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提琴家（当今十大世界大提琴家）
大提琴家王健最近大部分时间都在芬兰，因为他一岁多的女儿在芬兰。
在家练琴时，女儿总是在他旁边爬来爬去。她的手指很长，对音乐尤为敏感，听到快乐的音乐会全身晃动，听到哀伤的音乐，瞬间就能哭出来。
王健也是很敏感的人，对乐谱的反应犹如守门员对射门的本能扑救。然而他并不确定女儿是不是有音乐天赋，“所有父母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天才，我坚决不能上这个当。”
对她以后会不会学音乐，王健也抱着十分冷静的态度。因为淘汰率太高，成功率太低，他不建议她靠音乐吃饭，“相反如果她去学别的，干什么都会比我成功，比如当作家或者设计师，幸福感可能也会更强一些。”
这一年多来，王健热衷在朋友圈晒娃，人们对升级当父亲之后的王健，也有了音乐以外的兴趣。
12月15日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王健将和上海交响乐团献演一台协奏曲音乐会，除了埃尔加《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他还将和笙演奏家贾磊合作，带来作曲家赵麟的大提琴与笙双协奏曲《度》。
王健是这场音乐会当之无愧的主角。初为人父的王健在音乐演绎上会有怎样的变化？音乐会之前，我们抓着他聊了聊。
“我是最容易被打开心的”
澎湃新闻：你第一次演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是什么时候？
王健：1987年，正好三十年前。当时中央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前身）去美国访问演出，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中国乐团去美国，在很多大城市演出。当时我们有三个年轻独奏家，我拉大提琴，李坚弹钢琴，王晓东拉小提琴，我们从九月开始巡演，一直到十月底。
十月初在伊利诺伊州演出时，当天早上我听到了杜普雷去世的消息，我印象很深，因为那天晚上我就要拉埃尔加，这首曲子和杜普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她之前几乎没人演，她也是因为它出的名。我那一年18岁。
澎湃新闻：那么多协奏曲，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特别在哪？
王健：它写意。别的曲子可能更丰富，比如德沃夏克《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就像“风景画”，有各种不同的色彩，有山有水有人。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就像“人像画”，有人在那里，你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沧桑，他一辈子的人生经历，焦点很集中，情感很浓厚。
澎湃新闻：杜普雷和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相互成就，你对她的演奏版本有研究过吗？
王健：研究说不上，但所有拉大提琴的人都知道她的演奏。这首曲子之所以让人认可，是因为她的演绎充满了人性，充满了我们尽量躲避但又躲避不过去的情感。她的震撼力很强，你不用研究也是刻骨铭心的。
澎湃新闻：你的演绎和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王健：只要你用心去演奏，你不可能跟别人一样。从古至今，艺术和文学里的故事，你简单几句就可以总结出来，你爱他，他不爱你，或者你的亲人离世了，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说这个故事，但我们希望观众共鸣的目标是一样的，只是方法和手段不同，因为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好的演奏会让观众忘记他是怎么演的。我听到的最好的演奏，是他突然把我的心打开了，我会忘记他的演奏，想到自己的故事。
澎湃新闻：你听其他人的音乐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你的心被打开了。
王健：我是最容易被打开心的。去看电影时，我一般不太喜欢和朋友去看，因为第一个流泪的肯定是我，泪点非常低。这也是艺术家比较需要的敏感吧，你特别容易被触动，才有能力去打动别人的心。
澎湃新闻：据说你很少听自己的唱片，是怕麻木吗？
王健：是怕自己失望，不敢面对自己，哈哈，好比一个人不太愿意照镜子。但我还是要逼着听自己的音乐，这是提高自己最重要的方法。
