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张先生从部队转业，此后经历了司机、科员、记者、公司白领等职业，现在，他已经40多岁了。
20年来，张立业成家，经历的过程虽然普通，但不妨看作中国普通城市居民理财历程的一个缩影。
买国库券——支援国家建设
提起1978年的情景，刚刚送女儿去外地念大学的张先生记忆犹新：那时，我刚刚从部队复员，在工厂里当司机，每月工资38.5元。每月最主要的花费是一张市区月票2元钱，花十二、三元钱吃饭，租单位的房子住（每平方米一、两毛钱）一月五、六元钱。
收入，每个月的工资袋上列得一清二楚。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收入。习惯了省吃俭用过日子，我手里总有一个小本记录着每月支出。在必需的花费之外，每月往往还有10元左右的富余。这10元钱主要是存起来——当然了，存的方式也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放银行的极少，而单位从上级领到的国库券指标必须硬着头皮购买，甚至被直接从工资中扣除。大家戏称这种方式为'支援国家建设'.
在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购买国库券是一种投资。由于是在国家的强制力下购买的，变现能力也不如银行存款，因此，有的人干脆把每月从工资里扣除的国库券部分排除在月收入之外，甚至在搬家时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多到期国库券忘了兑付。现在看来，国债比同期银行存款的年利率高，作为一种投资获利极高。而当时，富的不敢多买，穷的不能少买，经济条件好的'藏富'，差的只为'完成政治任务'，理财的智商可谓为零。
国库券之外，如果一个家庭还有余钱，就去银行存个零存整取。到年底攒够钱，买一辆自行车，或是一台九寸小黑白电视，要不就是一台缝纫机。这种消费行为纯粹是为生活，并没有出现以后的'购物保值'的购物意图。
参考国家统计局1978年的统计数据：当时，我国城镇职工月均收入是51.25元，年底银行存款余额人均21.88元。居民手头的剩余货币数量较少，购买力较低，多数居民仅仅为温饱而努力工作，根本谈不上自己的个人理财。
当时，银行存款和由国家统一安排强制分摊的国库券成为人们尚可称之为投资的金融品种。一位社会学研究人士认为：在1978年，非但整个社会经济的大环境如此，而且收入层次也没有拉开，绝大多数居民处在中低收入层，所谓中等和低等的差异，也只有年收入几十块的差距。而在同一个收入层，人们的理财行为更不具备强质差异。每个月领到几张印有面值的国库券，或是看到每月以固定数额增加的银行存款，绝大多数人的心态是平和的。主观上，他们没有想过投资的问题，客观上，也没有开展投资的必备土壤。
君子兰、倒爷、鬼市
到1985年，我已经是个科员了，每月基本工资是79元，加上书报费和独生子女费这些补助也就90元出头，可谓进步不少。张先生对记者说，何况，我们科还有一个创收方法，就是靠日积月累地卖废报纸，每月一人可以多几元钱。在个人投资方面，对我最大的变化是，每月可以比以前多存点。
然而，这时，一部分人已经开始富了。农村的暴发户我不太清楚，在城里，由于政策的松动和市场开放，一些头脑活泛的人开始发财了。比如，在我的印象中，有一段时间君子兰行情大涨。品种名贵又发育得出色的君子兰一盆价钱可以上万。我受家庭影响，对花草比较在行，也跟风买了些君子兰。当时货源很紧俏，我托了朋友，还不容易买到。反正自己当时喜欢这个，又懂该怎么养，所以，最后小赚了一笔。
与养君子兰类似，还有买卖邮票的，养热带鱼的，所有这些现在可称之为'投资'的行为，在当时大都源于兴趣——往往既无主观意识、也没有像国库券那样的政府强制，自发地成为一种创造财富的手段。
然而，在一本由北大某博士撰写的个体户研究书刊中记者看到：1984年－1985年，中国城乡个体经济正在迅猛发展，而在北京等大城市，公司热正潮起云涌。一年之内，有多达4000-5000家公司产生。投资实业，创办公司，后来奠定了很多人的成功之路。
比照1985年当期，我国城镇职工月均工资为95.17元，人均银行存款156.29元，增速并不理想。不过，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这在当时仍是一个不错的数字。也正是基于此，城镇居民的购买力逐渐体现出来，人们也开始有闲钱用于一些满足自己爱好的商品，并在不经意间促使邮币市场、收藏市场、观赏物市场初具雏形。当然，这一系列投资已不再被斥为资产阶级情调了。
就在这一时期，倒爷一词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以下例子也许很常见：当你到外地出差，没有当地烟票买不到烟，当地人会把一盒烟拆开论根卖给你。比如他买一盒是2元钱，卖给外地人一支1角5分，一盒烟20支可以赚1元钱。这种倒爷与我们印象中那些把广东的新潮服装，走私电子表贩运到内地，以高价转手卖出的倒爷虽不处于同一个数量级上，存在的基础却一样。
倒爷经济盛行在双轨制时期，其先决条件是物质匮乏，居民购买力的升高和地区差价。一些流动人员就这样把握地区差异，开始以买卖发家，利用人的流动使物资也流动起来。倒爷无疑是中国最早进行投资和理财的个人，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店设厂、投资实业，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族。
