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今年1－9月份商学院为MBA项目投放的广告就达到了5500万元，但报考人数却出现明显下降

　　虽然已经读了几个月的MBA辅导班，在最后时刻郭永还是放弃了2004年MBA考试报名。

　　“MBA毕业后，我能否找到一个跟现在一样好的工作？”将来的就业状况是郭永最大的担心，他现在是上海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的市场部经理。与郭永思考同样问题的几个“考友”最终也暂时放弃选择攻读MBA学位。

　　郭永及其“考友”的放弃直接体现在了2004年MBA入学考试的报考人数上。来自全国MBA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数据表明，在各院校招生计划没有大规模调整的情况下，报考2004年MBA入学考试的人数较2003年下降了11％，其中北京下降了17％，上海下降了5％。数字表明，超速发展的中国MBA教育伴随着冬季的到来已悄悄进入熊市，这将促使MBA教育褪去浮躁，理性回归本原。

　　理性熊市

　　在快速降低的数字当中，曾经最为风光的国内第一梯队的商学院感受深切。对比近几年的MBA报考数据，报考2004年清华大学MBA的考生为2314人，此前的2002年和2003年分别是4482人和2871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2004年计划招收320名MBA研究生，但报名人数仅有1454人。上海交大从2003年的2000出头下降到了1200多人，复旦也首次出现了下降，由2003年2600多名下降到2200名。

　　与清华、复旦等MBA教育的第一梯队相比，今年新增25所院校的MBA招生面临更大的挑战。据来自上海理工、上海大学、苏州大学等校的消息，这些学校多计划招收MBA研究生在40－60人左右。

　　“就目前报名情况看，新增的这25所院校中的部分院校在MBA招生开课方面可能会存在很大问题。”全国MBA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郑绍濂教授说，有可能有的院校的MBA不能如愿开课。

　　而来自教育部的消息是，国家在MBA教育方面还将增加新的院校。在10月20日由交通大学主办的“2003年中国MBA发展论坛”上，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全国MBA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赵纯均说国家的政策是鼓励一些院校“为培养当地人才做出贡献”。

　　“要读MBA的人有了更多选择，他们或许在充实了工作实践后直接读EMBA。”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张国华说，他们的选择还有MPA、工程硕士、法律硕士等，MBA不再是惟一的选择。

　　另外，国外各类商学院纷纷抢摊中国市场，也夺走了一部分生源。自去年开始，仅记者本人被邀请去参加的诸如来自美国、欧洲、新加坡等商学院的项目推广会达十几次。

　　“2004年MBA报考人数下降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就业压力有一定的关系。”郑绍濂教授说，如同郭永的例子正是如此。

　　郑教授说，前几年的MBA高峰其实也是此前积累的“量”释放的过程，经过前几年的释放，现在MBA将逐渐进入到理性平稳的发展轨道。

　　但郭永的判断则来自他所知的市场对MBA的态度，“MBA不再是一张头等车票了”。

　　“前几年MBA地位的窜升使人们理所当然地把这张文凭当成一张头等车票，凭着它可以得到理想中的高薪，奔向光明的职业前程。”但时到今年，那些MBA学子们突然发现，市场上愿意给他们检票的人是那么的少，那种动则急聘数百名MBA的场面都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在招MBA。

　　“MBA是商业精英，多了自然就不值钱。”一位正在找工作的MBA抱怨院校的大量扩招计划。

　　从绝对速度看，MBA在中国多起来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1991年全国招生MBA80多人，到2003年9月，全国MBA累计招生超过了82000人，EMBA招生人数超过4000人。招收MBA的院校从1991年的9所发展到2003年的87所。

　　但与庞大的中国经济相比，中国MBA的数量又显得微不足道。北大光华张维迎教授计算说，中国有600万家企业，如果每家企业只需要一个MBA，那就是600万人———市场对MBA的需求何其大。

