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公子传说（杜家七公子的半世）

提起海上闻人杜月笙，无人不遥想上世纪初被誉“东方巴黎”的上海滩，以及一段纸醉金迷、风云际会、精彩人物层出不穷的旖旎岁月。

作为青洪帮帮主、黑社会老大，杜月笙自身就是一个传奇。他的一生娶了五房太太，育有八子三女。年深日久，杜家子女早已远离青帮行当，且大都移居海外，术业专攻、各有所成。

今年3月7日，杜月笙第七子、知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爱国华侨杜维善因病在温哥华辞世，享年88岁。3月30日，杜月笙二公子、常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供职的杜维垣亦在美国撒手人寰，享年99岁。至此，杜月笙的男二代八位公子已全部过世，子女中只有94岁的杜美如健在。

老一辈先后辞世，意味着一个时代渐行渐远。无论杜月笙本人，还是老上海著名的杜公馆，无论是庞大的杜氏家族的内部纷争，还是杜月笙与孟小冬的恋情，与戴笠、章太炎、章士钊、梅兰芳等名士的交往，无论是他对江湖友朋的“仗义”，还是对国民政府的“愚忠”，都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坊间传闻纷纷，乱花迷眼。为了从前人记忆里打捞出些许真实，南都记者采访了杜维善生前弟子、《杜维善口述历史》撰稿者董存发先生，请他谈谈杜家七公子不为人知的一生，以及曾经煊赫一时的杜公馆的陈年旧事。

一生笃爱钱币收藏的杜家七公子

照片里的杜月笙棱角峥嵘、面目清癯。杜维善的容貌随父亲，但多几分文质彬彬的书卷气。

杜维善1933年出生于上海。他的母亲、一代名伶姚玉兰是杜月笙的四太太。华格臬路的杜公馆是传统的三进式老房子。大太太沈月英住前楼，二太太陈帼英和三太太孙佩豪分别住二楼和三楼。姚玉兰嫁入杜家后一直没住在杜公馆，而是住在迈尔西爱路的十八层楼706公寓。五太太孟小冬进门后，与“金兰姐妹”姚玉兰同住。

杜维善虽出生于显赫杜家，却从未染上豪门子弟的习性。他抽过两次大烟，都是为了治病。当过一晚上兵，因为超龄，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就被赶回家。他早年上私塾，在台湾完成中等教育，又赴澳大利亚学习地质学，十年时间半工半读，最终学成荣归，在台湾做起了石油公司的地质师。

杜维善在书房欣赏钱币

他更知名的身份是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他与古钱币结缘半个世界，对心爱之物，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著劲。最疯狂的一次，为了买两枚“半两钱”，他拿新买的房子抵押了20万台币，由此在钱币界博得一个“神经病”的美名。

从1991年起，杜维善先后7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古钱币总计四千余枚。上世纪90年代，杜维善将珍藏的丝绸之路古国货币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上博为其设立专室予以陈列。2013年，再向上博捐献了410枚西域古代国家钱币文物。时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的汪庆正曾说，维善先生的半两“富甲天下”，而他“对萨珊王朝金银币，收藏之宏富，品种之齐全，研究之精到，已骎骎乎凌驾于全世界同类私人收藏家之上。现为世界私人收藏之首位。”

在温哥华结识的忘年之交

董存发第一次见到杜维善夫妇，是在2009年冬季。那一年温哥华是暖冬，阳光温暖莹润，远山白雪皑皑，近处却绿草如茵。

初见的印象，在董存发是“如沐春风”。“眼前的杜先生，身材修长，着中式夹袄，面带微笑，却有一丝丝威严，俨然是一位和蔼的学者。杜太太，出身名门，衣着典雅端庄，略施粉黛，一切都恰到好处，俨然就是三四十年代上海滩大家闺秀的再现。”

2009年董存发(左一）第一次拜访杜维善夫妇

董存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复旦大学学习历史，工作后进修金融，获得MBA学位,在国内从事研究与金融工作，直到2010年，他移居温哥华，开始致力于写作。

