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因为他“不听话”。林彪也嫉恨邓小平。“文化大革命”之初，邓小平成为“第二号靶子”
从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就一直担任着重要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邓小平担任着党的总书记这样一个关键性的职务。这时党的领导核心已分成几个对立的派别，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斗争、纠偏、“大跃进”、饥饿、调整，其间还有日益尖锐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大论战。最后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必然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作为贯彻决议、领导组织工作、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书记处的领班人，他日理万机，执行经常是互相矛盾的决定。当他想捍卫党，捍卫自己所领导的机构，并用它来抵制“阶级斗争”和正在加剧的永无休止的运动时，他必然会“灵活地”执行这些来自于毛泽东的决定。这并非是他想和毛泽东对立，他只是很清醒地看到当时的形势，尽可能地减少和缩小某些错误决定所带来的损失。
这样一来，邓小平便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继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后的第二号靶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被迅速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使邓小平失去了这个光芒四射的“红太阳”的照耀；二是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利用各种机会来攻击邓小平。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主要是因为邓小平“不听话”。毛泽东当时需要用足够的人们对他的崇拜来巩固他的地位和威望，而邓小平则极力推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毛泽东晚年最为得意的两件事就是“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而邓小平却在1962年由欢迎“三面红旗”变成反对“三面红旗”(邓小平是一贯尊重事实的)，这对毛泽东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毛泽东要搞“人民公社”，邓小平却支持邓子恢搞“三自一包”。1960年8月9日，即北戴河工作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本来已经批准了会议通过的文件的毛泽东忽然唐突地改变主意，点名批评邓小平和刘少奇。4个星期后，毛泽东又把受到冷落的人民公社计划重新提出，收回了包产到户和准备为彭德怀平反的决定，把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的议案列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并且撤了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职，用以警告邓小平和刘少奇。1966年10月毛泽东对人抱怨邓小平说：“尽管邓小平听力不好，但他开会总是远离我而坐。1959年后的6年里他从未向我汇报过一次工作，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他完全交给彭真。你们觉得他是一个能干的助手吗？”
林彪也嫉恨邓小平。早在1953年毛泽东提出在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当时东北局的负责人高岗在首先取得了林彪的支持后，活动非常活跃。高岗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邓小平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邓小平和高岗一起拱倒刘少奇。邓小平当即明确表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地位不适当。邓小平当时认为：“高岗集团并不是为维护什么不同的纲领和方针路线，而是为了篡权。”
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就是从这开始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青年学生的狂热已被煽动起来之后，毛泽东的一张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贴在了8月初召开的中央全会的门口，大字报的全文是：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大字报虽然没有正面点名，但十分明显，其主要锋芒是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通过新华社公布全国以后，学生就开始造反、串联，邓小平和刘少奇一心为了维护安定秩序，为了维护党的威信，想把青年学生出了格的“政治热情”纳入正轨，他们向一些高校派了工作组，并向造反的青年呼吁：“一个真正的左派要同党同心同德，相信工作组。”邓小平也对红卫兵狂热的行动发出警告，他禁止游行示威和在街上贴大字报。毛泽东7月返回北京时对邓小平的指示大为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随即，毛泽东说工作组是“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的产物，命令撤销工作组。
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心里有数，此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是中共中央常委，但实际上离开了领导岗位，处于接受揭发和批判的地位，而“炮打司令部”则成为造反派的大方向。
林彪一伙则推波助澜。10月1日，在庆祝国庆17周年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发表讲话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也就是说，与刘少奇、邓小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必须进行下去。10月6日，在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主持召开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江青讲话说：“我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行为。”大会通过《大会通电》，呼吁全国各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暗中指挥下，再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了进攻。在北京，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市委被学生称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遭到揪斗和批判。各高校学生也冲击学校党委，夺取学院广播权，纷纷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
