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中国涉外事件秘闻》　作者：程远行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本书简介：当年未代皇帝溥仪是怎样被引渡回国的；美国大兵是如何欺凌强暴天真单纯中国女学生的；一个苏联红军在东北犯下禽兽不如的罪行，是如何死于非命的；毛泽东在老外检举信上是如何批示的，本书都有血有肉，真实生动地……

苏联红军在东北

　　1947年至1948年上半年，中共党、政、军所占据的较大城市是哈尔滨。在这之前，党中央已从内地调到东北10万部队和2万干部，并已分散在东北各地解放区。在这些解放区和南满一带城市，和哈尔滨一样，一片打倒封建主义、美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呼声，从城市到农村，震天动地。这是美国在马歇尔调停失败后，立即转为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所造成的直接结果。

　　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干涉，哪里就有反抗。这已成为世界性的规律。

　　领导这一地区解放事业的核心人物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的几员显赫人物。他们是高岗、林彪、林枫、高崇民、张学思等人。

　　为了有利于开展这场人民翻身闹革命的伟大活动，他们在中央统一的安排下，成立了东北行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高岗挂帅，林枫、高崇民、张学思任委员会副主席，栗又文任秘书长。

　　哈尔滨是我国北方新兴的一个较大的城市，它既是东北三省著名的水陆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要地，又是松花江的重要港口，是早年列强日、俄、英、美、德、法等国必争之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哈尔滨曾聚集了33个国家的十几万侨民，并设立过24个国家的领事馆，同时还有外资开设的工厂、商店、银行、学校。因而此城的涉外事务，就十分繁重，十分需要有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来处理日常的涉外事务。为此，于1948年中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内部设立了一个外事处。

　　涉外工作无小事，事事重要，因此外事处的工作便直接归口由林枫副主席亲自领导，也就是说，外事处是在林枫亲自领导下工作。外事处建处初期，人员不多，算上处长陆曦，仅有三人，我是其中之一。

　　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处在哈尔滨期间，我们三人都没有外事经验。中央外事组、西柏坡没来得及派人来支援。因此，为了工作上的应急需要，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干，在工作中边请示、边学、边做，摸着石头过河。

　　搞外事、办外交对我来说，实在是件勉为其难的事，我本来在大学是学医的。当年，我一心想当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以做点脚踏实地、救死扶伤的实在事。换句话说，自己就想做个靠本事谋生的本分人，做个既可不必瞻前顾后，又不求荣不求禄，靠自己的双手、维持自己的生活就行的普通人。而且对搞外交我又一窍不通，既不懂行，又不感兴趣。当党组织硬性决定命我去搞外交时，我很为难，不服从吧，就是不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吧，就要放弃两年已学到的医学基础。怎么办？对此，我在思想里嘀咕了很久。

　　说实在的，正当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四平等地打拉锯战的时候，为了战时的需要，不要说是外事工作，就是任何一项殊死任务，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是不容选择的。地下党组织栗玉( 栗又文的妹妹 )找我谈话，她说：“党中央目前的任务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们的任何一项任务，包括外事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大局转。我们每个党员也都要从这个翻天覆地的大局去想问题。组织上选你离开大学，放弃学医，去从事政治、从事外交，是对你的信任，是对你寄予很大期望，是要你将来为劳动人民做更多、更重要的事；而你应该牺牲小我，去服从大我，把眼光放大些、放远些。”

　　栗玉的这次谈话语重心长，使我一生难忘。党组织的这一决定有如泰山压顶，没有考虑的余地，只能服从。

　　说心里话，要我放弃学医，去从事外交，我很不情愿。

　　我这种不情愿，并不是我对外交、对政治有什么成见，也不是对“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有什么怀疑，更不是对中共带领劳动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信心和勇气有什么动摇，而是对钻研理科、攻读医学确实曾有过一些兴趣。

　　就这样，在一个转瞬之间，我就很不情愿地改变了自己一生在事业上的走向，进入到外事口，成了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处的一名成员。

