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15日，一群杀气腾腾的日本海军青年官兵闯进了首相犬养毅的宅邸，当时犬养毅正独坐家中，在见到了这些少壮派的军人后，本想与他们好好沟通一番，但犬养毅刚想说话，官兵中的一人就变得情绪激动了起来，喊道说什么也没用了，开枪吧。于是，75岁的犬养毅就这样死在了乱枪之下。
当天除了首相犬养毅，日本前财政大臣井上准之助、三井公司理事长团琢磨等人也遭到了极端分子的刺杀。
在刺杀犬养毅的同时，日本这些激进分子还刺杀了内大臣牧野伸显和政坛元老西园寺公望，只是这两人侥幸在刺杀行动中存活了下来。
这些激进分子的刺杀计划，甚至还包括了当时访问日本的著名谐星卓别林，而刺杀卓别林的目的，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引起国际上的。不过所幸当时卓别林跟着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外出观看相扑表演没有在家，才逃过了一劫。
一个国家的军队，是用来维护国家的秩序的，而一个国家政府的首脑所代表的就是这个国家，那么当时日本的军人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动兵变，去刺杀日本政府中那些举足轻重的人物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明治维新时期谈起了。
日本明治维新后，废藩置县，削除了地方割据，建立了以天皇制为中心的集权国家，形成了天皇、文官内阁和军部三方大体平衡的政治结构。
简单来说，在这种体制下，天皇是国家最高领袖，拥有最高领导权，文官内阁掌管政府，军部掌管军队。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一般来说军队是在政府之下的，由政府掌控军队，但在当时的日本，政府与军队是分开的，政府只能从预算上控制军队。
由于政府与军队分开，军队不受政府控制，这就为后来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埋下了伏笔。
日本在初步建立了文官内阁体系后，便进一步发展出了政党政治，而政党政治的创始人就是我们熟知的，在《马关条约》中狠狠地敲了我们一笔的伊藤博文。他在1900年成立了立宪政友会，并自任总裁，后来立宪政友会就成为了日本影响力最大的政党，他也成为了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首相。
在日本彻底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之前，日本政府一直实行的是政党政治，不过与此同时，军部也以另一种体系存在和发展了起来。
军部的发展主要依靠的就是军校，比如陆军有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校，海军有海军兵学校等，这些军校就为军部建立了传承体系，并为军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继者。
在军校的教育体系下，进入军校的学生采取的是完全的封闭管理，灌输的是军国主义思想和天皇崇拜思想。在这样一种教育体系下，自然就培养出了大量的军国主义者，这些人在毕业后进入了日本的军队担任各级军官，由此便形成了军国主义势力。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日本的政党政治是压制了军部势力的，在1913年，日本发生了大正政变，宪政运动者推翻了军阀桂太郎内阁，军部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
到了1918年，原敬领导的政友会在选举中获胜，原敬出任首相，成立了名副其实的政党内阁。原敬在任期间，他遏制了军部势力，废除了军部人员出任内阁成员的规定，并试图消除军部对日本政坛的影响。
1918年一战结束后，军部主张大规模对外武装侵略，而政党内阁则主张适应一战后的世界潮流，响应各国裁军要求。原敬作为组阁的政党首相，实行与英美协调的路线，与美、英、法、意签订了裁军协议，削减军费裁减军队。
这就引起了国内右翼法西斯势力和军部的强烈不满，原敬的行为被认为是软弱和卖国，这就导致原敬在任内被极端右翼分子暗杀。
1930年4月22日，日本政党内阁首相滨口雄幸不顾军部的强烈反对，在遏制军备竞赛的《伦敦海军条约》上签字，当时滨口雄幸希望能采用带有一些自由主义色彩的政策治理日本，他主张在外交上与美英协调，但这些政策不能为日本国民所接受，更不为当时的军部接受。
