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安徽文化—徽派戏曲明清徽州戏曲文化
 徽州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已经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明清两代徽州的戏曲文化，也是值得我注意并加以研究的。
　　一、活跃的戏曲演出
　　至迟在晚明，徽州人喜欢唱戏和看戏已经形成了风俗。其戏曲演出活动大致有两种情形：
　　一是徽州商人蓄养的“徽班”的演出。当时就出现了很著名的“徽班”，如“吴徽州班”。冯梦桢《快雪堂日记》记载，他于万历三十年二月五日，“赴吴文倩席，邀文仲作主，文江陪，吴徽州班演《义侠记》，旦张三者新自粤中回，绝伎也”。这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徽班”。徽州人乡土观念很浓厚，徽商大部分时间侨寓在外，也常常返回徽州，同时把戏班带到徽州，这样就促进了当地的戏曲演出活动。
　　二是民间的戏曲演出活动。这一类的演出往往和祭祀、迎神赛会等活动联系在一起。据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九《舞媚娘传》：“万历庚子立春，郡邑长令皆浙人，先期申戒，以迎春于东郊。百工咸悦，不令而穷极奇巧。为平台三十六座，马戏四十八骑，皆选倡优韶秀者充之”。在这次规模空前的迎春赛会上，苏州、浙江的著名戏曲演员都前来参加了演出。明清两代，徽州的民间演出非常活跃，不仅府治、县城有演出，农村的演出也十分活跃。绩溪县“上元日各处土坛神庙张灯演剧，或扮童戏，持丈马，舞青衣，游烛龙，遍巡衢巷，名之曰闹元宵”；“（二月）十五日，登原十二社挨年轮祀越国公，张灯演剧，陈设毕备，罗四方珍馐，聚集祭筵，谓之赛花朝”。休宁县的孚潭“二月选期演戏。古例昆腔三台，弋阳腔四台。今则随首家之丰俭以为增减，亦有迟至三月而后演者，但毋过清明，过者则有罚”。歙县的丰南三月九日有“太阳会”，直到端阳节晚上才结束；五月十三日关帝圣诞也“致祭演戏”；六月初旬则在“仲升公祠前演戏酬神”，且此俗“传之已久”。
　　二、兴盛的戏曲创作
　　在明清两代，涌现了一批徽州籍的戏曲作家，创作了一大批戏曲作品。
　　明代徽州籍的剧作家共11位，除了汪道昆、汪廷讷、郑之珍为学界所熟悉外，还有以下剧作家：
　　毕尚忠，歙县人，作有戏文《七国志》、《红笺记》；
　　汪宗姬，歙县人，汪道昆族侄，作有传奇《丹管记》、《续缘记》；
　　吴大震，歙县人，作有传奇《练囊记》，《龙剑记》；
　　吴德修，歙县人，作有传奇《偷桃记》；
　　程丽先，歙县人，作有传奇《笑笑缘》、《双麟瑞》；
　　汪芗，歙县人，作有传奇《金杯记》、《纳翠记》，均佚；
　　程士廉，休宁人，作杂剧４种，分别为《幸上苑帝妃春游》、《泛西湖秦苏赏夏》、《醉学士韩陶月宴》、《忆故人戴王访雪》；
　　吴兆，休宁鉴潭人，《列朝诗集小传》说他“万历中游金陵，留连曲中，与新城郑应尼作《白练裙》杂剧”。
　　清代徽州籍的剧作家有15位：
　　程南陂，徽州人，作有杂剧《拂水剧》；
　　江周，新安人，作有传奇《赤城缘》；
　　方成培，歙县横山人，作有传奇《雷锋塔》、《双泉记》；
　　周皑，歙县岩镇人，作有传奇《黄鹤楼》、《滕王阁》；
　　汪宗沂，歙县西溪人，光绪庚辰（1880）进士，作有传奇《后提萦南曲》；
　　郑由熙，歙县丰口人，作有传奇《木犀香》、《雁鸣霜》、《雾中人》，总称《暗香楼乐府》；
　　吴承煊，歙县人，作有传奇《花兰侠》、《绿绮琴》、《慧镜智珠录》；