　　涉外工作领导比较重视。因而我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处工作期间，除高岗、林彪外，和一些领导人，诸如林枫、高崇民、张学思、栗又文等，由于工作关系，均有接触，经常可以听到他们作的大会报告或工作上的具体指示，从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高岗和林彪在解放战争那几年也难得一见。有一天，我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看到一条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上面写道：“共匪军事首领林彪已经在前线阵亡。”这条消息引起我们几个年轻人的注意。

　　正当我军和由美国装备的国民党军作战期间，我帅阵亡，是我党的重大损失。这对我们来说是个不小的震动。可对此，为什么听不到任何风声，既没看到林彪阵亡的简报，也没听到这方面的小道传说。这类事又不便多嘴去打电话向军方询问。难道说，为了稳定军心，这一阵前重大伤亡的消息暂不下达？种种猜测，得不出个结论，让人有些纳闷。

　　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人皆有之，而我更甚。为了弄清这一不便弄清的谜团，当天夜里我和秘书处的一个干部不动声色地进行了一番调查，亲自到众人不知的林彪住处去探听风声。

　　这天夜里和往常一样，哈尔滨城内仍然是一副战时景象，市民在天黑之后，早已熄灯入睡。

　　市内有照明的地段不多。南岗从喇嘛台到秋林公司还有几盏街头路灯，再往西走，几条横街都没有路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路上既无行人，也无车辆，没有任何大城市应有的喧闹和噪音，寂静得有些恐怖。

　　当我们从南岗向西走了很长一段路后，在向右拐、走到距林彪住处约五十米的时候，只听林彪住宅的门警( 卫 )大喝一声：“站住！干什么的？”

　　我的同伴立刻回答：

　　“我们是东北行政委员会的，是找你们那里小柯的。”

　　“小柯住在司令部，不在这里。”

　　接着门卫又喊：

　　“你们是回去，还是往前走？”

　　为了进一步观察有关动静，我说：

　　“往前走。”

　　“你们几个人？”

　　“两个人。”

　　门卫立即很严厉地说：

　　“你们两人拍着手过去！”

　　当时，我的同伴说：“我们不拍手可不行，弄不好，门卫会开枪的。目前战争形势紧张，被他们打死，白死，无处说理。”

　　我急忙说：“废话，人死了还说什么理？现在我们就委屈点，服从门卫的命令吧！”

　　为了探听有关风声，只能尊重门卫的命令，拍手而过。

　　根据种种迹象，我当时就断定：一、林彪安然无恙；二、国民党中央社那些记者是奉命造谣，妄图干扰我们的军心。这就叫作“黔驴技穷”。

　　关于高岗，他更是有些神出鬼没，一般人难得一见，了解他者不多。我只知道，要见他或找他请示问题或处理文件只能到交际处去找他。当时，我们都不言而喻地知道，高岗的业余生活，不管形势多么紧张，有两件事他抓得很紧：一是打麻将，他又善于打“二五八和”；二是跳交际舞。

　　然而，我们这些年轻干部在林枫等人的领导下，一心一意地埋头工作，一天到晚除了工作就是学习，既不会打麻将，也不去跳舞。当时我们的生活虽然比较单调，但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状态却很饱满。

　　尽管我们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吃的是玉米�ㄗ蛹酉滩耍�穿的是二尺半( 黄军装 )，但我们敢于自豪地说，我们对解放事业充满信心，十分乐观，坚信朱、毛必胜，国民党必败，蒋介石必然会被打倒，全中国必然会解放。

　　当时，每当看到一份前线的胜利简报，我们都会忘记吃饭、忘记休息，兴奋不已，奔走相告，甚至有些忘乎所以，有同当今球迷们那股痴劲。

　　1948年，解放战争的军事形势发展得很快、很迅猛，有些出人意料，让我们这些年轻干部有些坐不住。

　　7月，这场解放战争刚刚打到第三个年头，我解放军的兵力已有惊人的扩大。当时，国民党的总兵力仍保持在300多万人左右的时候，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原来的120万人发展到近300万人。而且，国民党的正规军约170多万人已被我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等战场上，被动挨打，捉襟见肘。

