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王光美在护送刘少奇骨灰回京的专机上。
2012年初，中共文献研究会刘少奇分会副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原副主任黄峥的两本著作《刘少奇冤案始末》、《刘少奇的最后岁月》再版，引起广泛关注。
为什么时至今日，刘少奇冤案还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在黄峥看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刘少奇一案是这场动乱中牵涉面最广、受害人职务最高、后果最为严重的案件，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它不仅当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议论此案，仍觉难以置信。
从申辩到沉默
“刘少奇冤案和‘文化大革命’是紧密相连的”，在黄峥看来，“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刘少奇冤案，而没有刘少奇冤案，也不成其为‘文化大革命’。”
让我们将历史翻回到四十多年前。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那时的刘少奇，却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一无所知。
在对刘少奇立案、审查、定案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向他透露过有关专案的消息，更没有人听取过他的任何申诉。
在经历反复的侮辱、批斗及抄家后，刘少奇妻子王光美在1967年9月13日被正式逮捕，儿女们也被赶出家门。此后，中南海福禄居中的刘少奇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严密的监控如影随形。
刘少奇意识到，他的一切争辩都将无济于事。从此，他一句话也不说了，用沉默表示无声的抗议。而在此之前，为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刘少奇曾几次三番口头争辩、书面申诉。但这一切均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多年后，黄峥看到了两张拍摄于1968年10月的刘少奇照片。“他躺在病床上，手里紧紧攥着两个已经变形的塑料瓶。”按照刘少奇子女刘平平等人事后的讲述，两个捏变形的瓶子，正是父亲处于重病中的表现。“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看着他难受的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让他捏在手里，到爸爸死的时候，两个塑料瓶已经完全变形，捏成了两个小葫芦。”
由于从事刘少奇研究，多年来，黄峥不仅要查阅研读各种史料，同时也要大量采访当年事件的亲历者，他也因此和王光美及刘少奇几个子女有了20余年的交往。同时，黄峥根据其他刘少奇身边人讲述的细枝末节，尽可能还原历史的原貌。
据当年刘少奇身边的卫士贾兰勋回忆，1968年3月以后，刘少奇吃饭、走路就已经很困难了。“他的一条腿走起路来只能拖拉着，勉强向前移动，手还得扶着墙壁，吃饭时手和嘴配合不到一起，有时嘴张开了，饭菜到不了口，饭菜到了嘴边，嘴又闭上了。手拿起筷子来，颤抖得很。”
在一份写于1968年4月12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中，黄峥看到这样的文字：“据大夫检查：刘的神志不大清醒，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应，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装、倒安的情况，当别人告其错了时，还不知纠正。据大夫判断，刘不像是装的。”
但很显然，大夫的判断，在一些人眼里并不作准。5月19日的《情况反映》中便将刘少奇的言行归结为“装糊涂”。“用梳子、肥皂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有时把两条腿穿在一条裤腿里，装疯卖傻，尽出丑态。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然而，所谓“加强监护”，更多是为防止刘少奇“行凶或自杀”。但按日后的记载看，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似乎都已超出当时刘少奇的能力。
由于仅仅是被监护而非医治，1968年7月9日刘少奇病情恶化，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垂危，随时可能发生意外。这时，才有从医院调来的专家对其进行会诊抢救。而抢救的目的，则是“保存活证据”。据事后资料披露，7月9日和8月6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说：“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
正是把握着“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的原则，当年对刘少奇的治疗，只针对肺炎，而对神经病变引起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等未采取有效措施。根据之后的《病情报告》记载，10月5日，刘少奇哭过两次，10月9日以后则完全不能进食。而从10月11日起，对刘少奇实行从鼻孔插管灌食。
这种维持生命的方式，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伪证是如何制造的
囚禁、病危、反复抢救中的刘少奇，自然很难知道1968年10月后他头上已被安了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更无法知晓，这三顶帽子是如何炮制的。
或许我们可以根据多年后这三顶帽子被推翻的过程，来反推一下它的制造始末。按照黄峥讲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陆续有群众反映，党内也有很多人提出为刘少奇平反，最终由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组成一个调查组，对刘少奇案进行复查。刘少奇420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案卷，共570卷档案。调查组看卷后根据提供的‘证据’再去调查。”黄峥记得，自己曾问当时参与复查的人，那么大的帽子，推翻有没有阻力？对方则说，没有。复查只用了半年时间。一箱箱材料很快都被否定。因为基本都是假的，是逼供的产物。
而这些伪证的出炉，都源自对刘少奇的一系列“专案调查”。
在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前，1966年冬天，一个名为“王光美专案组”的机构成立。事后看，成立的依据，只是一张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单”。“它既没有标题，也没有日期，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黄峥说，这张手写“名单”中，江青的名字被圈掉，换成汪东兴，据当事人回忆，是江青自己提出的，但其实整个专案组一直处在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前台的直接负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
