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色龙的作者（小说变色龙）

文/任紫陌

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作者特意塑造的“群体形象”。比如，鲁迅先生的《孔乙己》，里面就写到了许多麻木的“酒客”；《巴黎圣母院》里，卡西莫多被绑在广场上示众时，雨果也不吝笔墨地描写了那些“看客”们的嘲讽；《变色龙》中，契诃夫更是写到了沙皇统治下，麻木不仁的人群。

那么，在文学作品中，为什么那么多的作者，都喜欢写“群体形象”呢？今天，紫陌就以契诃夫的《变色龙》为例，分析一下“群体形象”在小说中的作用。

《变色龙》是俄国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的作品，借由“狗咬人”这件事，作者既讽刺了见风使舵的警察奥楚蔑洛夫，也展现了沙俄统治下小市民们畏惧强权及麻木不仁的一面。

这部作品发表于1884年，当时，俄国正处于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时期。这段时期的警察，作为沙皇专制统治的化身，一方面打着官腔，监督百姓遵守法令；另一方面，又急着献媚邀功。而这段时期的小市民，则每天过着既无聊又好事的日子。

《变色龙》中的“群体形象”主要指的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统治下的小市民。他们没有一个人是正面的，他们都无脑地跟随着“群体”，事不关己地做一名吃瓜群众。

《乌合之众》中提到：群体不善推理，却又急于行动。群体只会干两种事——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

《变色龙》中的“群体”，从一开始就嘲笑、调侃处于弱势的郝留金。他们本着看乐的心态，推波助澜，甚至唯恐“狗咬人”这件事结束。在整个事件中，“群体”始终在积极的发言，努力地寻找着这件事带给他们的乐趣。而郝留金在这过程中，所受的悲凉遭遇，更是“群体”冷漠与麻木的最好证明。“群体形象”的所作所为，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他们欺凌弱者、落井下石的一面，还在整个故事中，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还原生存环境、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

1. 群体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不错……这是谁家的狗？我绝不轻易放过这件事！我要拿点颜色出来给那些放出狗来到处乱跑的人看看。那些老爷既然不愿意遵守法令，现在就得管管他们。”

“人群”A：“这好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狗”

“人群”B：“长官，他本来是开玩笑，把烟卷戳到狗的脸上去；狗呢，可不肯做傻瓜，就咬了他一口……他是个荒唐的家伙，长官! ”

“人群”C：“没错儿，将军家的”

通过《变色龙》的标题，以及对契诃夫写作风格的了解。刚读开头，读者的内心，往往就已笃定并产生了期待：这是篇讽刺“警察”奥楚蔑洛夫的故事。但继续阅读后，却发现了奥楚蔑洛夫的“公正性”。当他说“我绝不轻易放过这件事”时，我们甚至相信了他的“公正性”。而这份相信，却和我们最开始的“期待视野”发生了冲突。

“期待视野”是由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提出的，他认为读者在进入对一部作品的接受过程之前，总会根据自身的阅读经验和审美趣味等，对文学接受课题进行预先估计与期盼。

正在这时，“群体”中某人的话，给故事带来了转折。听闻这是军家的狗后，想要秉公处理的奥楚蔑洛夫，发生了动摇。他开始污蔑郝留金，企图给他扣上“诈骗犯”的帽子。紧接着，“群体”中某人的调侃，继续推动了故事的发展。据这个人所说，是赫留金欺负狗在先，狗才会反扑的。而赫留金的反驳，及“群体”中的某人，认定并附和“这是军家狗”的言论，则再次将故事推向了高潮。

直到将军家的厨子出来前，我们都认为，这条狗要么是普通人的，要么是军家的。然而，作者却通过厨子的嘴，既揭晓了狗主人是谁，又打破了读者原有的“期待视野”定式，给读者带来了一丝惊喜感。

所以，“群体形象”不仅推动了整个故事的发展，还在“期待视野”理论的运用下，给读者带去了一丝惊喜。

2. 群体形象，构成人物生存的社会环境

有人从商店里探出头来，脸上还带着睡意。木柴厂四周很快就聚了一群人，仿佛一下子从地底下钻出来的。

普洛诃尔喊一声那条狗的名字，带着它从木柴厂走了。那群人就对着赫留金哈哈大笑。

《变色龙》中的“群体”，还原了俄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折射出了沙俄统治下，社会的病态。通过“睡意”、“很快就聚了一群人”、“从地底下钻出来”这些词，我们可以看出，在沙皇的统治下，小市民们无聊、沉闷、好事的生活状态。

郝留金被狗咬，成为了受害者，却没有人愿意帮助他，甚至都没有人去同情他。而“群体”中某些人的调侃和嘲讽，更是将“群体”欺凌弱小的一贯性展露无遗。最后的“哈哈大笑”，升华了主题，不仅将郝留金所处的悲凉环境，及人与人之间的麻木、冷漠以“笑”的形式展现，还让我们从群体的“笑”中，看到了社会悲哀的一面。