　　约在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

　　10月初，高岗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各省市党政负责人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军事形势”，并对这一形势作出了充分的估计，认为“东北全境的解放即将到来”，“当前的任务是全力支援战争”。

　　当得知高岗这一结论性的战事安排时，我高兴得要跳了起来。

　　上述会议开过之后，东北战场就开始了“关门打狗”的战略。

　　几天之后，我解放军经过31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歼灭蒋介石军队10万余人，攻下了锦州；不久，长春的10万守军也被迫放下了武器；接着在辽西又歼灭了蒋军12个精锐师，计10万余众。似乎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所面临的崩溃形势，已经是势不可挡。

　　当时，我们外事处的三个人面对这一即将转折的重要时刻，也和其他同志们一样，恨不能也到阵前去为这一战事转折和必然取胜的战争，付出自己的力量，以不负这一伟大的人民解放对每个共产党员的期望。

　　几天之后，又一个新的战略性部署，让我们兴奋不已，这就是，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部署“要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精神，高岗在住处( 哈尔滨南岗法国领事馆 )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了即将接管沈阳的方针，提出今后的重点都在沈阳。东北行政委员会全班人马也即将随军开进即将解放的沈阳，并将在沈阳这一较大的城市里建立一个人民政权，即成立“东北人民政府”。这一伟大的战略决策，意义重大。因此，我们在高兴之余，也都感到，作为这些重大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十分自豪，十分幸福。

　　出自东北行政委员会机关转移的需要，我曾和哈尔滨市外事处长陈克通了个电话，告其：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处将向即将解放的沈阳转移，今后有关地区性的外事工作将请市外事处接管处理。

　　一切离开哈尔滨的收摊工作安排妥当之后，我们便立即投入紧急准备行装，并日夜等候乘火车沿着四平等战火纷飞的阵地开往沈阳的命令。( 注：11月2日解放军打入沈阳，4日我们开进该城，当即驻扎在太原街2号，原国民党剿匪司令部的旧址。 )

　　仅用三天时间，我们将准备行军的工作安排就绪。正在我们全神贯注、待命出发的紧张时刻，突然一天上午，东北行政委员会传达室通知我：

　　“有一个大学生，要求外事处的人接见他一下，他有要事相告。”“是否同意他进来，你们见他一下？”

　　我也不知来者是谁，要谈什么。按规定，这类约见是不准随便拒绝的。为此，我只好答复传达室：“可请他进来，我跟他谈，了解一下，他有什么要紧的事。”

　　原来这位大学生杀了人，他杀了一个老外，现在是来政府投案自首的。

　　这类事，外事处是否可以受理，我们没有把握：受理吧，既然是件杀人案，应由公安或法院去处理，外事处岂能越俎代庖；不受理吧，该学生一再强调此案是涉外事件，又不便拒绝。

　　经过商量，我们认为此事多有蹊跷，既是涉外事件，不妨听听再说。

　　主意已定，由我出面去接见这位自首的大学生。

　　这位大学生叫王杰( 下称小王 )，他一见到我，就直截了当、不绕弯子，慷慨激昂地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这一涉外事件。

　　王杰说：“我对苏联兵极为不满，有不共戴天之仇。为了讲出这一仇恨，我从1945年苏联出兵我东北、打败日本侵略者说起。”

　　1945年8月，苏军入城，兵荒马乱，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寄宿在学校的王杰等同学和尚未离校的化学老师张某夫妇一起，共度这一非常时期。

　　张老师为了学生们的安全，也是为了自我壮胆，把留下的学生集中到一个大屋子里住，大家同睡在一个大横木板铺上。张老师夫妇就住在大屋里面的小屋子里，以便和学生们互相能有个照应，以期平平安安地度过战时的困难，等待早日复课。

