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灾害频发康熙帝国
康熙得到的奏报是，京师一带发生了8级地震，烈度11度，震中在京城平谷、三河。 对于康熙来说真是祸不单行，与吴三桂已经打了6年，双方还在僵持与争夺中。

　　这时京师却发生了地震，突如其来的地震使全国200多个县受灾。仅京城就倒塌房屋12793间，破损18028间，受到严重损毁的建筑还有长椿寺、文昌阁、善果庙、广济寺等，平日熙来攘往的商务场所京师芜湖会馆、都门南陵会馆、都门云龙会馆都不同程度受损。不幸遇难者485人包括学士王敷治、员外王开运、总河王光裕等。

　　这并不是康熙年间最大的一场地震，康熙七年还有一场8.5级、烈度12度的大地震，震中在山东莒州，那次是波及全国140多个州县的大灾难。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其对策研究”第一主持人赫治清告诉《新世纪周刊》，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多的國家，《中国通史》就是一部抗灾救灾史。而清朝是历朝中自然灾害最多的一个朝代，康熙在位的61年，又是灾害最频繁的一个时期。据竺可桢的统计，从西汉到清代（公元1世纪至19世纪），中国各省区共发生水灾1349次，最多的朝代为清朝，669次；同时期中国发生旱灾的次数为1669次，清朝超过了300次。

　　赫治清说，清代296年间7级以上地震有23次，其中8级和8级以上大地震9次，康熙年间发生过两次8级地震和1次8.5级地震。

　　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发生过一次6.5级地震，震中茂州就是今天的四川茂县，茂县北纬30度，东经103.7度，与2008年汶川地震震中北纬31.0度，东经103.4度相距不足百公里。1933年茂县迭溪这块四川省西部的羌族聚居区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7.5级地震。1933年8月25日中午，一群羌族艺人在城隍庙会上祈雨，突然间地皮开裂、大地向下倾，山摇地动了1分钟后停止，而人间已遭灭顶之灾。茂县这场大地震使世界各地的地震监测系统收到了信号，马尼拉、大坂、哥本哈根、汉堡、檀香山、巴黎、突尼斯、悉尼、多伦多等上百家地震台都测量到强烈的震波。

　　“康熙九年十一月至十年正月，即1671年1至3月发生的冰雪灾害，空间范围和2008年中国南方冰灾非常相近”。赫治清告诉《新世纪周刊》，“那场灾害导致鄱阳湖、洞庭湖、太湖三大湖封冻，连长江主干道江面安徽到江西段几乎冻合，冰面上可以跑马车。”这一年从没结过冰的杭州西湖更是成为一块冰湖。这是清朝第一次特大雨雪冰冻灾害，它在300多年后的南中国重现。

no.2　内乱外患不断
　康熙统治中国的时期，是一个领土不断扩张、战火东西绵延的时代。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研究员杨珍说，康熙在国内战争方面，有东南部收复台湾的战役；17世纪90年代，在中国西部和西北边境，有康熙三次亲征长期平叛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的战争，直到1720年为平定准噶尔部还伐至西藏，并于康熙五十九年在拉萨立了一块“御制平定西藏碑”。

　　对外则是与沙皇俄国的战争，1685年摧毁俄国人在雅克萨的工事。

　　在对噶尔丹的战争中，康熙有过三次御驾亲征。他在自己1696年第一次西征噶尔丹的一部“工作日志”中写道：在第一次噶尔丹战役中，我在拂晓前已是第五次起来观察，骑马行走，越过营地。这一天，他回来宿营的时间大概是晚上11点，于是只吃了点白天的剩饭。

　　国内还有一场平叛对康熙的统治思想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那就是爆发于1673年的“三藩之战”。三藩者吴三桂、尚可喜和耿仲明，这些把明的叛臣，在他们得到中国西部和南部的大片封地后，把那里建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这种拥兵自重的局面对于中央政府真是一大威胁。事实上，群臣中已经有人恐惧三藩的势力了。1673年皇帝本人在矛盾的心情下，下了决心请他们回辽东去，而群臣则劝告康熙，这意味着一场旷日持久的、破坏性极强的战争一触即发。

no.3　　宽仁君主
“清朝的君王，开始只是1个旗的旗主，到领导8个旗，入关后又统治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國家，皇权逐渐变得非常强大”。 杨珍说，因此康熙初年为了恢复由于战乱而破坏了的经济状况，实施了很多鼓励垦荒发展生产的宽仁政策。

