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三九赵新先引退之后，7月8日，一代枭雄倪润峰以默许的方式接受了当地政府对其的免职令，彻底退出了长虹的历史舞台，功过任人评定。而一年前的7月7日，合肥市的一纸“公文”也同样免去了该市两大家电企业巨头美菱和荣事达的创业企业家张巨声和陈荣珍的职位。比倪润峰略有优越的是，张巨声和陈荣珍除了获得“顾问”头衔以外，据说地方政府还承诺各奖励100万元。再前面，康佳总裁陈伟荣悄然退场，新飞刘炳银则“累死工作台”上。一个个创业企业家都以落寞的方式告别了自己一手培养的企业，退出舞台。再后面还会是谁呢？海尔张瑞敏？海信周厚健？创业企业家已经不多了。

　　创业企业家的局限性

　　纵观创业企业家所在企业成长的历史，无不得益于企业创业者们当年锐利的眼光以及敢于冒险的精神。凭着一个机会和先发优势，加之短缺经济的时代推力，创业者们大获成功。然而，在商品供过于求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在世界经济逐步一体化、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下，这些创业企业家们因知识结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和个人精力等已经不能适应企业进一步发展而呈现出“落伍”的疲态―――所在企业连年业绩下滑是最好的佐证。中国企业的成长大致经历了“作坊式企业―――小企业―――规模化企业―――公众企业”四个阶段。到了规模化阶段后，企业的管理和经营，已经不再是依靠简简单单的“点子”、“投机”和“英雄”，需要的是企业治理结构的合理化和企业制度的规范化，“强人经济”已经解决不了问题。当企业呈现衰败迹象的时候，创业者企业家们出局了。

　　企业是一个赢利组织，而能够为企业带来赢利能力的，一个是经营决策的能力，一个是生产的组织协调能力，两者是资源投入企业获得增值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其实此种能力归根结底则是企业家的能力。当公有制企业的企业家们达不到企业所需求的决策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不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发展和赢利空间，况且更多的是停滞不前，甚至衰败的时候，比如长虹由电子行业的龙头企业衰退到勉强维持在第10名，荣事达和美菱销售业绩连年维持在20亿元之内，裹足不前，新飞偏于一隅乏善可陈的时候，公有制的代言人则对创业型企业家的才能采取了“用脚投票”，即对企业家才能的“卖出”。政府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选择更优的企业家才能，改变企业的效率和赢利能力。说白了，公有制企业的创业企业家也同样是“打工”的，当不能为企业创造利益最大化，甚至阻碍利益最大化的时候，被强行“卖出”是必然结果。

　　同时，我们也发现，多数国有企业由于所有权的“缺位”，常常是被创业者或者企业家等“内部人控制”，这些“内部控制人”为了掩盖其攫取行为的合法性，会常常采用一些“非效率”的方法和手段。此种攫取会导致更多人的攫取，从而增加垄断，导致可攫取的“租金”被非生产性的用途耗散。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初科龙这样一个被香港基金经理认为最优秀的企业最终会出现那么大的财务黑洞的原因。

　　对企业家能力的“买卖”

　　面对企业家队伍的落伍和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企业所属的政府则采取了“非常”的手段，希冀起到“刮骨疗毒”之效。一是直接更换以创业企业家为目标的领导班子，重新委派新的企业领导人，并希望借此斩断一些裙带关系，推进企业产权和管理制度改革，促进企业发展。荣事达、美菱、长虹是典型的代表。二是政府通过资本市场对企业加以重组，引进具有明确产权的企业家才能，改变这种低效率经济组织。例如科龙股份、美菱股份、小天鹅集团被民营企业收购。投资者买卖这些企业实际上买卖的是企业的赢利能力，这些赢利能力则更多的是来自与企业家的能力，国有股份的所有者实际上就是通过资本市场来寻求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大赢利能力和改善效率的方式。无论更换企业家还是通过资本市场重组，实际上都是政府为了改变企业的低效率，对旧企业家才能的“卖出”，对新的企业家才能的“买进”。

　　当然，并非所有国企改革都是晦暗的，创业企业家当中也存在不少流光溢彩者。tcl李东生因集团改制上市持股，身价倍增至12亿元，美的何享健、四通段永基mbo，联想柳传志亦功名流传，等等。在这些企业的改革过程中，无不承认了在公有制企业里面的人力资本的价值，使企业家的能力和激情得到充分的发挥，改善了企业的低效率，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保值增值，让企业家们分享到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公有制的代言人充当的是对企业家才能的“举起手的赞同和支持”，是国有股份的代言人对企业家才能的“买进”，承认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从而完成了经营管理层的激励机制，使企业股权多元化与明晰化。

　　从这些意义上看，中国家电业产权的改革目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企业效率，改革的实质就是资本所有者买卖企业的赢利能力，而这种赢利能力归根结底是在买卖企业家的能力，让企业家价值得以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