在造成了一定声势的形势下，毛泽东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召集到一起，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林彪与陈伯达分别于10月12日和16日在会上发言后，加上由于毛泽东的威信而逐渐形成的会议气氛，迫使刘少奇、邓小平在10月23日作了自我检查。邓小平直言不讳指出：“在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和我两人的司令部。”10月25日，林彪在大会上讲话说：“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上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11月1日，《红旗》杂志第14期发表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宣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指出“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的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路线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这实际上是有意向群众暗示会议的主要精神。
而“中央文革”则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转交给了他们忠实的信徒。11月2日，中央组织部贴出了一大批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天安门前也出现了打倒刘、邓的大字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目标，向全世界公开了。
11月3日，在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刘少奇、邓小平的表面地位并没有变更。但在宣传这次接见时，报纸上登载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五人在一起的巨幅照片，敏感的人们马上明白这意味着刘少奇、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不过是个虚设。
打倒刘、邓的具体部署还是由“中央文革”指挥着。12月18日，Zhang春桥把蒯大富请到中南海密谈。Zhang春桥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依然相当猖狂，现在还是要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即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12月25日这一天，天色阴沉，北风呼啸。上午，清华大学5?000余名师生员工，从清华园起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后分成五路，由广播车在前面开道，到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很快，“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标语布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也贴上了天安门城楼。
1966年结束之际，源于北京的由“中央文革”直接操纵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活动在全国愈演愈烈，已不容许人们起来公开抵制或反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疯狂行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曾有一句“豪气如云”的话就是“把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因此，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打击和迫害还远远没有结束。
“红卫兵”们列举邓小平的“罪证”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批判邓小平50年代的一些讲话，说邓小平代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错误路线。其实这不过是邓小平在当时一种尊重事实的正确估计，然而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谁还认为这不是一条“罪证”呢？二是诬陷邓小平反毛主席，并引用邓小平曾说过的话加以证明：“毛主席从来没说过，他不犯错误。”“同毛主席的看法不一致是可能的吗？当然是不可能的。”
……
这些话在现在看来完全是事实，根本没有什么错误，但在当时林彪鼓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时候，当然是“罪大恶极”的了。
“造反派”给邓小平增加的第三条罪状就更滑稽可笑了——邓小平爱玩桥牌，这是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生活作风。不错，邓小平的确爱玩桥牌，而且是个桥牌高手。世界著名桥牌冠军美籍华人杨小燕曾说：“在牌桌旁，可以感觉到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的打牌技术又稳又精，令人吃惊的是，他是如此高龄的人。”喜欢打桥牌竟然也成了一条“罪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最后一次批邓的喧嚣声散去了。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了一个极其错误的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当刘少奇听到自己被永远开除党籍的消息时，他已经病得奄奄一息。这个决定对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打击太大了，他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到260/230汞柱，体温也升到40℃。他已完全丧失了抵抗疾病的能力，而实际上他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后来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孤零零死在河南开封。
相对而言，对邓小平的组织处理，还算高抬贵手，总算留在党内了。究其原因，大概是毛泽东觉得邓小平曾是坚定维护自己的人。1935年，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就是因为他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的路线，而且邓小平战功赫赫。毛泽东历来都是很重视邓小平的才干的，毛泽东认为有那么一天还得邓小平出来收拾残局，结果被历史所证明。另外，林彪、江青他们给邓小平列的“错误”，也不过是1962年“包产到户”，“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不经常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此外，也确实找不到更多的“罪行”来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不管最高决策人是怎么打算的，邓小平的党籍还是保住了，这对以后的启用，毕竟是有益的。
毛泽东晚年对邓小平是用还是批为何充满矛盾？
文章摘自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作者：金冲及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和邓小平
九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大寨大队所在的山西省昔阳县、后在北京召开全国农业大学寨会议。邓小平在九月十五日大会开幕那天讲话。他说：
“为了完成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重申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目前落后的现状，并下大力气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从明年起，二十五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
“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邓小平这个讲话稿在二十六日，经毛泽东批准，印发会议代表。