　　这样一种混乱的社会秩序，对几个孤苦伶仃的寄宿学生来说，又惊吓、又无可奈何！

　　这几个寄宿的学生为了安全，自己组织起来，各持一件利器，日夜值班。对此，化学老师张某对这些学生说：你们这些防范措施都不错，但只能在精神上给自己壮壮胆而已，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情况，你们这些棍棒利器是无法抵挡冲锋枪的。你们可不能乱来，个人安全要紧。他又劝学生，躲在校舍里，不要出去惹事，以免发生什么意外，张老师的这番话大大稳定了学生们的情绪。但是，谁也想不到，一场意外的惨案就发生在校内这套大小套间的学生宿舍里。

　　这天，时至半夜，学生们正酣睡时，几个持枪苏军破门而入。

　　学生们已被吓呆了，一动也不敢动。

　　天亮之后，学生们都很关心张老师夫妇的情况，但又不敢过早地去打扰他们。时至中午，小王几个学生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大胆地推开了小屋的门。一看，小王他们都吓呆了。屋里除留下了不少血迹之外，什么也没有。

　　这天夜里，学生宿舍里这么一闹腾，学生们谁都不敢再住在这个倒霉的宿舍了，都纷纷离去。小王也不例外。

　　小王不是本市人，他在本市有个阿姨。

　　阿姨是小王母亲的同胞妹妹，丈夫已逝，身边只有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女儿。母女二人在相互支撑下，日子还算过得去。阿姨对小王甚为关心，一是她受胞姐委托，要照顾这个外甥；二是阿姨确也很喜欢这个懂事而又孝顺的外甥。因此，每逢节假日，阿姨都把小王叫回家来，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既可犒劳犒劳小王，又可共同享受一下家中的温馨之乐。

　　这天不是节假日，小王担心这样唐突跑回家去，会不会吓着阿姨和小妹。可不回家又无处可去。

　　路上，小王在想，应如何向阿姨解释昨夜校舍里发生的事。对此，小王内心里十分踌躇。他担心昨夜的惨案，说出来，会吓坏阿姨和小妹，而且自己也不愿再去想再去说这件特别恶心人的惨事。最后，他认为，既然自己已经离开了现场，就不应该再让这一凶杀惨案的情节，继续一幕一幕地在脑子里瞎折腾。于是，小王决心把昨夜的事件忘掉，也不打算和任何人说。

　　当小王跨进阿姨家的大门时，又一幕灾难从天而降。阿姨死了。

　　小王看到小妹抱着阿姨那双僵硬的手，不停地摇晃，不停地又哭又喊：“妈，你别扔下我！妈，别扔下我！”

　　开始，小王不以为这是真的。阿姨是个很乐观的人，身体也很健康，几天之前，她还给小王做了一顿土豆饼吃。

　　当小王上前看到阿姨那张发青发紫的脸时，他才知道，悲惨的灾祸，已经降在自己头上了。

　　这时，小妹抓住哥哥的腿哭着说：“妈要我去找你，东头张姨也要我去找你，可我上哪去找你呀！”接着小妹哭得更加悲惨。

　　小王被眼前这场惨景惊呆了。待他转过神来，他便扑上前去，不顾阿姨死后的恐怖相，抱着阿姨的头，大哭不止：“这是怎么啦？阿姨你说话呀！”

　　当小王听到小妹讲述阿姨死前的情况，他那年轻的肺叶都要气炸了。

　　听小妹断断续续的哭诉，小王才明白，阿姨是被苏联大兵強奸后，自己上吊自杀的。

　　小王听罢，放声大哭，他抱着阿姨的胳膊大叫：“阿姨死得冤啊！”“阿姨是被苏联大兵害死的啊！”

　　然后，小王跪在阿姨尸体前，郑重发誓：“阿姨你安心走吧！我要把小妹带到我家，会让小妹好好活着，好好上学，不让她受到任何伤害。阿姨这一血仇，我一定要报。”

