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勇原型（武汉辜勇原型）

武汉快递小哥。新冠疫情之后，他被人们称为“生命摆渡人”“组局者”和“凡人英雄”，也是抗疫剧《在一起》中雷佳音饰演的辜勇人物原型之一。

2020年，他获得了国家邮政局授予的“最美快递员”称号，共青团中央颁发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在全国抗击新冠疫情表彰大会上接受先进个人表彰。

汪勇。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年末总结自己的2020年时，武汉快递小哥汪勇又一次翻出手机相册里，一张他向许多人展示过的照片。

那是1月25日，大年初一的清晨5点多，汪勇走出家门后，转身回头拍下的自家房门。

大年初一清晨，汪勇走出家门后，拍下的自家房门。

那天很冷，一门之隔，父母、妻子和没满3周岁的女儿都还在睡梦中。他离开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也许再也回不来了。“我爱这个家”，然后“没有再回头看一眼”，他驱车匆匆赶往金银潭医院。

在武汉因新冠疫情“封城”的第三天，休假在家的汪勇决定出门，接送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上下班。

这像是一部英雄电影的开头。危难之时，人群里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快递员，脱下工服，走出家门，踏出变身成为“超级英雄”的第一步。

之后的几个月，汪勇像一个支点，撬动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能量。

从组建志愿车队接送医护人员通勤，到协调提供每日近1.6万份餐食；从调配医疗物资，到给医护人员买拖鞋、修眼镜、修手机，解决生活所需……

这个今年35岁，单眼皮、高个头，走出家门时手头资源仅有一辆小轿车的快递员，集结起一众素不相识的同伴，自发搭建了一条医护后勤服务保障线，为武汉抗疫一线的众多医护人员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他因此被人们称为“生命摆渡人”“组局者”和“凡人英雄”。他的组织能力、执行能力被大加夸赞，有人说他是个难得的项目管理人才；他上了《新闻联播》，经武汉当地党委批准火线入党，被顺丰公司连升三级、破格提拔为手下有200多名员工的分部经理；他获得国家邮政局授予的“最美快递员”称号和共青团中央颁发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又在全国抗击新冠疫情表彰大会上接受了先进个人表彰……

“今年是特别漫长的一年。”汪勇感叹。对于荣誉，他感恩而平静，疫情改变了他的脾气，让他重新认识自己，“平静”是这段经历留在他身上的痕迹。

“我还是那个普通的快递小哥，一直都是。”汪勇说。

危急时刻，遍地英雄。他觉得自己在这一年里得到过太多帮助、信任、感动和支持。“不是我一个人，是太多人站了出来，要出一份力。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但聚集在一起，团结起来，向一个方向努力的时候，相信你们已经看到了结果。”他说。

“真正的大事”

踏上旅程时，英雄们大都并不以“成为英雄”为目标。就像除夕夜，汪勇加入一个金银潭医院的医护出行需求群时，他的初衷是看看医生护士在聊什么，为家人打探点消息。

结果群里没人聊天，只有一条条滚动的用车需求。那是武汉“封城”的第二天，公交地铁停运，网约车下线，金银潭医院位置偏远，不少医护人员上下班遇到困难。

当时，54万名湖北省和武汉市医务人员正同新冠病毒“短兵相接”，346支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队、4万多名医务人员在陆续奔赴前线的路上。其中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除夕夜坐上了前往武汉的飞机或火车。

武汉金银潭医院是全国最早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一度也是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最多的医院。

“这里那么重要，又那么危险。”看见群里有护士发布用车需求却无人接单，可能要在夜班后步行4小时回家，汪勇感到不忍。他在心里百般思量，凌晨1点多，终于下定决心联系了这位护士。

他想，自己有一辆车，有一个好身体，可以出点力。“我这辈子可能都遇不到比这更大的事情了。”

离家后的第一天太难忘了。大年初一早上，当金银潭医院的护士真的坐进车里，汪勇开始本能地恐惧。一路上，他腿抖个不停，眼睛不时瞟一眼后视镜，感觉病毒正趴在自己背后虎视眈眈。

在医院门口等待医护。

边害怕，边继续接单，一天下来，汪勇免费接送了差不多30位医护人员。让他心惊的是，这些人状态都相差无几，他们坐上车，往后一靠，眼神一动不动，没有说话的欲望，有人还会面无表情地流泪。