十七日，本来同大寨会议不相干的江青，也在大寨群众大会上并在大寨同文艺界、新闻界一些人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讲评《水浒》。她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对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岗位。”江青这些话的意思讲得十分露骨，是说周恩来、邓小平“架空”了毛泽东，四届人大使一批老干部“占据了领导岗位”，煽动人们起来打倒邓小平，让她把权力再夺过来。
九月二十四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向他谈了江青在大寨会议上谈评《水浒》的情况。毛泽东很生气，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评《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 这以前，毛泽东在华國锋请示说江青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时，明确表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二十五日，邓小平将他在会议开幕那天的讲话稿送给毛泽东审阅。第二天，经毛泽东批准，讲话稿印发会议代表。
毛泽东的态度，表明他这时仍然信任邓小平并继续支持他的整顿工作。这些消息在社会上很快传出。人们普遍抱着热切的期待。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很好的局势却在短时间内陡然逆转。
毛泽东晚年对邓小平是用还是批为何充满矛盾？
这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在这场逆转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抗战期间，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毛远新小时候住在毛泽东家里，是毛泽东下一代亲属中比较受他喜爱的一个。“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刚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参加造反派，后来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他因为参加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动，路过北京。十月十日回来时就留在北京，成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非正式的“联络员”。
那时，毛泽东接触的人很少。毛远新同江青等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由于毛泽东不愿意见江青，而毛远新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他在许多问题上起了“四人帮”想起而不能起的作用。
九月二十七日和十一月二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情况时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这些话，引起一直担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的毛泽东的重视。他那时接触实际很少。在他看来，毛远新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何况，他对毛远新还有一份特殊的亲情。
此时，又发生另一件事：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在八月间和十月间给毛泽东两次写信，揭发迟群和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信是通过邓小平转送的。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很大的不满，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相当一批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人。
这一点触动了毛泽东晚年最敏感的问题。他曾多次说过：这一生中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后来也看到“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他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而且“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九年了，所以他提出“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支持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并且批评江青等人；但他仍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的，异常关注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更不能容忍有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随着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这种不安和担心也越来越强烈。毛远新的话，刘冰等的信，恰好触动他内心这个根本问题，这就是所以会突然发生逆转的原因所在。
毛泽东晚年对邓小平是用还是批为何充满矛盾？
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他所说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指他认为刘冰等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又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
毛泽东要求由几个人开会“帮助”邓小平。他对毛远新说：“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他还交代毛远新：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态度，在内心充满矛盾：不是要打倒邓小平，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求得在路线上一致起来；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能批评，但一定要肯定它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样，既可以用来统一认识，使其他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人难以再唱反调；又可以给邓小平一个台阶，使他“有个转弯”的机会，但邓小平却以“我是桃花源中人(指他被打倒六年，脱离运动)，不了解”为词，委婉地拒绝主持作这个决议。这使毛泽东十分失望。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写道：“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这样，“批邓”就从开“打招呼”会开始，一步一步开展起来。在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写道：“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但是，邓小平一年来主持的整顿工作深得人心，各地、各单位的绝大多数人对这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抱着不满和应付的态度，邓小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更高了。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原来是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去浙江和上海的情况下接替他主持中央工作的，这时王洪文回到北京，邓小平在十一月十五日向毛泽东写报告，提出仍由王洪文主持工作。毛泽东当天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但中央日常工作以至批判邓小平的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这实在是很少见的事情。可见，毛泽东此刻的心情仍陷于难以摆脱的矛盾之中，而且对王洪文已经失望，不愿将权力交到他和“四人帮”手中。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林彪、贺龙等在庐山