1967年3月，随着“文革”的恶性发展，刘少奇问题升级，对他的审查随之开始。“最初，只是有人认为刘少奇在1927年有叛党嫌疑，于是在一次毛泽东、林彪及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人参与的讨论会上提出由‘王光美专案组’的办事机构‘调查研究’此事，并没有说要成立刘少奇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黄峥说，或可证明江青、康生等人心虚的表现是，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1967年3月开始，5月加剧，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和对外联系工作仍用“王光美专案组”名义，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
至于专案组的工作方式，曾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之一、后被江青批为“右倾”、关进秦城监狱5年的肖孟在1979年时这样回忆：“他们(江青、康生等)不断给专案组施加压力。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有的人被赶出专案组，甚至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肖孟所谓的“昧良心”，是指刑讯逼供，炮制伪证，以此证明在1925年、1927年、1929年刘少奇曾叛变革命，充当内奸、工贼。“在江青、康生看来，若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只能从历史上找问题，说他是个叛徒，永世不得翻身。”黄峥说，“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逼出证据。”
比如，为证明刘少奇于1929年在满洲工作时叛变，专案组将刘少奇在满洲时的部下孟用潜定为“隔离审查”的“重点突破”对象。肖孟当时参与了审讯孟用潜，按他事后回忆，“每次审讯，专案组几乎全体出动，七嘴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威胁恐吓，如‘交代不清，休想出去’、‘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还有指供、诱供情况”。就这样，经过连续7天的日夜突击审讯，孟用潜作了违心的交代。但他事后多次口头和书面申诉，推翻假供，前后达20次，一再说明这些交代材料“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依据”，“写材料是在审讯小组帮助之下集体创作”。但这些申诉都被扣押和销毁了，有几次还强迫孟用潜本人当场撕掉，并一再警告他不许翻案，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因为一再翻供，孟用潜一直被关到1972年，放出来时刘少奇已经去世。
像孟用潜这样，被株连进刘少奇案的人还有很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因刘少奇冤案被错判的案件有22053件，因此而错受刑事处分的达28000余人，其他受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的人更是难以计数。
在被株连的人中，孟用潜终有一天走出监狱，至少也还算“幸运”。像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王世英、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等人，则在重病缠身时被专案组逼死。而张重一甚至和王光美、刘少奇并不相熟，“话都没有讲过”。
1967年10月，专案组将张重一拘留时，他因肝癌恶化，病势垂危，“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专案组索性“突击审讯”，在27天中审讯21次，在张重一10月24日病危至11月1日死亡的七天里，专案组更是“穷追紧逼”，现场录制的录音带有80盘之多。“从保存下来的20盘录音带中可以听到这种残酷的‘突击审讯’是怎么回事。录音中不时出现病人痛苦的呻吟声、神志不清的嘟囔声和审讯人员七嘴八舌的吆喝声。”黄峥说。
最终，一个垂危病人的种种神志不清的话，被专案组说成“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在张重一去世的那天，专案组又对他进行了一次“回光返照”似的审讯。留下来的讯问笔录上记录着这样几句话——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答：“她是个共产党员。”
“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在黄峥看来，王光美是一个信念坚定、意志顽强的人。
因工作之故，自1983年便与王光美认识交往的黄峥其实也在默默观察她。“她性格开朗豁达，凡事都以大局为重。而且，她不是刻意而为，而是自然而然，非常真诚。”
刘少奇骨灰在河南，王光美是在丈夫去世多年后才知道的。
1969年10月，中国北部边疆局势紧张，战云聚集，毛泽东作出了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决定将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外地。刘少奇首当其冲，被送往河南开封。
10月17日晚，刘少奇躺在担架上，在两名专案人员的押送下，被抬上飞机。因为走得匆忙，有关人员只给他套了一件上衣，裤子鞋袜都没有穿，只用被子一裹。
到开封不久，刘少奇身体状况急剧恶化。11月12日撒手人寰。13日午夜，刘少奇被秘密火化。此后多年，他的几个子女多方打听父亲的死因后得知，1969年11月13日深夜，河南开封的一个火葬场接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火化单上，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家属签字处写着：刘原。
王光美后来和黄峥谈到过1980年去接刘少奇骨灰的情景。在刘少奇最后去世的房间里，王光美一眼就认出了刘少奇用过的枕头。那是上世纪50年代刘少奇和王光美访问柬埔寨时，参观一家生产橡胶泡沫的工厂，王光美当时好奇地摸了一把这种非常轻柔的泡沫，后来西哈努克就装了一车橡胶泡沫当作回访礼物送到了北京。这些东西除了上交和赠送外，王光美留了一点做了两个枕头。没有想到，最后陪伴刘少奇的就只有这个枕头。“光美老人当时就抱住枕头流泪不止。”
在多年的交往中，黄峥用心记录王光美的谈话，整理成一本《王光美访谈录》。“很多没有跟其他人讲过，甚至没有跟孩子们说过的话，都在访谈中谈了。”
比如，王光美说江青的性格，“听了风就是雨”。江青也曾在上海向王光美说过：“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
王光美说，刘少奇对“文革”的爆发没有思想准备，而让他真正清醒的，是毛泽东写的那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尽管少奇同志思想上并没有想通，但他之后的检讨，就是努力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写。毛主席也在少奇同志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却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
面对形形色色的批判，王光美记得，有一天刘少奇对她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或许，让王光美刻骨铭心的，还是发生在1967年夏天时的画面：百万人“围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后，满头华发的刘少奇对自己的未来做了最坏的打算，叮嘱子女无论今后生活如何艰难，“一定要活下去，在群众中活下去”。7月18日傍晚，夫妻二人在家等候造反派的揪斗，王光美预感到，“这回真的要跟你分别了！”
“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向来严肃的刘少奇反倒开了一个玩笑。
那天以后，夫妻二人被分别关押。“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刘少奇与王光美分别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