收工后，汪勇住进公司的快递仓库，跟妻子谎称自己到公司值班，接触了疑似病例患者需要隔离。晚上，他躺在仓库里考虑起生死：万一自己出了事，家人怎么办？房贷、车贷怎么办？

手头口罩不够，酒精没有，他很想明天就退出，但又算了笔账：一天接送30位医护人员，平均为每人省下两小时的话，一天就能为他们节省60个小时，坚持10天就是600个小时，这能救多少条人命啊！就是能让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医护人员多睡会儿觉，也很好啊！

汪勇觉得自己在做的事情意义大于风险，既然已经走出家门，不如继续干下去。

“你知道我看到医护人员的表情，心里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觉得我把家门锁得再好也没用，要是医护人员这条战线崩了，我们所有人都逃不掉。”汪勇说。守护医护人员，某种角度，也是守护自己的家。

送别援鄂医护人员，医护人员纷纷在他的衬衣上签名留念。

医院对车辆的需求不断增加，汪勇一个人忙不过来，他那辆5座小车，有时会挤进6个护士。

那时，坊间正流传各种关于新冠肺炎的谣言，有人说武汉连空气都很危险，但汪勇已经顾不得害怕了。他决心发动更多人，为这些让他越接触越敬重和心疼的医生护士做更多事。

汪勇开始招募志愿者，组建司机车队。由此，他从医护人员的“摆渡人”慢慢变成一个“组局者”。

医护人员通勤困难，汪勇就跑去与美团摩拜、青桔电动车和滴滴出行谈合作，最终实现了以共享单车解决金银潭医院5公里内的出行，以共享电动车解决5公里到10公里的出行，以志愿司机车队和共享汽车解决10公里以上出行的安排。直到开通医护人员通勤公交，通勤问题得到系统化解决。

有护士发朋友圈说天天吃泡面，好想吃白米饭。汪勇看到了，就和志愿者们去扫街，跑了20多家餐馆谈合作，终于找到愿以成本价为医院供餐的老板。

到医疗队入住的酒店送餐，看见医护人员大冬天穿着薄软的一次性拖鞋，汪勇牵头对接资源，为他们提供了1000双棉拖和1000双凉拖。

眼镜戴在护目镜里容易坏，手机用酒精消毒久了容易出故障，指甲长了没有指甲钳，头发长了没有理发师……

汪勇总能细心地发现医护人员还没好意思说出口的需求。“我跟他们在一起时，会不停地观察，他们需要什么？可能需要什么？我们能做什么？还能做什么？我的工作，就是围绕这4个方面为他们提供便利，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当时存在的意义。”

汪勇（右）与志愿者兄弟。

“我们要解决的是其他人没看到、没解决的问题。”汪勇强调。

在疫情最焦灼的阶段，他为医护人员提供零食、面膜和洗面奶。有同伴不理解，他拿记录册给对方看，说我们一周内已经为医护人员提供了2万多件医疗物资，剩余一点钱，买这点东西，让大家高兴一下。“你不知道他们有的年轻人想喝可乐到什么地步。”

情人节、妇女节等节日，他会组织十几个人到医护人员聊天群里发大额红包，看医生护士们抢得兴致勃勃，他觉得“在这个时间段，环境那么压抑，这样的快乐很难得”。

3月中旬，援鄂医疗队陆续返程，他向自己所在的顺丰公司提出为4万多名医护人员免费寄递行李，只为让他们回家的路上少一点疲惫。

汪勇（后排中）和援鄂医疗队合影。

看到金银潭医护群里，有援鄂医护人员说羡慕其他医院发的纪念章、纪念册，他策划了一本只属于他们的《金银潭日记》，收录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们的手写故事和照片，并请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撰写序言，在5月12日护士节寄到大家手上。

……

汪勇展示《金银潭日记》

“回过头，把所有的事复盘一下，你会看到我们其实没做什么。跟政府提供的保障相比，我们是九牛一毛、查漏补缺而已，那些解决出行、吃饭、医疗物资什么的都算不上大事情。我们做的真正的大事是让医护人员心里有温暖，让他们在遇到事的时候、沮丧的时候，能有人跟他们说不要慌，你们后面还有我们。”汪勇说，“我们照顾的是他们的心”。