澎湃新闻：在大提琴与笙双协奏曲《度》里，大提琴和笙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王健：《度》讲的是玄奘西行的故事。我个人认为，大提琴代表了玄奘的人性，笙代表了佛性，你可以听到人性的波动，也可以听到他往更坦然、更平静的方向走。
一开始，你可以听出玄奘西行的过程和内心感受；中间有西域音乐的素材，他在西域的所见所闻；最后一段慢下来，叮咚叮咚，他走在山洞里听到水滴穿石的声音，在悟道的时候，他的人性慢慢和佛性混为一体了。
澎湃新闻：大提琴和笙对话，有擦出什么火花吗？
王健：中国有很多乐器是很伟大的，只是没有好好利用，很可惜，因为它们有西方乐器绝对没有的色彩。
笙的声音没有一件西方乐器可以代替。它的声音很特别，有尖锐，又有一种纯洁。我们在翻译它时，会把它翻成“手握管风琴”，它的原理和管风琴是一样的。西方的管风琴是登峰造极的乐器，外国人看到笙很震惊，没想到它能发出管风琴一样的声音，它的声音更淳朴。
笙是用哨片吹的，是一件定力很强的乐器。它叭的一下吹出来，音不会动，有一种坦然、永恒的力量。但大提琴的声音会晃，有时候你要和它一样有定力，有时候你要在它旁边晃。要看你的悟性，什么时候贴在一起，两个声音成为一个声音，什么时候截然相反，什么时候在它旁边晃，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民乐需要呵护，审美需要引导”
澎湃新闻：你刚才说很多民乐器没有被好好挖掘，在你看来，原因是什么？
王健：我们没有作曲家。西方古典音乐是靠作曲家们三百年来的努力积累下来的，三百年前我们有作曲家为民乐器写曲吗？没有。人才都被戏曲吸引过去了，尤其是元明以来，戏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音乐。中国文化是戏曲文化，没有器乐体制，即便是皇族和贵族也没有这样的追求。我们的乐器是没问题的，问题是没有作曲家来发挥它的特长。
但现在我们有人在发掘，赵麟的父亲赵季平就是非常优秀的作曲家。他有一首大提琴协奏曲《庄周梦》，应香港中乐团之约写的，可以说是非常伟大的一部作品。我演奏过几次。它充分利用了中国乐器特有的颜色，出来的色彩让人触动，是西方乐器做不到的。我们需要有更多作曲家来重视这一点。
澎湃新闻：除了作曲家要大量写曲，观众是不是也有问题呢，不少年轻人更崇尚西方古典音乐，对中国民乐反倒没那么重视。
王健：两方面的问题都有，我们还是比较容易被西方文化吸引。民乐需要呵护，需要大量作曲家去发掘它。原材料是没问题的，但需要好厨子把它做成一道好菜，需要包装。包装其实是最后一步，但前面这些程序没人走，没有一个完善的演绎系统，就很难吸引年轻人的注意。消费者不可能拿原材料来把玩吧，一块好石头首先要雕琢成一个样子才行。西方已经有很完善的一套系统了，很容易被大家接受。
澎湃新闻：西洋乐器和民乐器合作时，要怎样融合才能不让人觉得突兀？
王健：从声音来说，不同乐器之间是没有冲突的，只是演奏方法不同才会引发突兀。
比如和弦乐最接近的二胡，演奏方法和我们不一样，合作起来就比较困难。它的每个音都要加重音，弓子不能压在弦上，必须靠弓速才能做出变化，弓速一变，就有重音。我们是要靠压力做变化，不习惯每个音都加重音，是一个音一个音连在一起的，不会有太大变化，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这样合作起来就很难，容易让人感觉突兀。
还有琵琶。在中乐团里，最好听的就是弹拨乐器，西洋音乐里没有这样的乐器。我曾经和人建议在西洋音乐里加弹拨乐器，它是光彩四射的。
澎湃新闻：民乐器有个问题是，整体的音高很高，合在一起容易吵，太高亢。
王健：这也是运用的问题，和乐器是没有关系的。绝大多数民乐在以前追求的是娱乐，音色高亢、欢快，说明白了就是娱乐。有一次一个春晚性的音乐会要我参加，条件是拉一个欢快的曲子，我说对不起，我们大提琴不会欢快，你要欢快就找别的乐器。
他们不懂，什么都要欢快。欢快是人人都在追求的，但也是很肤浅的东西。民乐以前的消费人群，要的就是欢快，为什么？这些人已经够苦难了，你还要让他去体会苦难吗？高等艺术必须是人吃饱了肚子才能享用的，这就是矛盾体。他整天受苦受难，你还和他讲苦难，这是折磨人。你就得给他欢快，给他娱乐。但当他吃饱了，你还搞这一套，就傻了。你就不会体会人生，不知道进步，永远停留在基本的活着的状态里。
中国现在的问题就出在这，大家都有能力提高自己，但都被娱乐圈牵着走，都不进步，光看脸，这是很可怕的。
澎湃新闻：所以还是写作手法的问题？
王健：绝对的。你去听赵季平的《庄周梦》，多么打动人心。你去听《乔家大院》，也是民乐演的，绝对不肤浅，绝对感人至深。所以和乐器没关系，是你拿它来干什么。你说西洋乐器高贵，那你听吉普赛人的音乐，哐哐哐，高贵吗？一点也不高贵，也是娱乐而已。
澎湃新闻：但乐器适合演什么样的音乐，和它本身的属性还是有很大关系，比如大提琴很深沉，就很少用来演欢快的曲子。
