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有泪（冷暖人生之浮云有泪上）

当我们谈论抗战历史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日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纪录主题活动”颁奖礼上，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拍摄的三部纪录片以历史亲历者的命运，直观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是鬼子兵》获本次主题活动纪录短片一等奖，《我爹是个鬼子兵》《后死碑记》分别获纪录短片三等奖。 今年是冷暖人生走过的第十二年了，凭借着对节目品质的的坚持，几年来“冷暖”的作品在国内、外大大小小的纪录片评选中都脱颖而出。今天，就让我们听“冷暖”的编导老五——郑福州说说这次获奖影片背后的故事。

诠释与解读：讲好‘中国故事’

实现抗战题材纪录片更广泛的传播和更有效地接受

文丨郑福州

“这日本鬼子的形象也太好了”

山崎宏是侵华日军的一名随军军医，在战场上当了逃兵，从此滞留在中国济南，随后几十年，山崎宏一直坚持每周星期天给济南市民免费看病，替当年的战争行为“赎罪”。这是最初我在纸媒报道中所看到的一些有关对山崎宏的描述。包括我们这次纪念活动，人手一份的小册子里也这么介绍山崎宏。我首先要说的是，如果，《我是鬼子兵》这部片子真的这么解读山崎宏老人的话，纪协会不会给我这个片子一等奖，各位评委老师可能没等看完就把这片子给毙了。

山崎宏老人

刚接触这个选题的时候，觉得这个选题可以成片，主要还是看到有媒体报道说 ‘山崎宏—一个留在中国的鬼子兵替当年的战争行为“赎罪”。忏悔赎罪这一类的选题其实一直以来挺受大家欢迎的，包括现在也是。在这里我要说：编导的“势利”和追求收视的需求，很多时候，会让一个片子误入歧途。而先入为主有时会让一个片子的主题偏离轨迹，因为这个先入的“主儿”有可能会把你带沟里去。而你很难或你永远都走出不来。思维模式，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知识结构这些听起来挺笼统的概念，其实有时真真切切，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编导对主题的把握。对一个人，一件事怎么认识、怎么评价最终决定了采访方向也决定了稿子怎么写，片子怎么编。前期的有些理念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我是鬼子兵》就是这样的情况，去之前其实主题就定了，说句大实话：一路上就在设置或期待着这样的场景：老鬼子鼻涕一把，眼泪一把低头谢罪，痛苦流涕，用中国话说：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假如这样，说不定这片子就火了。

当时采访的时候，山崎宏已经102岁了，我们去济南的时候正是夏天，老头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个芭蕉扇，穿着个背心，一边吃西瓜一边看电视，见人就笑，一开口就是济南方言。当时我一见就傻了，这日本鬼子的形象也太好了。当天，采访了两个多小时，老爷子是有问必答，从七十年前离开日本，上战场，到逃亡，到后来的颠沛流离其中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两个多小时山崎宏始终都面带微笑，非常安详。但不管我怎么引导，提示，他一点忏悔呀赎罪的意思都没有。所以，我当时我就有点讨厌他那个笑眯眯的表情。我就想：“活一百多岁，这老鬼子都成精”。

一提到：你对战争怎么看啊，山崎宏就笑着说：我没打过仗，没摸过枪，没杀过人。你要直接问：你怎么看这场战争啊，他就笑着说：战争那有好的，不是我杀你就是你杀我，战争嘛！不好的。采访完了以后，我站在他们家阳台上想了好长时间；我想写文字的这些哥们儿也太不负责任了，忏悔在哪里？谢罪在哪里？文字记者可以添枝加叶渲染他忏悔啊，谢罪啊！我怎么办呢？如果这老鬼子没什么忏悔和赎罪意思，那么这个故事真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换个角度

采访完山崎宏之后，我开始跟他女儿聊天，聊着聊着，他女儿就提到了山崎宏要向红十字会捐献遗体的事，这时候山崎宏说了这么句话：我爸爸是国际红十字会员，我在日本的时候也是红十字会员。那意思是说我捐献遗体那是应该的。然后老人摇着芭蕉扇，就这么打着哈哈说：红十字讲的是人道，我们当兵那会儿都是武士道。听到这句话我突然感觉，哎！如果说这个鬼子兵有一点忏悔的话，是不是时间点上出了问题。这事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梳理一下，说不定视野更宽泛一些，立意也许比战后忏悔和赎罪还更顺理成章。

山崎宏希望死后能捐献自己的遗体

侵华战争时期，日军宣扬的就是君臣戒律，为天皇效忠。这就是武士道精神的核心，而山崎家族世代行医，山崎宏从小就受人道主义熏陶，主张超越人种、国家、宗教等所有的差别，承认人人平等的人格，互相尊重，互相扶助。尽管采访中没问到这些问题，既然他能说出武士道与人道的不同，我想就一定能从山崎宏所有的经历中梳理出这样的线索。那么故事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山崎宏世代行医，早年他和父亲都加入了国际红十字会，这个汉方医世家几代人都倡导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侵华战争爆发后山崎宏被强征入伍投入到中国战场，经历过血腥杀戮和掠夺蹂躏之后，他意识到了，这是一场灭绝人性的非正义战争，于是他冒死逃离了战场，宁流落异乡为鬼，也不助纣为虐称雄。随后他流落中国民间七十年，成了留在中国的日本兵。当我重新梳理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故事有了灵魂。

