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形势非常令人鼓舞。但是，也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特别是“非典”疫情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增长”与“发展”的关系，重新思考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问题。

　　一、“增长”与“发展”同样重要

　　今年第一季度我国GDP达23562亿元，同比增长9.9%，是1997年以来同期增长最快的。4月份，尽管受到“非典”的影响，GDP仍然保持了8.9%的快速增长态势。

　　但是，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就业率和居民收入水平并没有得到明显提高，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的问题突出。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而生产？很明显，我们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我们重视GDP，努力提高GDP增长速度，是为了让最广大的人民分享GDP增长所带来的利益，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包括提高就业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别。但是，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带动就业率的相应提高，不能拉动居民收入相应增加，我们增加生产、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没有完全达到。

　　GDP增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但不是唯一重要的指标，“增长”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有联系，也有所区别。“增长”主要是指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发展”则既包括产出扩大和就业增加，也包括生产和分配的结构与机制变革，社会和政治的变迁，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等。也就是说，增长所强调的主要是物质生产方面，而发展不仅强调经济增长，而且强调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在实际工作中，GDP增长速度常常成为考核一个地区工作和一个干部政绩的重要标准，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什么都好办了。这是一种片面认识。要实现“增长”与“发展”并重，各级政府必须转变“重增长，轻发展”的思维方式，改革干部政绩考核标准和提拔制度。考核一个地区的发展、考核一个官员的政绩，固然应该考核GDP，但同时还应当考核就业率、人均收入增长、贫富差距缩小情况、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忽视发展，有可能使经济失去可持续增长的基础。

　　二、高增长低就业的模式不可持续

　　从理论上说，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扩大就业的有效途径。经济发展了，就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一些地方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状况的明显改善。比如，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报告显示，上海已经连续十几年保持GDP的两位数增长，但全市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8%，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达28.78万人，均为历史高点。

　　失业显性化是所有转轨国家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这种失业不完全属于资源利用不充分的情况，而是经济结构扭曲造成的。目前我国的失业也大都属于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第三产业不发达；二是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相对缓慢。

　　在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吸收就业占劳动力总数的60%左右。我国第三产业增长远远落后于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一条重要渠道。

　　解决就业问题的另一条途径是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但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障碍，包括一些制度性和政策性障碍。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管理体制；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设一个高效、公正的司法体制；简化行政管理手续；增加透明度；消除省际贸易障碍；完善会计和审计制度等等。

　　三、解决国内消费需求不足问题首先是提高农民收入

　　提高消费需求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作用。一方面，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另一方面，由于消费需求的相对稳定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熨平由投资波动所引起的经济震荡。

　　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得到较快提升，但消费需求增长依然略显缓慢，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依然存在。

　　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是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根源之一。目前中国农业户口的居民占全国总人口73.17%；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2.34%，但是农村的消费品市场却只占全国消费品市场的四分之一。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在一定程度制约了农民消费，而农民消费不足则影响了国内消费总需求的提高。为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们应当像重视GDP一样重视提高农民收入问题。

　　四、警惕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

　　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以及民间投资的日趋活跃，为我国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和一些行业中出现的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问题也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近来一些地方大上钢厂、大搞开发区的热情再度高涨，一度被关闭的“五小企业”又有死灰复燃之势，部分地区、部分行业低水平重复盲目建设有所抬头现象。就钢铁生产来说，自2002年2月起，钢材价格便一路攀升，第四季度曾创下近年新高。今年第一季度钢材和成品钢材销售继续高速增长，同比增长分别达到18.1%和6.6%。使人们不能不担心1993年“钢材热”的重演。

　　五、目前的物价回升还不能真正反映市场供求变化

　　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从1998年4月起，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开始下跌，并一直持续到1999年年底。在经过20个月左右的上升之后，自2001年11月至2002年底，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又连续下降了14个月之久。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出现了回升势头。物价小幅上涨固然与需求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工业生产加快等因素有关，但也与一些短期因素有关。同时，国际市场价格变化影响，如进口原油价格不断攀升，也对推动价格回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从目前的市场情况看，绝大部分商品仍然供大于求。据有关部门统计，在600种主要商品中，供大于求的有513种，占85.5%；供求基本平衡的有87种，占14.5%；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市场供求关系是影响物价水平的根本性因素，如果供大于求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生产能力过剩，需求不足的现象仍然存在，物价总水平就不会出现根本回升。

　　六、用公共财政保证社会公共安全

　　“非典”疫情凸现了建立公共财政的紧迫性。“非典”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政府要转变为“有限政府”，切实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建立有效的公共危机反应机制。因为“非典”所涉及的不仅是疫病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它必须由公共财政来保证。

　　所谓公共财政，是指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按社会公众的意愿提供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建立公共财政的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财政的收支结构上要切实转变观念。要真正认识到，公共财政只是弥补市场缺陷，不能替代市场力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是在市场失效的领域发挥作用，主要行使公共职能，将可支配的资源真正用于社会公共领域。第二、在财政支出上要树立纳税人观念。财政花的是老百姓的钱，应该采取公正、公开、透明的办法使用资金，以节约财政资源，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

　　今后要想从容面对“非典”这样的突发事件，政府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加快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的步伐。政府财政应该尽快从那些不属于公共需要的领域中抽身，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社会公共领域。随着改革的深化，应该让市场来解决更多的问题，但必须让社会公共问题回到政府解决的轨道上来。

　　七、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

　　今年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和贷款都保持了快速增长。货币供应量和贷款的快速增长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建设，但同时也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对此，中央银行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高度的警惕。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原则，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

　　金融业是一个特殊的高风险行业，在融资过程中，金融机构与经济主体之间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债权债务关系，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造成全局性的金融危机。当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较高，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存在支付风险等，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十分艰巨。

　　同时，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国有企业改革迈出了重要步伐，但其“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饥渴症”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些国有企业仍然具有无限吸纳货币的倾向，而缺少追求资金收益最大化的冲动，甚至在亏损的同时却还保持着较强的投资扩张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的压力始终存在，中央银行必须保持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