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装订（中国古籍传统雕版/活字印刷和装订样式）

从古至今，汉字载体先有陶器、甲骨、青铜器、玉、石这些坚硬的汉字载体，后有简牍、缣帛、纸张被有意识地作为书籍的书写材料的柔软的汉字载体，今天来说说柔软的汉字载体——简牍、缣帛、纸张的雕版印刷和装订知识点，也就是古籍的雕版印刷和多种装帧方法。

传统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了反体，笔画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

作为最早在中国出现的印刷形式。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公元868年印刷的《金刚经》（现藏 ），不过雕版印刷可能在大约2000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

雕版印刷术是一种具有突出价值且民族特征鲜明、传统技艺高度集中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凝聚着中国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摹拓术等几种优秀的中国传统工艺，最终形成了这种独特的中国文化工艺；它为后来的 开了技术上的先河，是世界现代印刷术的最古老的技术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突出贡献；它的实施对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提供了最便捷的条件。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两项即造纸术和印刷术与它直接相关，这在中国其他传统工艺中是罕见的。

传统活字印刷

公元1041——1048年，平民出身的毕升用胶泥制字，把胶泥做成四方长柱体，一面刻上单字，再用火烧硬，使之成为陶质，一个字为一个印。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摆满就是一版。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熔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进行印刷。用这种方法，印二、三本谈不上什么效率，如果印数多了，几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就很高了。为了提高效率常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排字。印完一块，另一块又排好了，这样交替使用，效率很高。常用的字如“之”、“也”等字，每字制成20多个印，以备一版内有重复时使用。没有准备的生僻字，则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马上烧成。从印板上拆下来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内，外面贴上按韵分类的标签，以备检索。毕升起初用木料作活字，实验发现木纹疏密不一，遇水后易膨胀变形，与粘药固结后不易去下，才改用胶泥。

这就是最早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传统雕版印刷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但也有不便之处：印一种书就得雕一回木板，费时费力，无法迅速地、大量地印刷书籍，一旦这部书不再重印，那雕得好好的木板就完全没用了。这就是最早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这种胶泥活字，称为泥活字，毕升发明的印书方法和今天的比起来，虽然很原始，但是活字印刷术的三个主要步骤一制造活字、排版和印刷，都已经具备。北宋时期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在他所著的《梦溪笔谈》里，专门记载了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他过世后，活字印刷术仍然没有得到推广。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下来了。

中国古代书籍装订样式

简策是我国最早的装订形式，商周时通行。把文字写在狭长的木片上，称为木简，写在竹片上称为竹简，统称为简，就如同现今纸质书籍的“页”。把文字写在较宽的竹茎、木板上，称为“牍”。然后将简或者牍用丝、草或藤编排串连起来，就成为一篇文章，称为“策”，策的含意与现今的“册”相似。

又称卷子装，是指将印页按规格裱接后，使两端粘接于圆木或其他棒材轴上，卷成束的装帧方式。卷轴装始于帛书，隋唐纸书盛行时应用于纸书，以后历代均沿用，现代装裱字画仍沿用卷轴装。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

亦称“旋风叶”、“龙鳞装”。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逐叶翻飞，形似旋风，鳞次相积”，“龙鳞装”不仅大大缩短书卷长度，更增添了阅读趣味：可正读，可反观，页页藏趣。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旋风装大约盛行于唐代。

关于旋风装的形制，如今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旋风装是将经折装的书再用一张纸一半把书的第一叶粘起来，另一半把书的最後一叶粘起来，整张纸把书的第一叶和最後一叶连同书背一起包起来。另一种意见认为，旋风装是抄书时，先一叶一叶的抄写，然後再依次序象鱼鳞一样一叶一叶地粘在一张卷轴式的底纸上，收卷时，书叶鳞次朝一个方向旋转，宛如旋风，所以又称为旋风卷子。

又叫“折子装”，是在卷轴装的形式上改造而来的，把文字写在纸张上，以卷子长幅改作折叠，成为书本形式，再将首末两页粘上硬纸或较厚的纸，作为封面和封底。这种装帧最初用于佛教经典，故叫经折装。

又称梵枷装，专指古印度用梵文书写的贝叶经的装帧，所以也称之为“贝叶装”，其方法是将刻写好经文的贝多树叶，依次摞成一摞，在摞的上下各夹配一块与经叶大小长短相同的竹片或木板于夹板中段, 隔开一定距离, 连同经叶垂直穿两个小圆洞，用绳索两端分别穿入洞内，将绳索结扣。《西游记》中西天取经取回的经书就是梵夹装。

梵夹装对中国纸本书籍的纸张组合方式，打开方式和装订方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现代封面和现当代书籍的基本形态奠定了基础。梵夹装是中国书籍装帧形态发展历史中唯一的外来形态。