　　小王办完阿姨的后事，将小妹送到外地妈妈那里，并嘱小妹：要和在哈尔滨家一样，听话，好好学习。“以后如有条件，我决心把小妹和我妈一起接到哈尔滨去，你们等着吧！”

　　小王在小妹面前，不愿再提阿姨惨死的事，也不愿意说穿阿姨为什么抛下小妹而去的真实原因。

　　小王知道，小妹还小，什么也不懂。小妹只知道像小鸟一样在妈妈的翅膀下，得到保护，却不知妈妈是为了保护女儿才失去了生命。

　　小王看得很明白，领悟得很深刻，因而他很后悔。他悔不该在兵荒马乱的时候，还留在学校里过夜，没能及早地回家来，照顾阿姨母女。如果他能及早回来，至少，在家里可帮阿姨壮壮胆，替阿姨抵挡一下苏联大兵的侵犯，甚至，还可劝阿姨不要自寻短见。

　　这一难以解脱的后悔和自责，更促使小王决心要为阿姨讨回一个公道。

　　1946年下半年，小王又回到了哈尔滨，一个人住在阿姨家。

　　就在学校还没复课、苏军还没撤离的时候，小王真的遇见了強奸他阿姨的那个苏联大兵，并为屈死的阿姨报了仇。

　　一天夜里，小王正在阿姨家里深睡，一阵敲门声把他惊醒。小王听到敲门人还哇啦哇啦地说什么“妈达姆Magam！”( 太太 )等俄语，便断定门外是个苏联大兵。此刻，小王像触了电似的，想起了阿姨的惨死。他火冒三丈。一种复仇的冲动，使他胆子大了。他穿好衣服，藏好一块铁器，无所畏惧地前去开门。

　　一个醉醺醺的苏联大兵，背后挂着冲锋枪，熟门熟路地走进了房门，接着他一面叫喊Magam，一面将一个圆式的大黑面包( 黑列巴 )放在桌子上。然后，他直奔靠窗的土炕，又急促上前掀开被子。

　　此刻此景，小王已经猜到八成：这个醉兵肯定就是强暴阿姨的人。

　　小王在这刹那间耳边似乎听到阿姨的惨哭声，他那急切复仇的心情，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了。寻找仇人非易事，得来并没费功夫。

　　此时，苏联大兵发现被窝中没有人，便问小王：“гge magam？( 太太在哪里？ )”

　　小王听懂大兵要找的是Magam，便横眉冷对地说：“死了！”

　　苏联大兵走了。小王尾随其后。当苏联大兵走到松花江边时，小王趁机将他推进了松花江。

　　东方发亮，晨光四射，公园里也开始有人来往。小王仍然看不到江岸有什么动静，便匆匆忙忙跑回了家。

　　小王把阿姨家打扫了一下，然后跪在地上，连叫三声阿姨，又叫张老师，并郑重对阿姨说：“我替阿姨报仇了！我亲手杀了強奸阿姨的凶犯。我为中国人除了一个大祸害。阿姨，你瞑目吧！”说着，他就趴在地上，大哭了一阵。

　　小王讲到这里，似乎已将要说的话都讲完了。停顿了一会儿，小王又接着说：“学校复课后，同学们凑在一起，首先议论的就是这件事。一提此事，同学们无不咬牙切齿，极为愤怒。

　　一天在课堂上，同学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又怀念起张老师夫妇。这时，我也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冤恨，便当众讲出了，我如何杀了一个苏军，为我姨妈和张老师报仇的事。”

　　看来，此事已有很多人知道。

　　我便立即问小王：“同学们听了这件事，都有些什么反应？”

　　小王回答说：“那些天，同学们议论此事后，反应十分强烈，有人想借机大闹一场；组织起来到苏军司令部去抗议去控诉，去讨个公道；还有人主张，立即组织起来，上街游行，以抗议苏军暴行。

　　“同学们在议论此事时，都很齐心，你一言、我一语，空前一致，非常团结。”