笔者因为工作关系曾经与周恩来生前副卫士长张树迎（已故）、卫士高振普多有交往，并亲自聆听了他们叙说的晚年周恩来用他生命最后力量力荐邓小平接班的一些动人事迹。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受命主持中央工作不负众望。他在领导批林彪的“极左”、抓经济建设、抓外交复苏等工作上搞得很有成绩。但是，周恩来领导的批“极左”最终还是触痛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伙人。同时，毛泽东也不能容忍周恩来批“左”最后批到“文革”头上。因此，他在江青等人多次告状下，再一次出面干预，说林彪是极右，周恩来领导的“批左”是错误的。致使周恩来忧愤交加，加之经年累月的超负荷工作，周恩来终于病倒了。这样，在中国政治权力中心面临着没人掌控的状况。
1966年，邓小平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曾寄希望于年轻的王洪文。但实践证明他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而且他还和“四人帮”搞在一起。王洪文接不了班，“四人帮”又不可靠，最后毛泽东还是认定他的老同事邓小平同志“人才难得”。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从军队抓起，把全国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也就是被今天史学界称道的“1975年整顿工作”。
周恩来住院期间，还时时关心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1975年中央1号文件让邓小平复出后，他一直是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他还凭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多次在医院里找来王洪文、Zhang春桥、李先念等人，要他们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来即将进手术室之前，拉着小平同志的手久久不放。然后，他环顾左右，高声对在场的人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这是周恩来在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点力量，为邓小平的工作和平稳接班造声势。而邓小平抓全面整顿工作必然招致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人帮”一伙的嫉恨。他们没茬找茬、无中生有地打击迫害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整顿其实是复辟、倒退，还说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四人帮”连重病缠身的周恩来也不放过，批判他是“大儒”、“投降派”等等。丧心病狂的“四人帮”先后制造了“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等。但是在周恩来细致深入的工作下，都先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从而瓦解了“四人帮”一浪高过一浪的进攻。
晚年周恩来
“四人帮”眼看他们即将到手的大权却要旁落，江青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最后串通当时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也是毛泽东侄儿的毛远新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黑状，说邓小平的“整顿”等一套做法最终就是要否定掉文化大革命。这一下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毛泽东利用一次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小平同志呀，趁我还健在，由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
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邓小平的性格决定了他不能作违心之举，因此他回告毛泽东说：“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我做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言辞虽然委婉，却是柔中带刚。毛泽东一听，大失所望。
那天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上述谈话过后不久，小平同志就匆匆赶到三0五医院，心事重重地向周总理谈了与毛泽东谈话的前后经过。这时的周恩来已是骨瘦如柴，他的生命已到了油尽灯枯的最后尽头。可是，当他听完邓小平的汇报后，仍然瞪着眼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周恩来说完这句话还把脸转向墙壁，表情十分痛苦。过了一会儿，两人才又小声地亲切交谈起来。
周恩来的意图很明显，是想让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面前隐忍一下，因为他和毛泽东都将不久于人世，等你邓小平平稳地接过这副担子后，你再去处理有关事情不迟。未来的中国是需要你邓小平的。
毛泽东周恩来握手，后方为邓小平
1975年夏季的一天，周恩来已越来越感觉自己病势加重，以至于一次在北京医院见到自己当年的保健护士郑淑芸时，竟脱口问道：“小郑，你说我还能活多少天？”
到了1975年的下半年，周恩来不仅病情加重，偏偏又出现了毛泽东同志对小平同志的信任危机，而当时，国际国内有多少大事等待着处理！周恩来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再一次举荐邓小平，这也是周恩来临终前就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也是一次拼尽全力的努力。
据高振普同志回忆，总理叫他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随后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有邓颖超和他两个人。高振普帮助周恩来坐稳后，知道他要写重要东西。因为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叫医护人员退出的。所以，等周恩来坐好后，高振普也转身走向病房外。但周恩来叫住了他，因为当时没有人扶他已坐不稳了。
周恩来颤抖着一手托着放有纸的木板，一手哆嗦着写字。邓颖超见他写字很费劲，还要用左手托着木板，就对他说：“恩来，你口述，我代你写。”周恩来可能考虑到事关重大，坚持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当时高振普站在周恩来的右边，一边用手稳住周恩来，一边看着他写。信是写给毛泽东的，内容是向毛泽东提议，仍让小平同志取代他自己在党和国家中所任的职务、位置。高振普同志说，总理虽没写上“总理”、“第一副主席”，但当时他自己的位置就是紧接在毛泽东之后、王洪文之上的“二号”人物。
周恩来写好这封信之后，嘱邓颖超转送。邓颖超将信上报后，还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但是，这封周恩来重病期间写下的诤言建议后来却没有任何音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