《伦敦海军条约》的主要内容是裁减各国军备数量，规定了各国海军舰艇数量和规模，这就立即激起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强烈不满。
按照日本明治宪法，日本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是独立的，政府不能干预，而《伦敦海军条约》则是由政府限制了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军方认为政府干预了天皇的统帅大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1930年11月14日，滨口雄幸遭遇刺杀，受了严重的枪伤，并于几个月后因枪伤后遗症而亡。
滨口死后，日本内阁很快就失去了凝聚力，政局陷入了一片混乱。滨口遇刺也成了内阁瓦解的导火索，军部力量再次做大。
各种军事行动和恐怖事件，一个又一个接踵而来。
1931年9月18日，以日本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为主谋，一批关东军低级军官在沈阳以北的柳条湖制造了爆炸事件，然后嫁祸张学良的军队，炮击北大营。
9月19日，日本关东军在24小时内就控制了各铁路沿线的战略据点，并做好了占领东北的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
这个事情就令当时的日本高层十分震惊，就连首相若槻礼次郎在事前都毫不知情。
若槻知道情况后，并不打算将战争扩大，但当时关东军根本不理睬首相的决定，向国内请求支援，驻扎在朝鲜的司令官林铣十郎就直接向东京的参谋本部请战，在未经参谋本部同意的情况下，派兵直接越过鸭绿江攻入了东北。
按照正常的程序，向外国派兵这种事情是要经过天皇和内阁批准的，但内阁还没有做出决定，林铣十郎就独断专行了。
日本此举也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公然侵占一国领土这种事情，使日本在国联备受指责，日本在外交上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退出了国联。
外相松岗宣布退出国联后，他本以为回国的时候会被国人的吐沫星子给淹死，但他没想到的是，在回到横滨的时候，却受到了万众英雄般的欢呼，当时的日本国民已完全脱离了国际社会。
其实日本从甲午战争开始，就逐渐充满了战争气氛。
1894年，日本打赢了甲午战争，这就使日本从此膨胀了起来，1904年，日本又击败了白种人的俄国军队，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逐渐变成了极端的民族主义。
后来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就曾说过，如果当初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了，日本就会收敛起来，也就不会有1945年的战败了。甲午战争后，日本就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对外战争，扩张了势力范围。所以到了“九·一八”的时候，日本国内的舆论基本都趋向于对外扩张。
当然，日本民间会出现这样的氛围，与当时日本的社会经济状况也不无关系。
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社会的发展也算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本，到了一战期间，日本又利用欧美处于战争状态的机会，取得了大量的订单，富国强兵，激流勇上。
然而在1918年后，战后军需订单戛然而止，经济出现危机，日本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相结合，明治、大正时代积累的民间经济活力因遭到打压而丧失殆尽，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到1931年，失业工人就超过了300万。
而此前在城市打工的大量农村人口，因失业不得不返回家乡，又遇上了城乡的经济凋敝，再加上连续几年干旱和霜冻天气，使千百万日本农民家庭陷入了赤贫状态，许多人家仅靠草根和树皮充饥，更有人把女儿卖到了妓院，靠卖身维持生活。
20年代到30年代初，日本很多普通民众生活困苦，日本军人，特别是下级军官的家属，基本上都是从农村来的，他们的家属也吃不饱穿不暖，甚至去卖春过活。
对于农村的这种贫困状态，日本的很多中下层军官也看在了眼里，有些士兵在把战死士兵遗骨送还家乡的时候，就经常出现争夺战死士兵遗骨的现象，因为国家会给战死的士兵发放补贴。甚至有人在写给参军儿子的信中，鼓励自家孩子为国战死，然后用战死的抚恤金来给爹娘尽孝。