“我在上海读大学，对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有特殊的情结。”董存发说。移民之后，他有更多机会拜访杜维善夫妇，慢慢形成规律，每隔一两周就去一次，听杜先生讲老上海故事和古钱币收藏。

《杜维善口述历史：我的父亲杜月笙和杜府旧事》一书从立意到出版，经历了八个多年头。“定期当面拜访杜先生，就像小学生做作业一样，把上一次的记录整理稿交上，求教不明白之处，聆听记录新的内容，还需查阅其他资料佐证、对照。如此反复，虽然单调，但扎扎实实、日积月累、集腋成裘。”在此过程中，董存发与杜先生渐成忘年之交。兴致高的时候，老人还邀他一同吃泡面或麦当劳。

在杜维善先生最后的日子里，董存发一直守候在病床边。他告诉南都记者，杜先生一向对生死达观，走时安详，亲人环绕，没有痛苦。杜先生曾经说观摩古钱币就可以止痛，正如关公读春秋刮骨疗伤，又将死亡譬喻为睡一个不醒的长觉。

董存发说：“到了几近鲐背之年的杜先生，在他的眼里，人生似梦，所谓的德言行的三不朽，似有似无，‘到头一梦，万境皆空’，禅意绵绵。”

南都专访《杜维善口述历史》撰稿人董存发：

突发心梗、葬礼从简

南都：你在加拿大陪伴杜维善先生度过了最后的时光。请谈谈他发病入院的情形，和刚刚过去的杜先生的葬礼。

董存发：杜先生对于死亡一直是非常淡定、达观的态度。但这一次发病确实是突发。那天我俩在一起吃泡面。他在发病前跟我说，你上楼去把杜太太叫下来。我觉得他真的什么都知道。杜太太也有哮喘，她坐着小型扶手电梯下楼，五六分钟的样子，我们再下来的时候，杜先生已经心肌梗塞了。杜太太先给他吃了一颗急救的药，但是给他喝水他已经没有感觉了。杜太太说，马上送医院，得叫救护车。因为救护车才有急救人员。但这段时间温哥华因为新冠疫情爆发，医院也很紧张，救护车稀缺。我第一次打911，马上就来了消防车。随着消防车同来的有急救人员，他们可以采取一些急救措施，然后再来两辆救护车。当时就在屋里抢救，然后送到医院。

杜太太跟医生说，你们一定要抢救，因为杜先生一定要见到他女儿。我一直守着他，看到他的心跳、血压时高时低。等到第二天中午，他女儿和孙子来了以后，见了最后一面。第三天，他的生命体征就明显地衰竭了。所以，我给大家发的讣闻里提到，他走的时候亲人都在身边，还有郭太太（杜太太的妹妹，也住在温哥华）。他临走的时候是家人和亲友相伴安详离去。

杜维善葬礼，众人鞠躬悼念

杜太太泣挽

因为疫情，葬礼是从简的。杜太太通知了一些朋友或者亲人，有的人也来不了，比如有的在台湾或者美国。即便在温哥华的一些人，年龄都很大了，杜太太也不建议他们来。所以他们很多以花圈、挽联的形式送到悼念大厅。大厅里也就是杜维善先生一家，我们一家。还有几个朋友过来上个香、鞠个躬就离开了。许多国内的朋友，包括上海博物馆等单位也送了花圈。仪式非常简单，请了佛寺和道观的人来做法事超度。

南都：杜维善先生去世前是否关注国内国外的新冠疫情？

董存发：他非常关注。他先前还说美国人隐瞒了新冠病毒的一些信息，美国形势其实很严重。你现在看到了，美国现在已经有超过60万的病例。我发现杜先生说的很多话现在想起来很有远见。

老上海旧家门第的派头

南都：在温哥华杜维善夫妇的社交圈中，是否还有一些与其父亲杜月笙一代相关的旧友？

董存发：他父亲那一代人肯定是没有了。杜月笙1952年过世，只有63岁，他同龄的人现在该一百多岁了。但是，同时期的晚一辈的人有很多。比如当年上海的影星胡蝶，她和戴笠有过恋爱关系，牵线搭桥的就是杜月笙。后来胡蝶的晚年在温哥华居住，但她不怎么见客。我来温哥华的时候她已经过世了。