他远离邪恶，让我看到了光

在侵华战争中从日本天皇到民众，从日军将军到士兵大部分人的人性都是被战争扭曲，被扼杀，被泯灭的。至今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这说明时隔七十多年，有些人依然觉得：君臣戒律，为天皇效忠没什么过错。但山崎宏，这个曾经的日本鬼子兵，却在战争初期就意识到了侵华战争终归是非人道的，尽管他没有能力改变和制止这战争，但他决定远离战争的邪恶。在所有人都被裹挟在罪恶之中的时候，还有一个人纠结着，思索着，抗争着这让我看到了黑暗中的一点亮光。 做片子有的时候，说我们功利心太重，私心太多可能不太准确，但我们给自己设置的条条框框确实太多，收视率，能不能播，这样说行不行啊，片子还没编，把自己先编进去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用心去体会一个百岁老人，一个你已经“固化”了形象的日本鬼子的时候，我觉得我找到解读和诠释他的理由。

编导郑福州

抗战题材的纪录片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拍的相对多一些，回头看大致有这么几个阶段，全景式的展示中国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历史，主要是还原一些经典战例。像《中国远征军》《七十年远征》。然后就是带悲情色彩的，悲壮，惨烈的个体故事和他们的战斗经历。这个阶段主要作品有《走出野人山的女兵》《老兵仵德厚》。发展到后来就开始关注经历战争和人性苦难的普通人像《寻找最后的老兵》《一个日本劳工的生死记录》。还有最近这几年就是特殊的视角来回看这段历史《我是鬼子兵》《我爹是个鬼子兵》，和最近播出的《何有此生--日本遗孤来福的故事》（点击，了解详情）总结下来一点体会就是，无论选取什么题材，用什么角度去讲述有关战争的故事，人性的泯灭或人性的重生都将是每部片子的灵魂，有灵魂的片子不仅可以感动自己，感动你的盟友也同样可以感动你的敌人。

一种善良与另一种善良相遇

接下来我再来说说山崎宏在中国的生活，以及我对这段纪录的理解。

山崎宏102岁的时候每天还到诊所，有两个小时的接诊，一个社区诊所来的几乎都是熟人，见着有叫姥爷的，有叫太爷的，还有叫洋大爷的。即便就是见到摄像机，来看病的人也是见怪不怪，在当地基本所有人都知道山崎宏的经历，毕竟七十多年。 后来我把山崎宏在济南的生活定义为：一种善良与另一种善良相遇。崇尚人道主义，主张超越人种、国家、宗教差别的山崎宏，在淳朴的中国民间百姓中找到了知音；在山东济南的弄堂里找到了属于他的归宿。这里有个细节是之前其他媒体没有挖掘出来的，山崎宏的女儿不是他亲生的，是收养的孤儿。他们之间没有血缘，但他们就是亲人，七十年前济南人收留了一个沿街乞讨的日本鬼子，这个日本鬼子后来娶了一位天津姑娘并收养了一个中国孤儿，而这个孤儿整整喊了这个“日本鬼子” 六十多年的爹，并最后为他养老送终。我这样说可能有点乱，但当时我把这个故事用笔这么勾连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比讲述一个日本鬼子忏悔的故事更具有国际视野。

国际视野

我做纪录片大概有25年了，至今我还在犯同样一个错误，找选题的时候问自己这能拍吗！抗着摄像机的时候问自己这能拍吗？拍回来都还在问这能用吗?因此我错过了很多。在这里我在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2008年汶川地震，我徒步到了映秀，一路上的灾情触目惊心，在一片废墟上见一群人正在吃饭。那一幕比我见到遇难者还要震惊，一口大锅里面煮着牛羊肉，就在废墟之上有几张桌子围着二十来个青壮年，大口喝酒大块吃肉，无论男女你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到一点悲伤。这个时候我的镜头没有对准他们，我一时理解不了，旁边就是刚挖出来的几岁的孩子和老人的尸体，他们怎么能这样呢？他们热情地邀请我一块吃。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等一群人吃完喝完，开挖掘机的，抬石头，撬楼板的开始在废墟上找人。我问：这底下还有人吗，领头的一个说，有！还有几个孩子，他的孙子孙女都在里面，我说你怎么还有空吃饭？他站在废墟上眼泪一下就下来了，他说你看见没有，上面这些人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没吃东西了，活的基本都就出来了，剩下的估计没希望了，这才给大家弄口吃的。这时过来一女的，用围裙擦擦手，从围裙前面的口袋里，拿出一群孩子的合影，她说这是我闺女，多漂亮就躺在这里面。妇女说：大家都尽力了，三天没人吃一点东西，再这么下去孩子没了，大人也累垮了，这个家可就真的完了。说到这儿，不是她难受，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她安慰我说，没事儿，孩子们都去了另一个世界。我说你信佛吗？他说我们都是藏族。

举这个例子，要说的是什么呢，如果采访到的遇难者家属个个悲痛欲绝那是普遍性；拍到了为抢救人民生命财产壮烈牺牲那是特殊性；而如果当时我开机，拍到了一帮藏族人，站在废墟上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然后抹抹嘴，挖掘废墟下的老人孩子，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性，如果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当时我拍摄下来的就是具有了国际视野的一段影像，但非常遗憾，我当时的确没有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