　　但还是有那么多的MBA似乎找不到工作。张维迎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MBA还不够多。张国华也持同样观点，他说MBA学习的更多是一种交流语言，共同的表达范式和思维方式可以使MBA在一个组织中得到更大的认同。

　　在这种说法之外，企业老总们则认为MBA的“价高质次”才是问题所在。上海人才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伟俊曾对MBA的眼高手低、动手能力差、过于理想化、缺乏职业精神提出批评。据一项调查表明，中国企业对MBA“质量”的满意度只有3.4％。

　　显然，2004年MBA报考人数的下降直接体现了市场对MBA这种产品本身的信任危机和MBA们对自身的反思。

　　实际上，在报考人数逐年下降的市场上，尤其对于国内的前几所高校而言，MBA的招生争夺可谓是短兵相接。商学院的广告投放量显示了这个市场的竞争状态。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商学院的招生推广广告投放了1000万元，而今年的1－9月份就达到了5500万元。

　　投资还是投机

　　“MBA抱着什么态度来学习很重要，一些学生不够勤勉努力。”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陆雄文说，是投资的态度还是投机态度对MBA来说是很不一样的，对于商学院而言也是如此。

　　曾几何时，MBA与“金领”被认定为同义语，考上MBA就等于预订了令人仰慕的管理职位和高薪，在中国被概括为“MBA＝高薪＋升职”。在这种社会普遍心理的支配下，很多人把报考MBA当做一种对人生的赌注，希冀通过MBA“一跳龙门”。

　　根据记者调查和相关信息也说明了目前国内MBA的“急功近利”。目前国内就读MBA的人基本有几种目的：第一，原来境遇不理想，想换个身份，扩大社交网络。而商学院也以此来吸引学员，有的商学院的项目说明直接列了一些著名企业家的名字，下面注明：“在这里你可以叫他们为同学。”可以与著名企业家称兄道弟，建立同学之谊，对一些想读MBA的人来说，想想都令人兴奋。第二类，原来工作不错，想读MBA充实自己，锦上添花。前文提到郭永为此一类。第三，职业、岗位换了，需要补充管理知识。很多技术人员调整到管理岗位后很多选择攻读MBA。此外就是一些企业总裁通过MBA提升管理技巧和领导能力。

　　令众多MBA尴尬的事实是，在浮躁的社会状态下，MBA投机比例不小———部分MBA对结交“同学”的兴趣远远大于用心领会商业案例中的精髓。

　　“职业经理人只是千百种职业工作中的一种，不是通往功成名就的惟一道路。”陆雄文教授说，要读MBA的学员应该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不能采取对学校盲目依赖的态度，要增加自己的准备。

　　“并非所有的人都合适读MBA。”陆雄文告诫那些要读MBA的人说。

　　据记者观察，部分MBA在管理课程中缺乏沟通和学习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一些人的MBA学习像是进了一次“美容院”。记者本人曾参与过多所院校的MBA、EMBA课程学习，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分组案例学习过程中，有大约一半的学员基本上没有参与讨论，小组的集体作业则由某人（一般是来自跨国公司的经理）操刀，或者轮流坐庄。

　　“如果是这样的学习过程，我可以说这是失败的MBA教育。”张国华教授说。记者与陆雄文教授和张国华教授交流中，他们均表示要有好的“教育管理”才能保证好的“管理教育”。

　　“以Business的方法经营MBA品牌，整合资源，重视教育质量方能长期发展。”张国华教授和陆雄文教授说，国内的MBA教育机构同样要以投资教育的心态发展MBA教育，而不是投机于市场，最后损害了MBA品牌。

　　张国华建议说，每个商学院都应该发挥他们自己的特色，后来院校若总是以北大或者清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是不现实的。张说，中国的很多院校都很有优势和资源，关键是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整合资源，给自己准确定位，找到本学院发展的路径，对所有商学院而言现在是调整的时机。