还有电影演员顾媚，她是香港上世纪60年代邵氏集团的当家花旦之一。后来她改行画画，画得非常有特点。她弟弟顾嘉辉是香港非常有名的音乐家。顾媚在台湾见过杜维善先生的生母。

另外还有五小姐，就是写张学良那首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里的五小姐朱湄筠，她的女儿晚年也在温哥华。五小姐的管家是杜太太的干妈。他们是关系套关系。过去老的上海人，或者老的民国时代的人有一个特点，“身份关系”特别复杂。比如说，杜先生的生母是姚玉兰，庶母是孟小冬。他还是张啸林的义子，他还是清末和李鸿章一起搞洋务运动的著名实业家盛宣怀孙女儿的义子。

在温哥华，有很多老派名人，有来自上海、香港、广东、台湾来的政界、学界、艺术界和演艺界的名人。这也是我在温哥华做口述历史得天独厚的条件。

南都：在日常生活里，杜维善夫妇是否还保留着老上海大户人家的那种讲究和派头？

董存发：杜维善先生来自“旧家门第”。这是张寿平专门给他写的《摸鱼儿》里面的一句词儿，最贴切。

杜太太不是上海人，是广东人。杜太太的祖辈是广东十三行世家之一。杜太太的祖父、外祖父那一辈是非常显赫的。她父亲是很有名的收藏家叫谭敬。杜太太是名门出身，杜先生是旧家门第，他们肯定会保持旧上海的派头和“讲究”的，比如说吃东西。杜先生和我在一起时经常吃麦当劳，还喜欢吃方便面。但是，他也知道很多很多本地洋人餐馆里，哪一道菜，哪一个面包，哪一个香肠最好吃。他知道很多很多好吃的地方，但他的讲究又不是要吃多贵的，多奢华的，他吃非常有特色的佳品。

2015年董存发（左）在杜维善先生家

杜太太也讲究。有时候，有国内来的朋友要去拜访，我必须提前好几天跟杜太太打招呼，而且说好几点，我就必须几点到，不能早，更不能晚。因为杜太太要梳妆打扮。她的衣服并不是时髦的，都是很传统的，但是无论质地、款式、绣工，都非常考究精致。

他们特别喜欢老上海的口味。有时候杜太太给我们做老上海的茶叶蛋，一旦吃过，一辈子都会记得。杜先生喜欢吃叉子火烧，“都一处”现在北京没有了，在台北才有他们的老店。他知道“都一处”的火烧是最好吃的。他们保持的老上海的那种派头和讲究，不是表面上的，而是骨子里的质地和感觉。

杜月笙特别礼敬读书人

南都：杜维善是杜月笙的第七子，他从小和父亲的感情如何？

董存发：杜维善应该是18岁左右在香港和他父亲第一次合影。因为杜家是个大家族，他不是长子，排在第七，这些年纪小一点的孩子，通常都没有办法跟父亲非常接近。杜月笙有五个太太，前楼太太、二楼太太和大哥、二哥一家住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的杜公馆，三楼太太后来陪着两个儿子去英国读书。杜维善先生和她两位母亲住在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18层楼706公寓（今上海锦江饭店北楼）。但是18岁的时候，父亲觉得他成年了，让他一起参与一些事情。比如来了一些重要的客人，也会一起照相。那时候他对父亲有了一些亲近感，开始还是有距离感的。

1950年代马连良拜访杜月笙合影。右起为马连良、万墨林、钱培荣、徐懋堂、赵班斧、杜维善

我问他，如果跟你父亲谈话，你要谈什么呢？他说，第一点要谈的就是告诉他以后别买房子了，买了也没用。杜月笙在上海曾有很多房产，他去香港以后，这些房产也没法带走。第二点，宛转地说，他认为他父亲是“愚忠”。忠谁呢？就是忠国民政府，忠蒋介石。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杜月笙说过这句话：“其实蒋总统是把我当夜壶一样使用，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的时候赶快塞到床底下。”