最令他高兴的，莫过于看见医护人员的状态越来越好。

举全国之力，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先后建成，16家方舱医院火速改建完毕，来自全国各地的援鄂医疗队相继进驻武汉。汪勇随之发现，那些一度精疲力竭到面无表情的医生护士们“正常了”，他们眼里又有了光；年轻护士们下班时会蹦蹦跳跳，“像20岁小姑娘的样子了”。

“一起拼过命”

武汉作家沈嘉柯在写关于汪勇的书时，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汪勇，一个很平凡的快递小哥站出来，做了这么多事情？他为此专门采访了汪勇的亲朋好友、老师同学，以了解这位“凡人英雄”的成长历程。

对自己的过往，汪勇很坦然。

读书时，他并不是好学生。从高中开始沉迷网游，他大学学的汽车检测与维修，毕业时，却连补胎都没学会。

出于对电脑的兴趣，2009年，24岁的汪勇开了家电脑维修公司，一度收入可观，月入两三万元。

“飘了，觉得自己很不得了。”他这样评价当年的自己。那时，他白天打牌、晚上喝酒，天亮睡觉、午后起床，赚多少花多少，公司也无心打理。

2011年，公司开不下去倒闭了，汪勇也陷入“人生的黑暗时光”，他怀疑自己一无是处，有半年时间，他甚至天天锁着房门，泡在游戏里逃避。他觉得所有人都对自己有敌意，都在看自己笑话。后来，他开了一年出租车，晚上开车，白天睡觉，依然回避与他人交往。

父母的忧虑与日俱增，陷在泥潭里太久了，汪勇自己也想站起来。“我那时自我怀疑到什么地步呢？找工作时，我能想到的自己能干的活只有保安。”

2014年，在去找保安工作的途中，一个送快递的小哥从汪勇面前“飘过”。“咦！这个我也许干得来。”他这么想着，进了快递公司。

在新公司，汪勇每天早到一小时、晚走一小时，帮别人搬货、送货，直到被同事们叫停。29岁这一年，他从头打理自己的人生，认为身体健康、有个家庭、有份工作就足以叫人心满意足。

在身边人眼中，这时的汪勇已经是个乐于助人、为人仗义、有责任心的小伙子了，但他的成长史看上去离人们印象里那些“典型的英雄”相距甚远。也没人留意过，他那时是否就已具有如今备受称赞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

“其实组织能力什么的不太重要，当时最需要的是信任。因为那时愿意走出家门做事的人，都是抛开生死、想出一份力的人，大家目标一致。我需要做的就是让大家信得过，将大家聚拢起来。”汪勇说。

许多事情，看起来很难，做起来更难，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做着做着就都成了。

“当然中间有太多拒绝和困难，但那些不值得被记住，我们只看结果。有时候，前面找的20个人都拒绝了你，但第21个人会站出来帮助你。”汪勇说。

蔬果老板说这一仓库水果都给你们了；鱼行老板说上千斤鱼你要就都拿去；街道办干部尽一切可能为这群志愿者的工作开绿灯；回国创业者、退伍老兵、经理、房地产员工等9位身份各异的武汉人组成一支叫“九枪卫楚”的志愿者小队，他们总能为汪勇对接到需要的物资；防护用具匮乏时，医护人员把本该戴4个小时的N95口罩戴了6个小时，为的是每两次省出一个口罩留给汪勇；有医护人员发了增强免疫力的药，自己吃一半，给汪勇留一半……

什么是风雨同舟、众志成城？什么是同甘共苦、生死之交？汪勇深知其中滋味，但他更爱用的词是：“拼过命。”

送别援鄂医护人员，医护人员纷纷在他的衬衣上签名留念。

“每天我都会接到两三个医护人员的电话，叫我休息一下。今天是这几个人打的，明天又换另外几个。这种被家人以外的一群人惦记的感觉，太幸福了，而且这是一群我打心底里敬佩的人。”汪勇说，“我觉得他们在为我们拼命，他们觉得我在为他们拼命。我们是一起拼过命的人，许多东西没法用言语描述，外人羡慕不来，没法理解。”

为什么会是汪勇？沈嘉柯说他在写作中找到了答案。“我们中国人真的很奇妙，我们平时可能有一些意见、牢骚，可是一旦遇到大灾大难，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群众就是能够站出来。大家都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心情。这些念头潜移默化，藏于我们的血脉中。自己的家，自己捍卫。自己的国，自己要救。”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在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中，像汪勇和他的同伴们这样，来自各行各业、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慷慨挺身，尽自己所能，为人们树起一道道高高低低的钢铁屏障，他们如无数粒萤火生辉，在暗夜里共同汇聚出一片永载史册的壮阔光海。