依次把所有书页依照中缝，将印有文字的一面朝里、对折起来，再把对折好的书页背背相对，用粘合剂粘在一起，然后附上书壳，最后裁齐成册的装订形式。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将书页背对背地正折起来，使有文字的一面向外，折痕作为书口，然后将书页的两边粘在书脊上，再用纸捻穿订，最后用整张的书衣绕背包裹，与蝴蝶装正好相反。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都采用的是包背装。而包背装则是以书皮包裹书背的方式命名的。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书一般只打四孔，称为“四眼装”。较大的书，在上下两角各多打一眼，就成为六眼装了。其明显特征是装订的书线露在书外。装订时将印页依中缝折正，使书口对齐，书前后加封面、打眼穿线即成。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盛行于明代万历年以后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亦称“惜古衬”、“袍套装”。图书装订名称。修复破损严重的古书时，以边幅略大的新纸逐叶镶衬原书，原纸色黄，衬以白纸，犹如黄金镶以白玉，故名。

缝，就是用针线连缀。缋，原是指成匹布或帛的头和尾，在这里，应指书背。（因为除了书背，书籍的其他部位是不能用线缝的。）

把几张书叶按顺序摞在一起对折，成为一帖。若干帖书叶集中在一起，用针线在书叶折叠处反复连缀，把许多书叶装订在一起的装帧方法就是缝缋。

缝缋装是中国古代唐、宋时期曾经流行过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在中国流行的时间并不长，加之没有详细的文献记载，以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被人们所认识。但是随着中外频繁的文化交流，书籍缝缋的方法是可能传到世界的其他地方的。在日本，现在还可以看到缝缋装帧的书籍。日本人对中国书籍的缝缋的方法做了一些改进：在书背上只穿4个眼，用两根针，每根针只在两个眼中反复穿连（一根针在第1和第2之间穿连，一根针在第3和第4眼之间穿连），从而演变出一种新的装帧形式：“和缀”。

书籍缝缋的方法很可能经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欧洲，并影响了这些国家书籍的装帧形式。在这些国家的古籍乃至现在还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书籍锁线（thread sewing）装帧方法中，还能找到中国古代书籍缝缋的影子。如果这种推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古书缝缋装对世界书籍形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线装和缝缋装区别：线装和缝缋装在书籍外观上也有很大的差别。线装书的线是订在书籍右侧，在书皮上面。线露在书皮外面的多，订进书叶的部分少，翻开书以后，从书里是看不见线的。而缝缋的书线仅仅是缝在书背上的，线露在书外面的很少，有的几乎看不见，而缝进书叶的部分多，翻开书以后，在书叶折缝处是可以看见缝线的。）

按照“粘叶”两字字面的意义，“粘叶”就是把书叶粘在一起。敦煌遗书中，确有不少书籍是用浆糊把书叶粘连在一起的。敦煌遗书中用浆糊把书叶粘连在一起的，基本上可分为两种情况：

其一：每张书叶一面写字，有字的一面对折，若干书叶按顺序集为一叠，相邻书叶和书叶之间，空白叶面相对并涂满浆糊，使所有书叶粘连在一起。

其二：书叶对折，每张书叶形成四个叶面，第一张书叶的第一面作为首叶，一般仅题写书名，其余三面按顺序书写文字。自第二叶开始，四个叶面全写字，一部书写完，所有书叶按书写顺序集中在一起，在每张书叶折口线左右2-3毫米处涂抹浆糊，使所有书叶粘连在一起。

两种粘连方式虽不完全一样，其实却是一种装帧。这其中的细微差别主要是书叶用纸薄厚所造成的。敦煌遗书中采用粘连书叶的书，书品一般都不大，是确确实实的袖珍本。而且书口上下两角都被切成弧形，以便于随身携带。众所周知，古人是把随身带的东西放进衣服袖子的。如果随身携带的物品是书的话，书叶的纸就不能薄，书叶薄了书就会发软，不挺实，在袖子里就会卷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就想出了把两张书叶相邻的两面用浆糊粘在一起的办法，来加固书叶，使每张书叶都硬硬实实的，以便于携带。而在充当书叶的纸张达到一定厚度时，就没有必要再把两张书叶粘连在一起以提高书叶的强度，同时为了提高纸张的利用率，人们就在折好的书叶四面都写字，这时再要用浆糊粘连书叶，就只能把浆糊涂在书叶的折口附近了。

这种用浆糊把书叶粘连在一起的办法对于中国古代书籍装帧的发展来说，意义重大。到了宋代，纸张的生产技术较之唐代大大发展，纸张的质量和产量飞速提高，人们已经能够生产出厚度稳定、均匀的纸张。由于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书籍的产量大幅度提高。

最后提到的“缝繢装”和“粘叶装”是敦煌遗书中两种重要的书籍装帧形式，它们的出现，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先民的智慧，对于中国古代书籍向册叶制的转变，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特别是“缝繢装”的出现，对于世界书籍装帧形式不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