南都：杜维善和兄弟姊妹从小受到怎样的教育？兄弟八人、姊妹三人，为何没有一个“子承父业”？

董存发：国内传说杜月笙怎么教子、怎么严格，这个结论是对的。你看到书里也讲了，杜维善在苏州上学的时候，得了第一名，杜月笙奖励给他一套《四部丛刊》。当时的杜月笙还是一个江湖帮派首领，还没变成后来的实业家或者金融家，他奖励儿子书，是不是很奇怪？

上世纪30年代杜月笙第一次办理护照拍摄的标准照

因为杜月笙没有读过书，他对读书人真的是非常敬重。杜月笙周围有很多文人，章士钊、杨度、章太炎等等，他真的是敬重这些读书人。在潘翎写的《旧上海帮会的天堂》这本英文著作里，写到1949年4月28日，杜月笙搭着一艘船离开上海。半道路过浦东他们老家的时候，杜月笙很感慨地跟周围的人说，我小的时候只读过五个月的小学，那个时候的学费是五毛钱，我都读不起。潘翎的书写得非常好，写出了杜月笙当时的心理状态。其实杜月笙是一个孤儿，一个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孤儿。如果你有机会到他的老家，浦东高桥，你问那些年龄大一点的长者，他们都会讲出杜月笙怎么样照顾乡里，怎么样送医送药、修路建桥的故事。他一方面回馈乡里，一方面特别礼敬文人。老杜先生是很重视子女的教育的。虽然在杜公馆里抽大烟很方便，但是读书、学习、写字是他特别关注的。

杜月笙在上海参加会议，难得见他微笑的照片

其实应该怎么看待杜月笙这个人呢？杜月笙由一个孤儿，赤手空在旧上海打出一片天下。贩卖鸦片、当赌场的小混混，是他早期的发家史。1931年之后，他实际上在逐渐向一个民族的实业家和金融家转化。徐铸成在《杜月笙正传》里列了杜月笙六十大寿的时候，有两百多个头衔，当然很多是虚衔，但另一些，比如面粉厂、橡胶厂这种实业，他是真实去做的。另外就是中汇银行，那是他创办的。所以在三十年代之后，杜月笙虽依然是青帮的总头目，但他更多的是担当起一个实业家，一个慈善家的角色。杜先生最后让我写的一篇关于杜家的文章，就是他父亲在西北做慈善、赈济灾民的事情。这就是杜月笙区别于张啸林和黄金荣的地方。黄金荣一直停留在旧帮会经营赌场娱乐场所的行当，张啸林后来投靠汪伪政权，而杜月笙逐渐转型为民族实业家或金融家。

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上海沦陷的近十年，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是很先进、很时尚的，杜月笙已经认识到帮会的东西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了，所以他不会让孩子们“子承父业”，而是从事更加实际、对社会有用的行业。

南都：在杜家生活，杜维善先生是否有沾染上纨绔子弟的习性？您觉得在他身上，有什么气质是老上海旧家弟子所特有的？

董存发：杜月笙对孩子管理非常严格，根本不允许他们接触大烟。虽然杜公馆的一层一进门的会客厅，谁来都可以在这儿去抽大烟。但子女们都不允许接触大烟和帮会。

民国时代的上海是非常开放，也是兼容并蓄的。体现在杜维善身上，比如说，他读的是私塾，然后又在法租界的世界小学学习，在香港台湾读的中学，中学教育是现代教育，后来又去澳大利亚学地质学，所以他的教育过程是一个中西合璧的过程。他的收藏也是这样，他原先收藏中国钱，然后开始收藏中亚的钱币，再就开始收藏世界其他各国的钱币。他拥有一个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度。

南都：目前市面上有许多关于杜月笙的传记，在杜维善先生看来，哪些是比较可信的？

董存发：潘翎和徐铸成两位作者的书写得最好。在我和杜先生做口述历史的时候，我们只参考了很有限的资料。中文就是大陆出的徐铸成《杜月笙正传》，可惜这本书出得比较早，内容不是很丰富。英文的就是潘翎《旧上海帮会的天堂》，我们借鉴了不少内容。还有台湾有章君榖的四卷本《杜月笙传》，这本书我们也参考了很多。但是每一本书都有它的优缺点，比如章君榖的《杜月笙传》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但是书里的一些历史事实大部分是准确的。