　　康熙的宽容仁慈不仅体现在恢复生活的措施中，在严酷的战争和军事行动中，也有资料能反映出来。

　　清初反清武装首领杨起隆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在北京与黄吉、陈益等三十余人，密谋起兵，诈称朱三太子。几乎与此同时，下令撤藩，吴三桂闻讯叛清。当南方的三藩战争开始时，杨起隆也开始了他的北京叛乱。八旗军对杨的起兵严酷镇压，战火中不少黎民百姓逃往城外，有一部分群众还跟随了杨起隆。

　　此番平乱之后，康熙大赦了叛乱首领之外的所有人，他很清楚，清廷永远无法算清有多少人卷入此案，也不能清算到老百姓头上。康熙曾经接到密报，有100多个“匪贼”嫌疑人被杀头，于是他向兵部尚书下了一道令，要求各级军官们更多地运用安抚的手段来施政。他的理由是，那些落后地区的百姓们随了叛军，也是本能地珍惜生命，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反抗。如果清军将他们杀死，则有违帝王拯救黎民的意愿，而且还剥夺了人家改过自新的机会。康熙要求官兵，如果遇到猖狂的匪徒抵抗或其拒绝投降，这样情况下可以杀人，但是他们孩子和女人必须被收容安抚，不得滥杀无辜，也不要无故逮捕任何人。

　　令康熙比较得意的一个成功范例是，他曾经多次被群臣提醒，不能派水师提督施琅指挥对台湾的战争。施琅曾为明臣，如果给他军队和船只，他很有可能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康熙传施琅觐见，开诚布公地说：有人预料你一到台湾就叛变，但依我看只有你能攻克台湾，并且我敢担保你不会叛变。

　　后来的事实验证了康熙是对的，施琅迅速平台以证明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将领。他的两个儿子得到帝国优厚的待遇，他的整个家族都在效忠康熙的王朝。

no.4　抗灾政策的集大成者
　康熙听到他的劲敌噶尔丹被迫自杀的消息时，他正宿营在距离京城遥远的大西北。 1697年的孟夏，在那个西北地区凉爽的四月里，康熙当即写下，现在噶尔丹死了，他的同伙也归顺了，我的大业完成了。写下这句话后，康熙心情复杂，他如实地记录下自己的思绪：在这几年里，我三次亲征，栉风沐雨跨越沙漠，并日而食。在这荒凉的沙漠里人们以为这是在受着艰辛，但朕可不这样想。所有人都能避开这些事情，但朕避免不了这些，不断地行军作战和勤政已使我取得了伟大的成效——如果不是噶尔丹的话，我永远体会不到这些。

　　这是一位终生都在考验之下的帝王，即使没有战争，还会有频繁的大灾袭来。无论是京师大地震还是水灾，拯救饥荒、恢复生产都是当务之急。

　　赫治清说，由于康熙年间灾害过于频繁，所以“荒政”几乎成为一项基本国策，这是一项关于如何救灾的政策法令。在“清承明治”地实施了一系列救灾措施的基础上，康熙政府又制订出新的抗灾救济制度，并成为中国历代抗灾赈济措施的集大成之作。

　　为了全面掌握各地的灾情，康熙把明朝每年农历五月报灾，改为夏季报灾不出六月、秋季报灾不出九月，因为康熙执政时疆域向北扩大了很多，所以他也照顾到北方地区夏粮收割较晚这一实际情况。得到报告以后，中央政府要派人下去勘灾，然后是蠲免，就是减免税收。对于灾害地区用國家粮库调拨粮食，平粜、遏粜，防止灾后粮食涨价的发生。

　　对于塌了房子的给予维修费，失去亲人的发放抚恤金，京师大地震那年的发放政策是，满人4两银子，汉人2两银子。施粥、施药几个月甚至大半年，但这总不是长远之计。对于灾民的长久安置康熙采取移民的办法，四川就是一个灾民移入的大省。有了安身之地后，政府开始出台钱粮和种籽借贷政策，确保灾民在来年能有收成。