王健：对，大提琴特别快乐不起来。它也可以欢快，但就像大象站在桌子上跳舞，当然也可以优雅，然而总是有点勉强。好比麻雀讲深沉，声音也有点勉强。乐器有它的属性是对的，但主要还是导向的问题，赵季平不是已经做到了吗？
澎湃新闻：大提琴的曲子都那么深沉，有没有影响你本人的性格？
王健：我不知道，告谁呢？告大提琴把我的性格搞坏掉了？这太难说了。就像有人问我，如果不拉琴我会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人生绝大部分是由偶然构成的，你看历史就知道了。我最爱看历史，这才是真正反映人性的东西。你以为很多事是必然的，其实绝大多数是偶然的，没有道理，宇宙就是偶然的。
澎湃新闻：除了看历史书，私下里你还喜欢做什么？
王健：我喜欢娱乐，哈哈。《星球大战》啦、周星驰的电影啦，我都看，嘻嘻哈哈笑一通挺好的。娱乐是需要的，但你不能把它当饭吃。我不反对娱乐，但我反对有些人把娱乐当艺术。
中国现在的娱乐太猖狂了。有钱消费的人的欣赏能力没有被提高。人们收入的提高远远超出了思想境界的提高。这些人主导了中国的娱乐界，数量不得了，他们为了赚钱管你好坏，你要的东西我都给你，商人从来是这样的。很多人在追求网红，但是没有意义、没有质量。消费者收入的增长和思想境界的提高完全不成比例，社会就出问题了。审美是需要引导的，人是需要提高的，我们生下来都是傻瓜。
“靠音乐吃饭太难，成功率太低了”
澎湃新闻：这两年你最大的变化是有了女儿，你练琴时她也常常在旁边爬，觉得她有音乐天赋吗？
王健：有没有天赋不知道。我经常提醒自己，所有父母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天才，我坚决不能上这个当。她很聪明，但问题是所有的父母都觉得自己的孩子很聪明，不稀奇。我会保持非常冷静的态度。
澎湃新闻：后面会引导她去学琴吗？
王健：我一定会教她进入音乐的世界，但没必要拿这个来谋生，因为成功率太低了。
澎湃新闻：你所谓的成功是什么？
王健：靠它吃饭，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你有本事在社会上立足，你的专业能得到大家尊敬，能给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带来稳定的收入，这是很令人自豪的事，我也希望我的女儿有这个能力。但你要通过音乐得到这些，太难了。
拿我来说，我们这一行的职业独奏家，全世界不超过二十个。也就是说能靠这个吃饭，只做独奏，不做室内乐，不去交响乐团，也不去教书的，二十个不到。这是现实，这个行业的竞争性太大，淘汰率太高了。职业的小提琴独奏家，也就三四十个。
澎湃新闻：你定的位置太高了，一上来就是独奏家，她也可以进乐团或去学校当老师啊。
王健：问题就在这。我如果不做音乐，我就不管了，她这样也挺好。但她是我女儿，如果不能超过我，有什么意思？一般人如果考进上海交响乐团这样全国最好的乐团，或者纽约爱乐乐团，都会很开心，我的女儿可能不会开心，因为她看惯了我在做什么。这是很残忍的。
澎湃新闻：说不定她将来的成就比你还高呢？
王健：你说得很对，但几率是多大呢？相反如果她去学别的，干什么都会比我成功，比如当作家或者设计师，幸福感可能也会更强一些。
澎湃新闻：你的竞争意识太强了。
王健：你要自己的孩子幸福，你会希望他/她得到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怎么得到呢？好比你有一分钱，有两分钱的时候满足感是很强的，但如果你有两分钱，最后只有一分半，就会很不满足。我女儿要超过我绝对有可能，但概率是多少呢？就算不是我女儿，她也要在全世界抢这二十个位子，不一定能抢到。
澎湃新闻：只有二十个位子，是演奏家能力不足，还是这个行业的容量本身就很小？
王健：就是这个容量，全世界只需要二十个人，你去翻翻各家的演出季，绝对数不到二十个大提琴家。钢琴家会多一点，五十个吧，和曲目量也有关系。
澎湃新闻：当了父亲之后，你对音乐的理解有什么变化吗？
王健：没有，我只能说我以前在音乐中感受到的情感，现在在生活中也能体会到了。
澎湃新闻：很多人关心儿童的早教音乐，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王健：我还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呢。我有时候想放我喜欢的音乐，发现不行，因为太揪心了。而且她特别敏感，你放快乐的音乐她会全身晃动，有一次电视里在放芬兰某个名家去世了，教堂唱诗班在吟诵，她听到就哭了，太敏感了。
我就和大家一样放莫扎特，听说莫扎特对孩子好，也不知道真假。莫扎特有欣欣向上的精神，世界是充满希望的，贝多芬是这个世界是要拿刀砍出来的，柴可夫斯基是刀砍了还是没用，所以先要听莫扎特。
我不会强迫她不拉琴，只是希望她能很快进入音乐世界，毕竟要她自己会才能更容易进去，光听不会有那么刻骨铭心的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