《杜维善口述历史》 杜维善口述/董存发撰稿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9

但有一些特别的或者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不对的，比方说杜月笙的遗嘱，我们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杜维善口述历史》很快会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繁体版，两卷本，书里有些内容是简体版没有的。包括他父亲的遗嘱，我和杜维善先生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去考证。

继承两位母亲许多优点

南都：杜维善的亲生母亲姚玉兰、庶母孟小冬对他的成长分别起到什么影响？

董存发：两位母亲对他的影响非常大，而且影响是不同的。这两位母亲是金兰姐妹，互相帮衬，互相支持，都非常聪明。比如她们记忆力都非常好。上一次我们回上海，熊月之先生也说，为什么老派的人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是他们的唱腔、咬文嚼字都非常地书生气有学问呢？后来杜先生分析，她们很小就跟着师傅去学，师傅教一句、学一句，教一句唱腔、学一句唱腔，教一个动作、学一个动作，回家自己再反复练习。杜维善的记忆力也非常好，好到我经常觉得很不好意思，很多名字我时常会一下子想不起来，他马上就能脱口而出。

前坐姚玉兰，后排左起杜维善、孟小冬、杜美如

这两个母亲另一个特点是很执着，又都很仗义。姚玉兰在台湾的时候，台湾的演艺界的学生对她特别尊重，都叫她“嬢嬢”。“嬢嬢”是上海话，她人缘很好，待人亲切，而且很宽厚。孟小冬是个老派的，很传统，她一般不和别人来往，到台湾以后也不太出来应酬，这点她和姚玉兰不太一样。

杜维善先生继承了两位母亲的很多优点。他有些老派，但同时也非常宽厚，很执着，他做钱币研究就能看出来。电影《梅兰芳》公演后，杜维善先生说章子怡饰演的孟小冬只演了个皮毛，其实他不是批评章子怡，他只是说，要想演好一个民国人物，可能要了解的知识、背景、素养非常非常多，不是说学一个身段、唱腔就够的。

研究使收藏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南都：杜维善先生年轻时在澳洲悉尼工程学院学习地质专业，半工半读，四年的学业用了十年才完成。以他家当时的条件，为什么还需要半工半读供自己读书？

董存发：老杜先生去世以后，杜维善家里其实已经没有什么钱了。他母亲带着他弟弟到台北的石油公司去找工作，后来没找到，可想而知他们当时家境也并不好。他父亲真的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财产，他出去读书，当时还是由国民党的元老王宠惠担保的。

在澳洲留学时期，杜维善在自己的车子前留影

杜维善29岁在香港

第二个，我认为杜先生最重要的是自已有一种勤工俭学的精神，一种自立的精神。他的一个洋人教授说：你要想真正学到知识，必须学以致用。杜维善正是这样做的。一方面可以在工作中把学到的知识去检验、校正、理解、深化，另一方面还可以在工作时有一些收入，可以自立。

南都：他自述在32岁那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与古钱币结缘，从此开启了半个世纪孜孜不倦的收藏和研究。除了“抵押房子买半两”这种疯狂事儿以外，您还知道杜维善先生在收藏方面的哪些轶事？他一直抱持着怎样的收藏观？

董存发：除了书里边讲到的抵押房产买半两钱，还有就是买贵霜金币的事情。他每年夏天都要去旧金山的长滩，参加国外的收藏家、研究家的聚会，大家互相交换一些收藏。他从华顿先生那里拿到一些贵霜帝国的金币，当时很有意思，他拿到钱以后就直接揣自己口袋里了，还用手捂着。华顿说，你没跟我谈妥，怎么就装你口袋里了？杜先生说，我先落袋为安，咱们回头再谈价钱。他说，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有，但是东西我要全部拿走，我跟你定一个协议，一年之内还你。那一次大概花了五万多美金。其实杜先生那时刚到温哥华，也没多少钱。那时候买一栋房子估计30多万加币，当时的5万多美金，也是很大一笔钱。一年之内他买钱币的美金陆陆续续还清了。这批金币，现在在上博。