　　自然灾害频发，使中央政府又定出在国有粮库的救济之外号召捐赈的制度，由官员组织商人和乡绅共同捐赈，直隶巡抚于成龙就是赈济施政中涌现出来的一位廉吏。

　　康熙执政的年代也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抵御各种天灾人祸的几十年，但是他和他的国民没有被打垮。赫治清这样评价灾难中成长起来的康熙时代，中央政府在救灾中创建了廉政工程并努力树立廉洁政府的形象，康熙很重视官员的“考成”制度，而他本人也在满汉及各民族人民的眼里有了一个极好的“考成”，这对于清初满汉社会矛盾的和解以及社会和谐起到关键作用。

　　通过不断地抗灾、亲征平乱和带头治理黄河，康熙在精神上获得一笔巨大的财富：各民族的凝聚力、國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康熙所奠定的基业，为雍正和乾隆的盛世起到了启后的作用，也为乾隆二十四年最终完成國家统一大业准备了物质和精神的财富。

no.5　曹寅李煦的密奏折
曹雪芹的祖父曾是康熙的密奏使，他的密奏中有区域性的天气、粮食价格以及盗匪等问题，这种密奏方式也是康熙管理农业國家辽阔疆域的手段之一。

　　江宁织造曹寅熟练地将一方写过字的纸折成复杂的六角形，上面的“报告”是除了皇上康熙以外任何人也不允许看的。 这张纸在康熙的手中打开后，是一张10厘米宽、20厘米高的密奏。这种纸从江宁到北京，骑马传递大约要20天左右。这项在曹寅和康熙皇帝之间的秘密传送，一直进行了20年。因此，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史景迁称曹寅为“康熙的密探”。

no.6　康熙的密探们
曹寅将他折成六角形的密报，放在一个用封条封好了的小信封里，封条的上面写“固”，下面写“封”，信封上写着“奏折”。他又拿出一只大信封，套住这只小信封，在外面用一根白纸条扎住，他在纸条下写上自己的全部衔阶和名字，然后小心翼翼地用白纸包好，同样在白纸的包装口下方写上自己的全部衔阶和名字，最后用来封箴的几个字是“臣寅”“叩首谨封”。

　　这封信康熙皇帝看完后，也许会加御批，也许只写三个字“知道了”。但最后都会被一个朱红的“封”字封过以后，重新传到曹寅的手中。

　　在康熙王朝的晚期，康熙帝非常重视他赋予曹寅及其大舅子苏州织造李煦等人这项特殊的政治任务，允许他们“专折密奏”江南地区的官风民情，并“亲手写奏帖来”，这种千里眼加耳报神的职责的确超出了江宁织造的权限范围，对于曹家，可说是一项特殊待遇。

　　在曹寅、李煦给康熙的密奏中，天气问题如雨水、冰灾，粮食问题如收成、米价，社情民意如疫病、民情、官吏贪廉，都是康熙所关心的。在没有各种地方性媒体的时代，这些秘密渠道传输的情报，也算是一种内参了，通过这些内参，康熙皇帝可以对各地实情“明察秋毫”。

　　在古代，天气、天象信息事关國家前途，所以这些情况被认为不应该由更多的人所掌握。尤其是在自然灾害频度过高的康熙年间，皇帝一定要对各种自然现象了然于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其对策研究》课题第一主持人赫治清告诉《新世纪周刊》，康熙年间旱灾尤为突出，在历史的长河中百年不遇的旱情就出现过12次；康熙四年、三十五年的风暴潮灾，风助浪势，冲入沿海一带就是数百里，这样巨大的风暴潮不仅淹了江浙沿海地区，把今天的上海和苏州也淹了。

　　赫治清说，在曹寅密报给康熙的奏折里，就雨雪分寸的测量、雨水入土几分、冰雪凝结几寸都有清楚的记载，这对于位居北国的帝王了解长江流域和沿海农耕情况至关重要。

no.7　康熙重视天气状况
　康熙在位的61年间，水灾与旱灾持续侵犯，旱灾和蝗灾又总是相伴而生，所以康熙非常重视各地传来的有关天气正常和异常的报告。

　　在康熙初年，他已经接触到一些西方来的传教士。赫治清介绍说，康熙是一位善于学习的君王，他从这些传教士那里学到一些观天气的常识，并懂得了记录天气形势的重要性，于是在全国各地都安排亲信的人帮他观察与记录，那时尽管还不会做出天气预报，但是记录天气成为康熙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他希望能从已记载的文献中找出气候的规律来。