　　接着小王继续说，他们同班同学，人数虽然不很多，但多是本市学生。他们所代表的社会背景，却十分复杂。而在他们这些学生中，有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也有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青年联盟成员。这两部分人，平时矛盾很深，往常吵架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然而，他们在听小王这场冤案的控诉时，异常一致，异常平静，都对小王表示同情、表示支持。好像小王为全班同学出了一口恶气。

　　小王接着说：“我只知道我当了多年的亡国奴，而我不知道国民党想干什么？也不知道共产党想干什么？我讲述这段杀死苏联大兵的历史，并不是要向国民党靠拢，也不是有意疏远亲苏的中国共产党。我公开讲这件事，不是为了要巴结谁！或表示要仇恨谁！也不是为了吹捧谁！或给谁脸上抹黑。一句话，当时，既然苏联大兵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地持枪強奸我阿姨，我就也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地为我阿姨复仇。我要一命抵一命。这是天命，这是公理。就是把这个官司打到天边，老百姓在没有政府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愤起自卫，是无可非议的。况且，我们对苏联的印象，长期以来就不很好。”

　　小王接着又说，当时一些青年学生不大欣赏苏联。尽管都知道，孙中山提倡联苏、联共，但苏联作为邻国，对我们并不友善。

　　远的不说，就拿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苏联就很滑头，苏联元首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也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正当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入侵中国、占领东北三省的时候，中国人民渴望得到苏联伸出国际主义之手、帮上一把。但事实上，任凭日本铁蹄对中国的蹂躏，苏联除考虑他自己的民族利益外，没采取任何抵制日本侵略扩张的措施。当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日本侵略集团请斯大林出面，充当战争的调停人，希望得以从对抗盟军中脱身。斯大林这才利用机会对日本宣战。

　　苏联及其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某些对华态度，令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无法理解，十分寒心。

　　1945年8月，苏联宣布对日本作战。苏联红军以先进的军事武器、快速的冲锋枪，在威力出奇的坦克部队掩护下，仅用两三天的工夫，就占领了东北各大城市。日本在美国原子弹的胁迫下，已经大伤元气，很快就宣布投降。

　　从此，苏联红军即以战胜者、解放者的姿态，在东北各大城市实行了军事管制，并在各城市里着手组织了地方政府。当时，就有一批地痞、奸商，以及一些略懂俄语的汉奸都粉墨登场，抢权、抢钱，为非作歹。在一个不短的时间里，不仅这批中国败类趁机大发战争之财，苏联红军也大捞了一把。

　　日本宣布投降后，住在中长铁路沿线的东北老百姓、北满铁路职工和边境老百姓，都眼巴巴地看着一列一列的货运火车，满载东北物资，开往苏联。

　　这些物资不仅有由日本关东军部队中缴获的军用物资，还有大量军、民用工厂、企业和矿山的机械设备、器材物资，乃至母机机床，以及机械产品和民用产品，还有大批东北国库中所储存的民用物资，诸如棉花、粮食以及建筑设备、器材和建筑物资。就连溥仪皇宫的可动财产，以及日本高级官员和军官家中的钢琴、沙发和家具等都作为缴获物资，全被运到苏联去了。较大的重工业企业，被掠走一空，如鞍山钢铁厂、沈阳兵工厂和小丰满发电厂等大型工厂的全部设备全被拉走，只剩下一些空房子。这些事实，对饥寒交迫、渴望温饱的东北老百姓来说，十分敏感，十分不满。

　　诚然，苏联红军将出兵缴获的战利品，运回国去，以补偿苏军在战争中的损失，这本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被称之为同情和支持弱小民族的社会主义战胜国来说，作为一个标榜坚持国际主义精神的国家来说，如此掠夺式地运走、抢走邻国赖以生存的基础物资，怎样向世界自圆其说呢？岂不是口头上宣扬一套，而实际行动上却是另外一套。

