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印件是什么（“影印本”是如何演变的）

原文作者｜薛冰

摘编｜罗东

《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薛冰 著，领读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

影印本

影印本，如同影抄、影刻本一样，是直接以旧有图书为底本，而应用照相制版和现代印刷工艺进行复制，产生的一种新版本形态。现代印刷工艺能使影印本的图文复制效果，比传统的影抄、影刻本更为接近原本面貌，而代价则低廉得多，所以自十九世纪中叶产生以来，影印本迅速成为一种广为采用的版本形态，尤其是出版经典古籍、碑帖书画。

应该说明，影印本只是一种版本形态，它在生产过程中可以采用多种现代印刷技术，包括石印、珂罗版，以及照相铜版、胶印等。所以过去的一些相关著述中，对于影印本的概念界定模糊。如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见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只以亚铅版套色胶印本为影印本。更常见的是不单列影印本概念，而将其分隶于石印本、珂罗版印本等范畴之内。不过，这就只强调了印刷工艺上的差别，而忽视了版本形态上的共性。其实，出版图书，无论采取哪一种印刷技术，决定其质量的首先是底本，而在底本制作上，至少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重新制作底本，即使翻印古籍，也是另行缮写或排字制版，这往往会与底本发生差异，出现讹误。另一种是直接采用旧有图书为复制底本，自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原本面貌。古代的影抄本和影刻本之所以为人所重，就是这个道理。将影印本单列为一种版本，也是为了强调它的这一特色与优势。

当然，同样作为影印本，质量仍有参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就是对于影印底本的选择。无论从版本意义还是学术意义上说，底本的优劣，是一个根本的决定因素。然而影印的简便易行和成本低廉，也使它成为众多出版商牟利的手段，清朝末年的短短几十年间，几乎所有的中国经典古籍，名家碑帖，传世书画，都被影印过了，有的甚至不止一次。出版商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往往就以最常见的流通本为底本，而不肯花费较大代价寻求最佳版本。这种影印本虽然能够暂时满足普通读者的需要，但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非议，一旦有精选底本的影印本出现，就难免被淘汰的命运。

而较严谨的出版机构，乃将影印作为保存珍善本古籍且广其流传的方法。如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由张元济、傅增湘二位学者出版家经营其事，对于底本的挑选，精益求精，且不惜代价向公私藏家借用，所以成为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古籍珍善本影印本。

《吴兴刘氏嘉业堂善本书影》

其次，印刷技术也影响到影印本质量的参差。如前所述，珂罗版印本的质量，明显好于石印本，但由于其成本较高，所以清朝末年的影印本，几乎都是石印本。如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出版的《吴兴刘氏嘉业堂善本书影》五卷五册，在上海照相石印，所选底本多为宋、元佳刻，且开本阔大，高二百九十六毫米，宽一百八十四毫米，但石印效果，毕竟稍逊，以致多有漫漶之处。此书前有傅增湘先生所作长序，系统介绍了清末以来几种重要的“善本书影”的出版情况，是影印本出版史的重要资料。

照相铜版也是一种精致的影印技术，是以照相底片用化学腐蚀的方法取得铜版，属于凸版印刷，如用铜版纸或道林纸印制，效果近似照片。但由于制版时间长达数日，成本过高，当时就很少采用，流传至今的照相铜版影印本就更少了。其中著名的一部，是开明书店一九四一年出版《明代版本图录》十二卷。胶版印刷兴起较晚，是一种平版间接印刷法，同样以照相制取金属版或石版，但在印刷过程中，经过橡皮布将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纸页上，印版与纸页不直接接触。其好处一是可以减少印版的磨损，二是光滑的橡皮与纸张接触更为密致，印出图文也就更为清晰，但胶印的成本也比较高，所以在民国时期主要只用于彩印和画册印刷。

《明代版本图录》

此外，影印本的用纸与装帧，也有精粗之别。

近现代影印本，版面编排方式也各各不一。有按原大影印的，如上海同文书局从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开始以石版影印武英殿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要算石印书中规模最大的工程。再如罗振玉先生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在日本影印出版的一批中国古籍珍善本，利用京都小林氏较先进的珂罗版技术，以日本皮纸精印，版心都保持底本的原貌，而装成开本统一的大册。笔者所得《六朝写本礼记子本疏义》《唐写本世说新书》等，开本统一，都是高三百六十八毫米，宽二百四十六毫米，但各本版心则仍依其旧。据说罗氏当年每种书只印一百部，并表示绝不再版，所以当时就有人估计这批影印本将“价逾古书”。