契诃夫曾在《契诃夫论文学》中指出，“除了人物以外”，还要让读者“可以感到人物从中走出来的那个人群、气氛和背景”，也就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群”构成一个社会环境。

《变色龙》中的“群体”，都畏惧强权。只要是跟权力沾边的事，他们都保持着敬畏。所以，军官家厨子的话，都足以让人信服，引人“尊敬”。而在这个捧高踩低、冷漠麻木的社会里，真正受到伤害的郝留金，却必须要承受大家的白眼。

“群体形象”的冷漠嘴脸，还原了当时冷漠、病态的社会。也让大家看到了，郝留金这样的小人物，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有多么的悲凉。

3. 群体形象，使主人公的形象更加鲜明生动

“瞎猜！我们那儿从来没有这样的狗！”

“那就用不着白费工夫再上那儿去问了，”奥楚蔑洛夫说，“这是条野狗！用不着白费工夫说空话了。既然普洛诃尔说这是野狗，那它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

“这不是我们的狗，”普洛诃尔接着说，“这是将军的哥哥的狗。他哥哥是前几天才到这儿来。我们将军不喜欢这种小猎狗，他哥哥却喜欢。”

“他哥哥来啦？是乌拉吉米尔·伊凡尼奇吗？”奥楚蔑洛夫问，整个脸上洋溢着含笑的温情。

在《变色龙》中，奥楚蔑洛夫每次听到“群体”中某人的话，都会转变一次自己的态度。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决定，会触及到权贵人士的利益。普罗诃尔是将军家的厨子，相对于奥楚蔑洛夫而言，不仅是“群体”中的一员，还是权贵的象征。普罗诃尔作为狗身份的证明人，原本可以一次性交代清楚狗的主人是谁，却偏偏要断开、分成两次说。

这样的断裂，在小说中称为“话语的断裂”。狗被普罗诃尔证实不是“将军的狗”后，奥楚蔑洛夫欲杀死这条狗；当普罗诃尔说，这是“将军哥哥的狗”时，他又马上堆了满脸的笑容。在普罗诃尔“话语的断裂”下，主人公奥楚蔑洛夫见风使舵、虚伪逢迎的形象也得到了突出。

作家通过笔下人物“话语的断裂”，本来可以一次性说清，却偏偏要断开，分成几次。这样不仅使情节变得跌宕起伏，还让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立体生动。

4. 写在最后

其实，《变色龙》中的“群体形象”，即使放在现如今，也同样具有很深的现实意义。我们既是“群体”的一员，也是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独行者。在《变色龙》中，作者通过对“群体形象”的描写，讽刺了沙皇专制统治下，社会的冷漠和“群体”的麻木。

而现实中，2岁的小悦悦在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辆车碾压，18名路人路过，却视而不见、漠然离去；山西黑砖窑事件中，黑砖窑老板，让残智人员免费做苦力，周边的农民也都漠不关心；浙江一中年男子欲跳楼，围观人群非但不劝阻，反而大呼：“你跳吧跳吧，想想你也不敢跳。”

《变色龙》中，我们生气“群体”的麻木不仁；现实社会里，我们却“模仿”故事中的人物，将冷漠搬到了生活中。

有关实验显示：施助行为与人口的密集度有关系,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场所,人们往往会通过观察别人，来判断自己是否正确,这就导致了许多人认为，该做的事情别人会去做,或者认为既然别人不做，那么自己也就不必或者不能做。

这也就是所谓的“从众效应”及“责任分散效应”。因为别人都不管，所以我也可以保持沉默。在这样的逻辑下，我们也渐渐变得越来越冷漠。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我们自己也有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境遇，也会需要别人的帮助。

《变色龙》中，一个小人物郝留金，一群无聊的看客，演绎了一段可怜的遭遇。现实中，一次从众的决定，一个冷漠的态度，不仅会让无数个悲剧重演，也有可能会将自己推向悲剧的主角座椅上。

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其实，郝留金的悲哀，不在于狗的横行，而在于“群体”的沉默。因为渗入“群体”骨髓的麻木与冷漠，是比“刀”还要锋利的利器，“杀”人于无形。

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以麻木不仁的态度生活。既然活在当下，就不应选择冷漠。事实上，“群体”不该是坏事情的推波助澜者，“群体”应该懂得守望相助的道理，应该学会用温暖和真情，感动世界、温暖人心。

正如萧楚女所说：做人也要像蜡烛一样，在有限的一生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温暖。

如果“群体”中的每个人，都不再选择冷漠，而是选择温暖，那么整个“群体”就自然会变得温暖，生活也不再只剩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