　　有些有前科的苏联大兵一进城，都成了太上皇，他们利用各地既无政权、又无法律，既无“红绿灯”、又无“人行横道”，无人权保障的混乱局面和机会，纷纷持枪横行，为所欲为，奸淫掳掠，弄得各大中城市昏天黑地。

　　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如此可悲。“昨天撵走了一只虎，今天又迎来了一只狼”，这种谩骂声，在第二次大战后的东北地区，传播得沸沸扬扬。这种义愤的传播，不是来自西方媒体，也不是来自国民党或三青团，而是来自普普通通的东北老百姓。

　　接着，我又问小王：“你谈的上述情况，入情入理，我能理解。但我想问你，你的这复仇杀人一事，既然无人告发，为什么你要来投案自首。”

　　小王说：“不仅没有人告发我，而且我这复仇一事，还博得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尽管如此，但我总觉得，我毕竟是杀了人。

　　“虽然我每想起这件事，我就仍然会情不自禁地臭骂老毛子一顿，但我内心里还是有些后怕。我并不是怕苏联人会报复，我敢作敢当，我怕的是，我这手沾上了杀气。这是一种永远洗不净、甩不掉的杀气。这种杀气一直在干扰着自己的神经，从而使我背上了包袱，又后怕、又后悔。于是，我很想向政府当局说说，不管怎么处理我，我只希望你们能理解我。这是我来投案自首的原因之一。

　　“之二是，我有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即我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也算犯罪？

　　“我自认为，一命抵一命，在蒙冤无人管、有仇无处诉的情况下，杀人报仇，应该算是符合公理的。两年前，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来，也没有一个自己的政府，我们像一群没有娘的孩子，任何人都可以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们只能忍受，没有做人的权利。在这情况下，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学生，能忍受吗？你不杀他，他还会害人。我为民除害、替天行道，不该算是犯罪。

　　“但是，我又不知为什么，事后虽然没有人找我纠缠此事，但我还是有些负罪感。这种烦恼，成了心病。我希望能有人给以指点。

　　“之三，学校里有几位进步同学建议我来自首，以听从你们发落。

　　“我认为，今天对你讲完此事，就算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不管你们怎么处理，我都认账。从此，我可以丢下包袱，轻装前进了。”

　　我听了小王这一席话，颇为震撼。小王年纪不大，口才很好，案情说得透，辩词讲得清，给我的印象是，这个学生挺孝顺，挺勇敢，也挺仗义。只是他投案自首的目的，听来听去，也听不出明堂来。苏军已撤，又无人告发，他来状告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犯的是什么傻？我问的几个问题，他回答得含糊其辞，一套官腔，不足为信。因此，我也不想再去问他什么。但我也不能只听、不表态。表个什么态，自己毫无把握，是批他、骂他，还是支持他、同情他，我心里没有底。于是，我对小王说：“你先回去吧！明天再来。我请示一下，再答复你。”

　　小王走后，他所自首的这件事，使我有些犯难。

　　当时的战争局势十分紧张。正当外事局即将随大队人马开往沈阳战场的非常时刻，对这种事过境迁，又找不到原告，又无人追究的自首案件，完全可以不予置理。但是，人命关天，再紧张也不宜轻率处理，至少也得将此事交给哈尔滨市外事处去处理。

　　我带着不少困惑回到了办公室。为了立此存照，就此案我还写了一个书面报告。

　　领导看到这一报告对我说：“对，你让他回去，做得对”，“这样的事，谁也办不了。苏军已撤，苏方也没就此事来找什么麻烦；而且我和苏方也没有司法合作协议，苏方也找不上我们，况且事过境迁，无根无据，也够不上国家间的交涉。就是苏联官方找上门来，我们还得替中国受害人、被告人辩护几分。所以我说，这孩子是个神经病。他到我们这里投案自首何用？乱弹琴。他明天不来，就算结案，不再理他；如果他来，就开导开导他。