　　“不怕小，就怕没有脚踏实地。”张国华强调。

　　“大鱼吃大鱼应该吃的，小鱼吃小鱼应该吃的。”上海大学商学院一位人士说招生情况时描述目前的商学院的生源竞争状况。熊市中，对于后来者而言如何确立自己的地位的确是巨大的挑战。
 

MBA同学不同运 ·故事·

　　“MBA没有什么用！”朱小军说。1999年报考MBA时，朱小军是江苏省某单位办公室的一名普通公务员。4年过去了，虽然已经读完了MBA课程，但朱小军的位置还是没有变。

　　“当时的选择完全是一种冲动。”朱小军坦言。1999年，这个工作不到两年的年轻人觉得自己的工作沉闷乏味而坐立不安，恰逢全国都在炒MBA，仿佛读了MBA就一步登天了似的——当时网大统计出清华MBA毕业生的最低年薪是10万元，平均年薪达到22万元——这足以让月薪不到3000元的朱小军心动不已。

　　另一个冲动体现在学校的选择上。1999年，某高校MBA的学费从3万元上涨到5万元，同年，另一高校的学费维持3万元不变。权衡之下，朱小军报了另一高校的MBA。至于具体的项目和教师的组成实力，朱小军丝毫没有考虑。“反正排名差距不大，我就选了便宜的那个。”

　　之后的三年，朱小军每周五、六日，奔波于上海和南京两地之间，每周来回坐6小时的火车，三年仅车费就一万多元。不少朱小军的同学比他更繁忙，经常是提着行李箱来上课，不是刚下飞机，就是快要上飞机。令朱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每周从北京飞来上海上课的学生。这位同学曾经在上海通用电气任职，后来跳槽去了北京清华同方任事业部经理。职位的调动，仍没有使他放弃在上海的学业。

　　“当时我们都对MBA充满了希望，但事实是MBA的就业形势一年不如一年。等到我们毕业的时候，有人只找到了月薪3000元的工作。”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朱小军们灰心丧气。

　　“有人说MBA是投资，我怎么都觉得MBA是消费。”MBA朱小军开始明白，MBA只可能是锦上添花，不可能是雪中送炭。

　　但朱小军另一名同学宋飞则是迥异的命运。他原来是财务大专毕业，在读MBA之前，曾在南京珠江路电子商业街做会计，原有的商业经验为宋飞的MBA毕业就职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毕业前一年，宋飞就到了浙大网新（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0797）实习，毕业后成为了浙大网新杭州子公司的财务总监。

　　而与很多行政背景的同学一样，朱小军无处可去，被迫放弃了留上海的梦想，回到了原职。

　　更令朱小军失望的是，MBA班的人际关系在毕业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工作背景不同，现在我已经很少与他们联系。”机会和关系网，朱小军似乎一个都没有得到。

　　曾繁明是MBA的受益者，他是98级南京某大学MBA班年龄最长的一位。他认为MBA课程对他的“帮助蛮大”。

　　“MBA让我学会理性管理，而在此之前，我的管理处于无意识的自发状态。”

　　曾繁明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91届的毕业生。毕业后分到外经贸部工作，1998年到经贸部子公司江苏万方网络工程公司任总经理。

　　“我原来是个工科背景的人，管产品生产还行，管生产销售让我力不从心。”为此，曾繁明报考了南大的MBA，“确实想学些东西”。

　　毕业的时候，曾繁明基本达到了他的预期。一方面他了解了从未接触过的财务知识，弥补了“木桶短板”，另一方面，他从同学之间的交流中也感受到不少启发。

　　“交朋友的目的不是功利的，首先是交流和启发，合作是进一步的事情。”

　　在1998年读书前，曾繁明的月薪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也使得曾繁明的心态趋向沉稳。

　　“月薪和MBA学位并不是一种线性的关系。”曾繁明认为，将MBA与月薪等同考虑是一种不成熟的行为。MBA课程让曾在管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2001年曾繁明毕业之后，再次获得了单位的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