《唐写本世说新书》

但最常见的则是缩印。以机制纸印刷、平装或精装的影印本，一般都是缩印本，如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中的许多影印本，无论原版开本多大，在除去版心后，一律缩印成为三十二开本。严谨的出版机构，在缩小影印古籍时，都会注明所据何本，原版大小，甚至说明底本的所有者。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将所影印古籍均缩印为高二百毫米、宽一百三十二毫米的小开本，但在各书前牌记中都有相关说明。如《孔氏祖庭广记》牌记：“上海涵芬楼景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蒙古刊本，原书板高二十二公分，宽十五公分。”

更为节约的影印方式是拼页，即将原书两页，分上下栏合排在同一页面上。《丛书集成初编》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拼页影印本。现当代许多大型影印丛书，都采取这种办法。此外还有将原书重排版式的，如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就是将原书页除去版心，以一页半为一栏，合上、中、下三栏照相缩印为一页，也就是影印本的一页，相当于原书的四页半了。而清末同文书局影印《康熙字典》时，更将原书行款全部打乱，重新设计版式，只有文字保持着本来面目。此后出版的《康熙字典》，则都是以同文书局版为底本影印的。

《孔氏祖庭广记》

影印本出现之初，是一种时髦的新鲜事物，颇受读者欢迎，所以出版机构并不隐讳其为影印本，多在书名页、版权页以至书衣上标明影印本吸引读者。近年以来，雕版本与影印本间的价格差距日大，才出现了以影印本冒充雕版本的事情。这主要也只是原大影印、宣纸线装的本子，对于初入门者会有一定的迷惑性。其实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区分。传统雕版本是凸版印刷，在雕版上刷涂水墨，覆纸刷印，水墨的浓度不可能完全均匀，故而干燥以后，在同页文字上可以感觉到墨色堆积的不同厚度，这是影印所用平版印刷不会有的现象。

近三四十年来，影印技术日趋先进与简便。不但经典古籍与名家书画，现当代的许多优秀出版物也纷纷被影印出版。遗憾的是，百年前书商的陋习，又为某些出版社所继承，影印时只求版本易得，而不问优劣，以致某些早有定论的劣本，居然又被大印特印，耗人钱财，误人子弟。

影印插图本

影印插图本是近现代影印本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类别。传统的雕版插图本，以其版画的精美为世所重，毋庸赘言。清中期以后，国力衰弱，版刻技艺水准也大为下降，新出雕版插图多不如人意。而使用影印技术复制图画，远比翻刻刷印形象逼真。更兼其简便易行、成本较低，所以石印插图遂取版画而代之。这一阶段中，以石印插图本影响最大。《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所收王汉章《刊印总述》中，说到石印图书“字体行款，收藏印章，名人题跋，无不保留匡庐真面，毫发无讹，传古右文之功，实拜艺术进化之赐也”。这种仿雕版、线装的影印插图本，不但具有相当高的观赏价值，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价值不言而喻。

影印插图本，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以过去的插图本为底本形成的影印本，二是含有影印插图的新出版物。

《闺范图说》

清朝末年，以石印术复制的古代典籍插图本风行一时，一些篇幅宏大的插图本如《南巡盛典》《万寿盛典》《鸿雪因缘图记》《圣谕像解》等，都因石印本的出现才能广为流传。有些石印本的质量极佳，如民国时期石印《闺范图说》四卷，底本系明代万历年间集徽州黄氏妙手神工所雕镌，影印本版框高二百零二毫米，宽一百三十九毫米，四周单边，版心白鱼尾，上刻书名，下刻卷次、页数，并刻工名字，不失原刻神韵，用棉连纸印刷，诚可谓“下真迹一等”。

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任渭长画传四种》，版框高一百五十一毫米，宽一百一十毫米，四周单边，版心简化，仅写书名、篇名及页数。如其中的《剑侠传》，影印本对原版画人物稍作缩小，将传文或赞语转写在图页上，篆、隶、楷、行、草诸体皆备，或上文下图，或右图左文，或图文勾连穿插，格局灵动，充分发挥了石印技术的优势。

《剑侠传》

石印本的小说、戏曲等市民通俗读物，也都纷纷增印插图，以争夺市场。当时有些图书，才见刻本面世，就有书局大量石印，低价倾销，以致闹出纠纷。各家书局出版的《红楼梦》（或名《石头记》《金玉缘》），除了每回前有插图二幅外，卷首往往还有主要人物的绣像，有的另印出宽五百九十毫米、高四百八十毫米的巨幅《大观园精细全图》。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上海鸿文书局据广陵味潜斋藏本石印的《增像全图三国演义》，花边版框，高一百二十八毫米，宽一百零三毫米，四周花边，版心无鱼尾，上标书名，中标卷目，下标页数，此书前竟绘印了一百四十四个人物绣像，与序言、目录单独装成一册。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上海文华山房石印的《绘图燕子笺》，版框高一百七十三毫米，高一百一十八毫米，四周双边，版心单鱼尾，上写书名，下标卷次、出数、出题及页数。四卷分装二册，每册前各配插图十幅，也是一种范例。阿英先生编有《清末石印精图小说戏曲目》，于此类所叙甚详。