　　“可告诉他，我们很忙，他还有什么事，可去找市政府。一、对他投案自首一事，可表示，他这样做不错，但要给他指出，杀人是犯法的。即使杀人报仇，也是杀了人。这在解放区是违法的。但是，苏军已撤，无人追究此事。对他的投案，目前我们不予受理。二、目前我们国内的战争局势十分紧张，东北的各大城市有待解放，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很多。希望他好好学习，轻装前进，尽快投入社会工作，不要再去胡思乱想。”

　　第二天，我按上述精神向小王谈了。小王还挺高兴。他一再问我，“你的这些说法，是否可看成是政府对我的忠告？如果是，我就很心安了。”我明确告诉小王：“是。”

　　杀人自首一案就这样草草了事，看上去，似乎有些不负责任，但在当时战火纷飞的时期里，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在当时，除了具有影响全局的涉外事件外，像这类个人仇杀事件，谁也管不了，只能可推就推，可搪就搪，别无他法。

　　但是，苏军在东北的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和肆无忌惮地拉走大批财富这两件事，给当时一代东北人留下的坏影响，一时难以消除。

　　当然，半个多世纪都已经过去，老一辈的人对苏军的这两件怨恨，虽然在脑子里逐渐在淡化、在淡忘，但对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既高举国际主义原则，又高唱无私援助弱小国家，却如此对待自己的这个穷邻居，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正因为以上种种因素，有不少人对中央提出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想不通。

　　说句实在话，当时，我们也不能不面对现实。

　　当时虽说有人建议，中国走第三条路线，不靠苏，也不靠美。这种提议，只能是事后传说而已，查无实据。又有人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出要北上见周恩来，周也同意。实际上，美国大使根本就没理这个茬，没有北上。反而，美国当局对新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施压、封锁政策，欲把中共政权窒息在摇篮里。在这情况下，新中国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采取“一边倒”政策，又该怎么办呢？！

　　“一边倒”是短命的，没过几年，中苏两国关系由友好急转恶化。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他以大国沙文主义姿态，无视中国主权，向我提出建立海军共同舰队等无理要求，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他的要求当即为毛泽东所拒绝。

　　此后，苏联便采取了破坏两国关系的一系列措施：片面撕毁两国签订的经济技术协定；单方撤回全部在华专家。赫鲁晓夫办的这件背信弃义的蠢事，遭到中苏两国人民和世人的鄙视。

　　从此，中苏两国在思想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文字战。我中央指定由康生主持一个写作班子，专写文章批判苏方的修正主义，曾写出了震动全球的《九评 》。从“一评”、《 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到“九评”、《 关于赫鲁晓夫的伪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以答复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而苏共也不停地发表文章对中共进行还击。双方文字战尖锐苛刻，两国关系也随之进一步恶化。

　　然而，最值得提及的是，中苏两国人民的传统友情，仍然没变，并没受两党文字战的影响。不论在北京，还是在莫斯科，两国人民仍然一如既往，坚持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谁也看不到两国民间有过什么反目气氛，反而彼此心照不宣，照旧友好。

　　这种淳朴而真挚的民间友情，不受国家交恶影响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是，中俄两个民族，都是文明古国的后代，各自都有着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历史，有着憨厚热忱、强悍不屈、淳朴而又善良的民族性格，而又都不愿破坏双方千丝万缕的睦邻友好合作的传统关系。

　　其次是，中国人有个不忘“旧好”的长处。一代中老年人对中苏人民友好的“黄金时代”记忆犹新。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国文化周；在北京开展的苏联文化活动，声势轰动，家喻户晓。苏联芭蕾舞著名演员乌兰诺瓦来中国演出，轰动了神州大地。杜近芳在莫斯科的演出，博得各界喝彩。在莫斯科举办的“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中国青年代表团是联欢节最受欢迎的贵宾。莫斯科——北京之歌的旋律为北京和莫斯科一代人铸筑了一个友好的“黄金”时代，令人难忘。

　　一代人虽已年迈，但人人深信，这种民间友情的“黄金”时代，还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