　　康熙三十二年夏季，淮徐及至江南地区大旱，到了阴历六月中才降雨，李煦奏报收成和米价后，康熙御批道：“五月间听闻得淮徐以南时候，夏泽愆期，民心慌慌，两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寝食不安，但有南来者，必问详细，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因为天气总是和粮食收成及米的价格紧密相关，五月间听说江南一直旱到了阴历六月才下雨，所以康熙凡见到南方来人都要询问详情，他还命李煦到了秋季收成统计出来以后，再报上粮米情况。

　　不仅要求各地报上天气形势，康熙本人也对天气有所研究。他从清代逐日按时辰的降水记录记载成册的《晴明风雨录》中摘抄下有规律的现象来，并认为通过其中的规律可以做出天气预报。

　　《晴明风雨录》现存的只有雍正二年（1724年）以后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间的天气现象。当时康熙能够看到的规律大致总结为阴历每月初八、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这些日子下雨；在初九到十五这几天能看到月光。如果出现了云挡月，当时就认为将有一场持续几天的暴风雨。康熙不仅摸索旱涝规律，他还观察过风向，康熙曾记录过中国北方在所有季节中西南风是很罕见的；被人们称为客风的西北风出现时，将会在三四天变风向；而一旦刮起东北风和东南风，就是要下风的象征。为了能够准确地判断风向，康熙在他的住所还树起一竿小旗子。非但醉心于观察和学习，康熙还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路记录下来，与来自各地的天气密报做比较。这也应该算是农业大国国君一种特殊的勤政方式了。

no.8　科学种田赐“御稻”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一国之君，康熙对于吃粮问题称得上是处心积虑。 来自鱼米之乡苏州的密件里，有很一大部分是关于科学种植稻米的。这种优良稻种是康熙命人在丰泽园的多块稻田中培育出来的。然后再命人拿到全国各地去试种。

　　其中一种新品种名叫“御苑胭脂米”，是一种绯红的香米，有人考证出《红楼梦》中庄头乌进孝给贾府送的，就是这种“御米”。康熙五十八年时，李煦写给康熙的密报中就有某官绅种了多少亩、亩产几石几斗；某商人种了几亩，亩产几石几斗。其实这些人的实验任务也不过是两三亩，只有李煦自己家种的最多，他甘愿冒这种试验性的风险，种了100亩。李煦向康熙报告了自己家那块水稻实验田的收获情况：奴才种了您的御稻一百亩，六月十五日收割，每亩约得稻子四石二斗三升，谨砻新米一斗进呈。而所种原田，赶紧收拾，六月二十三日以前，又插完第二次秧苗。至于苏州乡绅所种御稻，亦都开始收割了。他们的详细账目，我给您另写一个奏折，请您御览。

　　康熙在京城搞试验田，也是四处取长补短，有次下江南看到老百姓存有猪毛、鸡毛等不值钱却又污秽的东西，便着人询问，听说当地人用这些东西做农家肥后，他便也做起了试验，结果收效显著。

　　尽管康熙吩咐亲信定期或逢到值得注意的事情向他密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这种密报的性质在他的心里一直存在着一个职业伦理的困惑。 即使是为了天气农业这样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康熙自己也走不出心理阴影。

　　李煦在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的密件中向康熙如实交待了自己在去年差人送奏折时，所差之人曾经弄丢了密信的问题，他感到自己实在是罪该万死并求万岁惩处自己。康熙得知此情后，说你奏的那些都是密报，这是与地方官不同的地方，将你的家人一并宽免好了，这种事让外人知道了，也不好听。

　　由此可见，康熙本人也认为自己派了人在各地暗访密报是与他头上那块“正大光明”的匾额不太相符的事，让别人知道了是不名誉的。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所有密件均由他本人阅读回复。这种心态与他的儿子雍正公然建立自己的特务组织和强化密折制度截然相反，也可以看做是政治清明与独裁的一项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