《增像全图三国演义》

值得注意的还有儿童读物，印成配图的小本。如上海有文书局石印的《谜语大观》，封面上明标“儿童读物”。我所得的第二十一册，内容并不是谜语，版心标示的是“滑稽”，类似后来的连环图画。此本高七十八毫米，宽六十四毫米，页面分上下两栏，上文下图，内收四个故事，最长的十二图，最短的四图。

《谜语大观》

含有影印插图的新出版物，不止于石印本，也有铅字排印本。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涵芬楼秘笈”十集五十一种八十册，内有影印本，也有排印本。第四集中的《厓山集》，据瓶花斋吴城借钞明弘治刻本排印，原书前影摹弘治刻本版画插图五幅，则以石印。其中的一幅割为三页的“厓山图”，有着特殊意义，因为画面上所绘客家围龙屋形状，与现存客家围龙屋并不相同。所以有学者认为现存围龙屋实例都是清代以后的，而据现存围龙屋推测客家民居的源头，也就难以成立。按《厓山集》弘治刻本原藏天一阁，嘉庆年间已无踪影，钞本而外，这种“秘笈”本也不可多得。

《厓山集》中的“厓山图”。

类似以古籍书影作为插图的新书，就更多了。如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一月初版《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历代藏经考略》一文，就附有以铜版纸精印的二十五幅历代经藏书影。

民国时期旧式文人出版诗文集，比较考究的形式，是将铅字排印本做成仿雕版式的线装书，再配上现代的珂罗版插图。如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春，廉建中、惠毓明夫妇为庆贺水晶婚编印《蓉湖双栖图题咏、水晶婚唱和集合刊》一册，以毛边纸排印，书高一百九十毫米，宽一百二十五毫米。所配插书画、照片，均照相制为锌版，一部分与文字一样印在毛边纸上，另有八页印在铜版纸上。照相锌版属于凸版，所以能同铅字拼在同一个版面上，其特征是图片上可以看到明显的网点。这种锌版插图成本较低，制作方便，所以长期应用于书刊、报纸，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同是锌版插图，毛边纸的印刷效果，就远不及铜版纸了。书前其同乡钱基厚先生的一篇题词，最后写道：“祝君夫妇福慧双修，故国重光，旧梁再栖，毋如赵文敏夫妇，徒以书画寄恨也。”文尾的署款是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四月四日，其时日寇尚未投降，而生活在上海的这些文化人，分明预感到“故国重光”的日子已经不远，廉氏夫妇不会再像赵孟夫妇那样长久生活在异族的统治之下了。

《蓉湖双栖图题咏、水晶婚唱和集合刊》

影印插图中，珂罗版以外，照相铜版的效果，也较石印为好，以铜版纸印刷时，看上去就像照片。一八九二年，美国人孔士又发明了三色照相网目版，其方法需按色彩分别制版套印。《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载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认为“光绪三十二年，土山湾印刷所之顾掌全入上海南市中国图书公司摄制铜锌版，而许康德则于光绪三十四年进商务印书馆摄制教科书照相锌版”，至于三色版的试制，要晚到宣统年间。然而，笔者所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女子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版权页标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六月初版，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二月四版，书中已插有一页三色照相铜版图画，色彩十分鲜艳，可见其技术已经成熟。

《女子国文教科书》

此外，一些著者原本难以刊印的学术性、专业性插图本，也因石印术而得以问世。如民国庚午（一九三〇）冬月，北平商务印书馆分馆为陈宝琛先生代印《瀓秋馆吉金图》二册，版框高二百五十六毫米，宽一百七十六毫米，四周单边。版心鱼尾简化为双线，上标书名，下记页数，宣纸印刷。此书以陈氏所藏三代青铜器七十九种、八十五器的拓本为底本，照相石印，印制极佳，仍能感觉到拓本的韵味。书前有罗振玉先生长序，后有陈氏跋，述影印缘由甚明。然此书虽系石印，成本亦不低，当时的定价已是“通用大银圆六圆正”，非一般读者所可问津。

《瀓秋馆吉金图》

本文内容经领读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授权节选自《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

作者｜薛冰

摘编｜罗东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