“组更大的局”

12月初，汪勇在北京参加一次节目录制，见到了3位援鄂医护人员。“两个小丫头一个小伙子，我第一次看见他们口罩下的脸。”

看淡过生死，汪勇说面对再多荣誉、再大的镜头，他的心跳都不会加速，只有一起拼过命、一起迎来曙光、一起帮过许多人的医护人员，能让他破功。

看见小伙子一上台眼里就含着泪，汪勇立刻跟着红了眼圈。“这我哪受得了？”在台下，他笑着嘟囔，说这些人都是他的“软肋”。

“人们以前质疑这代年轻人是垮掉的一代，那代年轻人是‘非主流’的一代，但是看看这些医护人员，他们表现的是垮掉的样子吗？”疫情期间，汪勇遇到的医护人员大都是“80后”“90后”甚至“00后”。“这么大的疫情，说来就来，我真的特别敬佩他们。”

作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青年榜样，汪勇现在是几个宣讲团的成员，定期在各地宣讲。他认真思考了自己未来要做的事：“既然我已经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被那么多人看到，获得那么多荣誉，就应该在需要我发挥作用的时候负起责任。”

他确定了两个要做下去的方向：继续参与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以及，跟更多人分享他在疫情前后的见闻感想。

“组更大的局”，影响更多的人。

依靠公司公益基金会的支持，汪勇参与的慈善项目为4357个受疫情影响的湖北贫困高中生提供了学费。“我们先做起来，未来呼吁更多人、更多公司加入，因为真实的需求远不止4000多个。”汪勇说。

被媒体报道后，汪勇收到许多孩子写来的信。其中，有个广州小学生托父母加上汪勇的微信，捐出了自己所有的压岁钱。孩子父母说，这是儿子长这么大做过的最棒的事。

文中提到的广州小学生写的读汪勇报道的读后感。

“我最看重的就是对孩子的影响，希望我能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告诉他们助人是件快乐的事。”汪勇说。

很多中学生、大学生也在关注他。汪勇常受邀到学校演讲，他觉得，正因为自己是个成长经历没那么光彩夺目的普通人，学生们才更容易将他看成一个有血有肉、真实的人，而不是来讲大道理的说客。

“他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平时给他们送快递的人，在疫情期间，因为发现一些需求，做了一些事情，得到了认可。”

汪勇不喜欢喊口号，不爱用宏大的词汇，他给即将毕业、踏入社会的学生的忠告是：要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即使只是养家糊口的工作，也要对它负责，要在工作当中找到可以投入自己热情的点。一个人把工作做好，就是在为国家出力，就能推动社会进步。

“就像我在疫情期间那样，可能大家觉得好危险、好困难，但我很享受。我觉得在那段时间，我是被需要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存在的意义。”

他现身说法，告诉年轻人遇到困难要坚持到底，问题往往能迎刃而解。“不要退缩，想放弃时，可以想想，你们遇到的困难有我们当时遇到的那些难吗？看看我们最后的结果，像一天之内解决近1.6万份餐食这样的事，是不是也都解决了？”

这些都是汪勇在疫情过后，沉淀下来的体会。

不过，汪勇说，女儿长大后，他不会主动给她讲自己这段经历。“除了两种情况，要么是她从别的渠道听了我的故事，产生兴趣，想跟我聊聊；要么是她特别不听话，我拿这段经历教育她，说爸爸以前也这样，后来醒悟过来了，想以此告诉她，一定要努力做好一些事情。”

汪勇和女儿。

如今，汪勇的生活变得比过去更忙碌，他脾气变好了不少，更注意健康，更眷恋家人。偶尔，他会同并肩奋战过的志愿者兄弟们聚会喝酒，觉得跟这帮人在一起时最放松。

疫情形势好转后，大家的生活都回归日常，像英雄归隐草野。该上班的上班，该开店的开店，教书育人的继续教书育人，治病救人的继续治病救人，只是多了一段“下酒的谈资”。

现在，重新端详大年初一离家前拍下的那张房门照片，汪勇无比感谢自己那天冲动地走出家门。“如果当时没出来，我一定会很后悔，没有为此出力。”

2020年马上就要过去，他已经开始期待2021年。他希望新一年里，“健康，平安，山河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