有段时间报纸经常报道，许多大学毕业生几千人蜂拥着挤破脑袋争相报考名额只有几十人的政府公务员，当时我就想：官本位意识还是强大啊！中国五千年的传统封建意识再怎么被现代商业发展思潮冲击，作用还是有限，在当今面临全球竞争一体化的背景下，我们何时能够真正与时俱进，把既为国家创造大量税收、又提供大量就业人口，同时通过品牌运营激发民族志气的企业家好好树树，大张旗鼓的予以表扬呢？这方面我们是太不重视了。放眼四望，多元化的社会舆论和传媒力量去挖娱乐明星隐私、炒绯闻是把好手，当然，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吸引眼球也是必要的，但对许多炙手可热的已经崛起或正在崛起的经济力量，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创业热情是太不关心了。看来看去，众多的财经媒体有限的报道目标无非就是那么几个人：张瑞敏、柳传志、任正非、黄光裕等等，而对大量正处于生死存亡中的创业者来说，是没有多少人感兴趣或想办法扶持一把。要不然，中国的创业成本又为何如此之高，办事效率又如此之低呢？

　　在国内出版的众多财经类媒体中，《赢周刊》是我喜爱的一份报纸。作为蓝哥智洋国际行销顾问机构的首席顾问,要说确切感受，它作为一份有责任的媒体而不是象其它地区报刊搞些不痛不痒、摘抄些内容来充塞版面，这份由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报纸，许多时候，我都会被其报道的内容陷入深思，甚至有时候，“总有一股力量让人泪流满面”。

　　在当前，可以这么说，人们并不缺乏创业的激情，可过多的限制和门槛却往往象一道无形的墙横亘在人们面前，党中央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也着重强调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但什么时候能真正落实细节问题和给广大的创业者提供真正平等环境，看来需要的路还很长。《赢周刊》（2006年10月20日）在其《经济观潮》中的描述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反思：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2005年全国倒闭了30万家企业，1994-2004年10年间，770万家个体户消失。与占据行政垄断有利地位的大型国企相比，让我们来看看更多普通中小企业遭受的“礼遇”吧：

　　1．“泼冷水”

　　2005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世界银行的4位教授对85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环境作了系统调查，结果表明，从注册一家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数，加拿大最少，只需两天；中国内地则需要走过7道关，需111天。美国、英国、加拿大的注册审批费用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而在中国内地，各种审批费用占据了人均年薪的11%。带着兴冲冲的投资热情，“制度性冷漠”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2．“浇热水”

　　资料显示，国内中小企业创业准入门槛都比较高，甚至像擦皮鞋这样的劳动型创业在国外不需要登记注册，而在国内必须注册，否则就是非法经营。在缴纳了税费之后，中小企业不但难以得到相应的服务，往往还会遭遇意料之外的成本和障碍。据一位知情者透露，每年北京有大量与中小企业相关的创业基金和项目基金，但由于基层执行力度不够，往往到不了真正的创业者手中。更让人吃惊的是，就在中小企业因资金紧缺“卡脖子”的同时，国家提供的创业Wu抵押小额贷款，在北京市一个区5年以来只放了不到10笔。有多少中小企业，要么被刚进门槛时的“热水烫死”，要么是在嗷嗷待哺中“无水渴死”呢？

　　3．“榨油水”

　　政府各部门的收费、罚款不胜枚举，什么工商管理费、市场管理费、年检费和质量检验费等等，导致很多个体户和企业不堪重负。

　　一边是大量小企业和个体户倒闭、挣扎，一边是垄断企业利润、福利蒸蒸日上。“垄断猛于虎”，它不仅仅让曾经“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更富，而且他们排斥竞争，通过无情挤占原本就不宽裕的市场资源，享受着更多的政策、资金、资源优势，在“畅快地喝水”的同时，却使原本就势单力薄的中小企业不得不面临“四面楚歌”的悲剧境地，要么黯然离去，要么只有“乌江自刎”。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种权力垄断更进一步导致了就业市场的雪上加霜。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日前发布的《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的发展报告》指出，整个东亚都在经历“无就业增长”时期，中国的情况尤其严重。这种无就业增长的内在根由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倡导的是政府主导、出口导向、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它既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地方政府政绩最大化的增长模式，又是一种创造就业岗位能力极端低下的模式（它的需求仅仅定位在为数极少的“白骨精”即“白领、骨干、精英”层面上）。这是一种带有明显权力干预的增长模式，一方面某些政府部门为了短期经济效益，维持甚至强化某些企业的垄断地位，而禁止民营企业进入；另一方面，那些所谓不能实现地方政府政绩最大化的部门，比如民营企业、普通服务业，就受到有意无意的抑制。1999年-2004年，私人投资在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一直在15%以下，而国有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及重化工业领域，这些部门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却是非常低下。其结果就是，能够创造就业岗位的部门投资远远低于那些排斥劳动力的部门。尽管近年来，投资屡屡过热，但其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却没有多少增长。

　　因此，在看似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歌舞升平中，不妨冷醒的提出疑问，是谁在扼杀创业者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