杜维善在“思古楼”书房

他的收藏并不只是为了收藏，他认为收藏者一定要研究，而研究也无法脱离收藏，要配合书本一起研究，互帮互助。因为钱币收藏是一个很小众、独立的门类，和别的收藏不一样。中国的钱币体系很完整，史料很详细。但是在中亚的很多国家，包括两河流域的一些文明，没有很多的文字记载，就靠钱币上一些国王的头像、人名和文字，来揭示一段没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所以钱币的意义和作用非同小可。杜维善先生觉得，研究可以使收藏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收藏又奠定了研究的基础。所以他的收藏并不是要非常贵的东西，可能这枚钱在市场上并不值太多钱，但是它说明了一个历史事件，或者对历史有所补白。比如说他捐献给上博的成吉思汗金币和穆萨银币就很有意义，能够讲出很多历史故事。

南都：作为古钱币研究专家，他在古钱币研究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成就？谁是他在古钱币收藏和研究上的指引者和领路人？

董存发：他出了很多书。最重要的中国钱币方面就是半两钱、五铢钱和开元通宝。他厘清了战国半两、秦朝半两和汉朝半两，国内外的学者都非常认可。另外，他对丝绸之路古国的钱币研究也很重要。他有一本著作叫《贵霜帝国之钱币》，帮助上海博物馆主办了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这样一系列捐赠和国际研讨，使上海博物馆在国内的博物馆里成为丝路钱币研究的权威。

他在钱币收藏上的指路者和引路人，有三位老师很重要。一位是台湾的孙家骥，另一位是夏鼐。孙家骥告诉他研究钱币应该从哪里入手。其实杜先生最早研究钱币并不是从半两钱和五铢钱开始的，他最早研究清代的光绪通宝，这是最普通、最普遍的，也是非常容易找得到的钱币。所以，孙家骥的指导是非常好的，奠定了他研究钱币的扎实基础。至于夏鼐，杜先生对中亚文明、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是受到夏鼐的启发。他可能没有见过夏鼐，但是读过他的书，夏鼐是非常有名的通过考古来研究历史、文化、民俗的专家。还有一位美国的华顿先生，对于他从收藏的境界有很大的提升。

后来他从收藏中国钱币，转到收藏丝绸之路古国的钱币了，而且很多古国的钱币是和中国相关联的。比如我协助杜先生写的一本书是筹码钱，筹码钱就是泰国的一种钱币，用陶瓷来做的，上面写的是中文，但又是在泰国本地作为货币流通的，它是中国文化和本地文化结合非常好的一种钱币，是目前国内没有多少人研究的领域。所以他的视野已经站到这样一个高度了，除了中国之外，他通过钱币还观察到世界上其他的文明。

杜维善部分专著

南都：从上世纪90年代起，杜维善分批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四千多枚古钱币。他为什么选择了捐赠给上海的博物馆？

董存发：杜先生捐赠了很多次。重要的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开了一种风气。在国外，收藏家过世以后通常有两种方式处理生前收藏。一种是整体公开拍卖，这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把这份收藏流传下去，让后人可以进一步去研究。收藏是个完整的体系，要把它分拆了去卖，就像把一幢著名的建筑拆成砖瓦去卖是一个道理。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捐赠给博物馆、研究机构或收藏机构。杜先生选择捐赠给上博，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上海是他的故乡。作为受过传统教育的老辈人，他有强烈的叶落归根意识。

南都：杜维善先生去世之后，他的其他珍贵庋藏将归于何处？

董存发：他曾经和国内的许多机构沟通，希望他们能够以某种方式收藏研究传承。他也曾经委托我和他的老家浦东高桥交流过，希望把自己的收藏展览出来。但这些事情还没有最后敲定，他就突然离世了。虽然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思路，但没有最后落实，的确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