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户籍歧视

　　最近，肆虐的“非典”让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小黄着实恐慌了一把。虽然小黄每月收入5000块钱，但对小黄这个租房子、吃餐厅，单位又不提供医疗保险的外地人来说，感染“非典”所产生的巨额医疗费用仍是她无法承担得起的。

　　小黄不敢奢望单位为她提供医疗保险，因为对她这样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来说，工作比福利更重要，这种“户籍歧视”她见多了，甚至已经有些习以为常了。

　　“户籍歧视”五花八门

　　所谓“户籍歧视”主要是指一些大城市针对外地求职和就业人员所采取的一些不公平政策和待遇。据记者调查和了解，目前“户籍歧视”最经常发生的情况主要有三种：

　　一是某些行业和工作岗位限制聘用外地人。比如北京就明文规定一些行业限制使用外地人员，如金融与保险业的各类管理员、业务员、会计、出纳员、调度员、星级酒店前厅服务员、收银员、话务员、核价员、出租车司机等，这些工作都不允许招聘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人员；一些企业还有一些不成文约定，对某些涉及财务、安全等领域的职位，也基本不聘用外地人。

　　二是同工不同酬。在某城市电信系统工作的李先生，由于是外地户口，无法列入邮电系统编制，因此在薪酬方面比同部门工作的同事就低很多，甚至一些补助和政策所规定的基本权利都享受不到，类似的现象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单位也同样存在。

　　“我们与本地员工做的是同样的工作，但就因为一句‘不在编制’，我们就成了‘二等员工’。”李先生对这种现象十分愤慨，却又无可奈何，毕竟他不愿意因此失去这份工作。

　　三是某些企事业单位不对外地员工提供社保和其他福利。在北京一家中等规模广告公司工作的赵小姐说：“我们企业算是行业中比较有规模的了，但公司对我们这些外地员工，不仅没有什么社保和相关福利，甚至连正规的劳动合同都没有。”

　　像赵小姐这样“白领”打“黑工”的现象在北京并非个别现象，著名的“找到啦”网络公司就曾因非法用工被起诉过，但类似现象依然没有绝迹，甚至在一些比较知名的大型企事业单位，也同样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合法用工现象。

　　歧视之源错综复杂

　　北京人才流动协会的付小姐表示，“户籍歧视”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体制和政策层面的原因，也有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原因。

　　比如，某些城市规定一些工作岗位限制聘用外地员工，就属于政策方面的原因，制定这种政策的初衷，是希望通过由本地人担任这些涉及财务和安全的工作职位，可以降低用人单位的风险。而实际上，“户籍限制”并没有降低这些职位的用人风险，客观上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就业地方保护。一些城市为了提高本市人口的就业率，还会人为地增加这种职位限制的范围。

　　产生“户籍歧视”的经济层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各地区、各城市之间发展不平衡。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薪酬相对于其他城市和地区要高一些，因此吸引了大批外地人到这些城市工作，也导致了这些城市的人才竞争更为激烈，形成人才的买方市场。因此一些企事业单位，尤其是一些新兴的民营企业，就以低于本地人的价格来雇用相对更为优秀的外地人，而外地人为了获得工作也愿意牺牲部分薪酬或福利，这就导致同工不同酬和“白领”打“黑工”现象。

　　还有一些单位的户籍歧视则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比如广电、电信、金融等部门，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使这些单位冗员较多，又不能轻易辞退这些所谓的“在编员工”；为了增强企业活力，这些单位又从社会上聘用了大量优秀的外地人，由于这种聘用关系是用人单位自身的行为，因此这些外地员工就无法从该系统内获得国家相关的福利；一些单位由于看到市场上同类求职者甚多，还会压低工资，从而导致这些聘用制员工与单位内的“在编员工”，出现同工不同酬的结果。

　　谁是最后的受害者？

　　事实上，对于种种“户籍歧视”，外地员工并非没有愤慨和行动，拍案走人者有之，愤然起诉者有之，但相对于整个城市和用人单位来说，他们依然是一群弱势群体，冲突多半是以外地员工的妥协和默认为结果，因为对绝大部分外地人来说，工作仍然是最重要的。

　　而那些存在“户籍歧视”的企业和城市真的是获利者吗？北京人才流动协会的付小姐认为，从短期看，企业通过“户籍歧视”降低了雇佣成本；但从长期看，受到“户籍歧视”的员工如果遇到更好的机遇，必然会选择离开。而通常有更多选择机会的往往也是那些工作表现比较优秀的员工，这必然导致这些企事业单位无法吸引和挽留那些优秀人才；外地员工的流动比率也将加大，因为这种“户籍歧视”造成了外地员工没有归属感和责任感，自然是哪里薪酬高就向哪里流动。这些单位虽然可以继续招聘同类员工，但招聘和替代成本恐怕要远远高于“户籍歧视”所节约的成本，这还不包括个别岗位人员的流失给企业带来的业务损失和震荡。

　　从短期看，存在“户籍歧视”的城市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实现就业的地方保护，减轻社保负担。但从长期看，相对于那些实行户籍平等策略的城市来说，这些城市对优秀人才的竞争力也减弱了；当地人虽然因此可能得到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但却破坏了经济发展和人才流动的市场规则，阻碍了当地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这种“户籍歧视”政策伤害最深的仍然是企业和城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