一些著名的市场此时奠定了影响：河北白沟、武汉汉正街、北京雅宝路……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邮市初具规模。北京的琉璃厂开始像回事了，连同它一起发达的还有北京大大小小的鬼市。
投资，在生活中的每一天
现在的工资？别，还是说年薪吧！已经47岁的张先生和记者捉起了迷藏，年薪4万，很一般的。
不过，薪水只是收入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其他收入，可以称之为'投资收入'吧。
我炒股只是近一两年的事。1992年的第一批股民无疑是最具经济头脑的，因为就连歪打正着买到原始股的老太太都明白，排队抢购的一定是稀缺产品。这批人可以称为投资人中第一批敢吃螃蟹的人。他们和80年代投资邮币的人不同之处在于：买卖邮币也许是为了调剂余缺、获得一张自己中意的邮票，一块自己喜欢的纪念币；而买卖股票已是一种从形式到本质纯经济化的金融行为，无论是长线投资还是短线投机，很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金钱，使买股票花费的成本升值。
我的朋友中还有炒卖外汇的，甚至比股票风险更大的期货市场也有人在做，这也表明大家的心理承受力更强了，每个人都明白赚钱固然可喜，但赔钱蚀本也属正常。
今年9月我的女儿刚刚考上大学，学投资专业。这是个热门专业，每年光学杂费就3200元，四年总共是12800元，再加上四年在校期间的生活费，学下来最少也得30000元。如果还是当年的收入，我一定负担不起。现在，教育也是投资，提高孩子的基本素质吗？这钱得化。
现在，投资工具的种类已经很丰富了，日前已经不局限于实物投资和金融凭证，无形的东西有时也是一种的存量资本，比如教育、健康等。今天花钱投资念一个好专业、好学校，为的是将来具备更高的能力，获得更大的机会；每天努力工作，为的不单是获得升职和加薪，而且通过作成绩来提高自己的身价。可以说，现代人每天都在投资。
从1985年到现在，这是一个长达14年的跨度。张先生已经先后跳过几个单位，他的投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社会的变化更为显著。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人们的投资手段正以多元化的特点伸向各个领域，人们以尽可能多的方法在发挥自己手中的钱的能力。比如住房，过去仅仅是满足居住，现在成为部分人的一种投资。他们通过按揭贷款获得房屋，又把房子租出去缴纳月供款。这种行为看似一买一卖，实际上隐含投资理念。
做好投资，主宰自己的命运
长期从事中国民情民意调查的北京零点调查公司袁岳先生认为：20年演变序列实际上体现了个人对本身自控能力的逐渐加强。起先，工资是依据行政级别形成的既定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各种限制切断了人们取得工资外收入的可能。在总体较低的收入水平和人们单一收入来源下，当然不可能产生多样化的投资结构。
他说，我们经常把个人收入分为正常收入和隐性收入，近20年来，变化的趋势是隐性收入在个人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个体也恰恰是对这部分收入拥有了较强的自控力，它就成为人们开展投资活动的资产。
记者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几位研究生就此进行探讨，他们认为：这一系列变化，归根结底体现了社会这个群体对个体重视的程度在逐渐加强，人们已经可以主导自己的命运。
他们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把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一包到底，使个人投资在制度上没有存在的必要，而且，个人投资赖以存在的配套设施也不存在；而据他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表明，现阶段的一系列变革，诸如住房、医疗、教育等由国家负担演变为居民自己负担，从而促使更多的人进行投资以满足未来生活需要。例如投资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以按揭的方式购买住房等。
他们也认为投资行为的增加将使社会判定个人价值的准则发生变化。20年前，社会用与工资收入同步的特权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现在，市场价值在发挥作用，连猎头公司挖人也要标明人才的身价如何。
投资的兴起，意味着社会主流文化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短缺经济时代，吃饱穿暖是基本目标，个人收入仅能满足生存这个层次的需要；而现在仅仅衣食无忧已不能满足一个人生存的愿望，尊重、价值和自我实现成为新的目标。多元化的投资和收入，就是个人证明自我的一个标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