民间在生活困苦的情况下，就容易被军部所利用，军部不断地向民间宣传，说现在国家陷入危机，是天皇身边出现了奸臣，所有的国民应该为天皇铲除这些奸臣，坚决拥护日本对外扩张的政策，带领日本走出困境。
而攻占了东三省，对于日本民众来说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国家得到了利益，他们就能从中分一杯羹，于是民众就非常支持对东三省的占领，而策动“九·一八”事变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就立马成了日本国民心目中的英雄。
在民间强烈的氛围下，若槻内阁最终也不得不承认占领东三省的既定事实，后来若槻试图组成多党联合政府，以遏制军方的独断专行，然而却以失败告终，在当年年底辞职。
之后犬养毅就继任若槻成为了首相。
犬养毅是日本近代政党立宪政友会的第六任总裁，他一直主张宪政，一直致力于推动日本的宪政工作。1931年，立宪民主党的若槻因“九·一八”事变而下台，77岁的犬养毅总裁被授命组阁，出任日本第29任首相。
实际上当犬养毅任首相的时候，在军部的打压下，日本的政党政治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犬养毅能成为首相，也是缘于他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孙中山在日本的时候，他曾资助过孙中山的革命，与孙中山私交也非常好。
“九·一八”事变之后，军部要求在东北建立一个傀儡政府，而犬养毅则趋向于在东北建成一个中日双方都拥有主权，共同开发的地区，这样做也是为了缓和与中国的关系，更多的是缓和国际上的矛盾，为日本争得更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但犬养毅的政策在日本国内就被认为是软弱的行为，甚至很多人都认为犬养毅是卖国贼。
而日本少壮派的军官，则在爱国的旗帜下，显得正气凛然，也得到了日本大部分民众的支持。于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以犬养毅为代表的协调派政客，遭到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刺杀。
在完成了刺杀活动之后，不少参与刺杀的人就直接到警察局自首了，他们都被送上了军事法庭，遭到了军法的起诉。
可就在1932年5月20日，当法院审判参与刺杀犬养毅的11人的时候，一份包裹被送到了法院，当法官打开包裹后，却着实吃了一惊，原来包裹里除了请求对刺杀人员从轻发落的请愿书外，还装有不少请愿人的小手指。原来很多人在请愿的同时，剁掉了自己的小手指，削指明志，表示自己愿意代替那11人去死。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法庭开庭之前，法院还收到了35万人用血写成的请愿书。
而军部也在不断地包庇这些参与“五·一五”事件的人员，不断对民众宣传，说他们是爱国者，是出于忧国忧民才杀了那些奸臣的。
所以对于日本民众来说。这些人都是“爱国”的英雄。
而且当时日本经济困难，社会贫富差距巨大，很多日本民众认为自己的财富是被大财阀夺去了，因此对政党背后的大财阀也非常地仇恨。
在民众看来，这参与刺杀犬养毅的11人是为了国家的大我而牺牲了个人的小我，去刺杀那些政客的行为，更是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武士道精神的体现。
媒体也一边倒地偏向了参与刺杀的11人，民众更是一边倒地支持他们，甚至认为犬养老匹夫早就该死。
来自日本的十几万人涌入东京，组织集会，要求打到政客，要求释放凶手，用军事行动去拯救神之国度。
很多民众日夜守在法院门口，高呼打到政客，只有陆军才能拯救国家一类的口号。
五一五事件最终判决结果
重压之下，法院最终对凶手从轻发落，1934年11月，法院判处了其中3人无期徒刑，其余判处3至15年有期徒刑。
而其中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主犯井上日召在1935年就被假释出狱，后来随着战争的扩大，日本政府在1940年11月将参与刺杀的全部成员释放。
就这样，即便是国家的首脑人物被刺杀了，最后参与刺杀的人员也安然无恙，这在世界史上也是一桩奇葩事例了。
而在“五·一五”事件之后，军部势力在日本就彻底抬头，政党政治被终结，军部压过了政府，成为了日本的实际掌控者。
事件发生后，由军人出身的斋藤实担任了日本首相，此后，整个日本就在军部的不断蛊惑下，也最终走上了战争的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