　　饶璟，歙县北关人，作有《凤凰媒传奇》；
　　曹应钟，歙县雄村人，作有《救赵记传奇》、《指南车传奇》；
　　何佩珠，歙县人，据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是目前所知道的唯一的一位徽州籍女戏曲作家，作有杂剧《梨花梦》；
　　黄兆森，休宁人，康熙辛丑（1721 ）进士，作有杂剧《饮中仙》、《梦扬州》、《蓝桥驿》、《郁轮袍》4种；另有传奇《忠孝福》一种；
　　汪楫，休宁西门人，官至福建布政使，作有传奇《补天石》；
　　戴思望，休宁人，作有《三侠剑》、《岳阳楼》；
　　吴震生，休宁人，作传奇《人难赛》、《三多全》、《天降福》、《生平足》、《世外欢》、《成双谱》、《秦州乐》、《换身荣》、《万年希》、《闹华州》、《乐安春》、《临濠喜》、《地行仙》13种；
　　朱文玉，婺源罗田人，作《梦蝴蝶传奇》。
　　三、处处延伸的戏曲文化
　　伴随着戏曲演出和创作的活跃，明清两代徽州的戏曲文化得到了多方面的延伸。
　　（一）戏曲刊刻
　　万历年间的胡应麟曾经描述道：“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徽州的刻书，大致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本地书坊的刻书；二是徽州刻工受雇于其他地方书坊的刻书。大量刊刻戏曲剧本的书坊有尊生馆、玩虎轩、环翠堂等。徽州的刻工对明清刻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徽州的程、汪两个大姓都出了不少的刻工，尤其是虬川黄氏出的刻工更多，刻印的戏曲、小说也更多。
　　（二）戏台和剧场
　　由于戏曲艺术深受徽州人的喜爱，因此，明清两代徽州建立了不少的戏台和剧场。
　　徽州的古戏台与徽州的建筑、徽商、宗族文化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徽州的剧场似乎不带有多少经营性质，这其中折射出了徽州文化中的一些深层内容。
　　（三）目连遗响
　　目连戏是徽州地区长期演出的戏曲剧目，在明代中叶以后，随着郑之珍写定《目连救母劝善记》，就已经有了演出水平很高的目连戏戏班。另外，由于目连戏的长期演出，它又反映出徽州的民风民俗。今天的剧种史研究已经将“皖南目连戏”列为一个课题。1989年11月，中国艺术研究院录像中心还将韶坑村老艺人演出的目连戏作了录像。
　　（四）“三雕”戏像
　　徽州的雕刻以木雕、石雕、砖雕（通称“三雕”）而闻名。“三雕”的图案内容有山水，有花卉，有人物，也有大量的戏曲小说故事。如《中国戏曲志·安徽卷》卷首就选载了《献图》、《射戟》、《挑袍》、《九锡宫》四幅砖雕图案和一幅《全家福》的彩绘木雕图案。这些雕刻立体感强，人物须眉可见，栩栩如生，堪称珍贵的戏曲雕刻。
　　（五）楹联铺写
　　徽州明清民居里有不少楹联内容从戏曲中来。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藏的一本徽州楹联抄本中，有这样一副对联：“从来不过几个人真中假假中真愈真愈假檀板轻敲出百千人面孔凭君去取，上下只此一丈地歌而舞舞而歌载歌载舞花毯细铺出亿万里山河任我参观”。这个抄本还有专门的戏曲楹联，有“苏秦联”23副，“伯喈联”57副，“蒙正联”37副，另有“刘智远联”、“班超联”、“韩信联”、“孤儿联”、“荆钗联”等。这样集中地将戏曲故事撰成对联的还不多见，实在是戏曲艺术在徽州文化中的延伸物。

no.2　安徽文化—真假徽茶的古老风俗：给客人倒茶不倒满

徽茶，就广义而言指整个安徽省的茶叶，狭义而言则指清代徽州府所产茶叶。詹罗九教授认为，明末清初中国的茶中心正是在安徽。直到今天，在安徽尤的很多地方，仍然保留着古老的茶俗。　

1.茶是茶农茶商们的生计大宗，历来很受重视，若遇偷茶或不公平买卖则要处罚。处罚的规则通常被刻成碑竖在村口或祠堂等显要之处，以作公开告诫，昭示于众。　

答：真。徽商能够脱颖而出，讲究诚信正是其中一条。据说当年在广州贩茶的徽商，如果茶叶放置时间长了，就会主动挂出“陈茶”的招牌告知顾客。　

2.徽州是礼仪之邦，接人待物按照朱熹的《家礼》办事，客来敬茶是必不可少的礼节。给客人倒茶一般要斟满，否则有对客人不敬之嫌。　

答：假。给客人倒茶千万不能斟满，因为斟满有“自满骄傲”的意思，这才是对客人的不敬。而客人接茶也用双手，并要欠身起坐，以示还礼。一般在徽州，冬天用泡茶敬客，夏天则用壶茶敬客。敬茶时要用双手，以表示尊重，有的主人嘴里还说句“喝杯清茶”，表示谦逊。　

3.在皖南，茶已经超越饮用功能，赋予食化作用。例如黟县人称稀饭为“饭茶”，祁门人请客习惯说是“请吃茶”。　

答：真。不仅如此，安徽还有许多以茶入馔的名菜佳肴，例如毛峰鲥鱼、毛峰虾仁、祁红鸡丁、香茶鸡排、顶谷鱼片、雀舌炸鸡、茗都蛟龙、翠玉桃花鳜、银针珠圆等等。　

4.屯溪地区开年首次插秧，一早要去秧田带泥拔出一把秧苗，置入茶盘，先拿回家中供拜，然后喝茶，吃罢茶点茶蛋再下田。　

答：真。这就是当地著名的“开秧门”风俗。　

5.与生活茶礼相映成趣的是人生茶礼。绩溪人生孩子，有外婆端喜报信的习俗，“女茶男酒”———端出茶壶则为女，端出酒壶则为男。　

答：恰恰相反，端出茶壶表示生了个男孩，端出酒壶表示生了个女孩，由此可见当地茶文化的独特地位……此外黟县人生孩子，家人则煮上一大锅茶叶蛋，专用于给前来道喜的人吃，有的富庶之家还到村中挨家挨户送茶蛋。婴儿出生三天要洗澡，通常也要用茶水洗。孩子满月要喝满月茶，周岁要喝周岁茶。读书了要喝启蒙茶，当学徒了则要喝拜师茶。

no.3　古徽州的人生礼仪：妇女生产也有清规戒律
徽州婚嫁 旧时徽州婚嫁严格遵循父母之命,媒说之言,深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其诸多繁俗节,不少带有迷信色彩和买卖婚姻因素

     说媒 旧社会的古礼,男满18岁为"弱冠",女方15岁"及笄

     定聘 俗称"下定"、“定亲”。选定吉日，男方备下“鸳鸯礼书”去“下定书”，送“头节礼”，女方下“批书”

     请期 请期日子。一般是农历四月送日子，腊月或正月举办婚礼。

     搬行嫁 在迎娶的前一天或当天，男方须派人前往女宅搬嫁妆，称“搬行嫁”

     开面 亦称“拉面”，在迎亲的当天，姑妈或舅妈给新娘开面，即用两跟丝线把新娘额头的汗毛绞去。

     迎亲 成亲之日，迎娶新娘要用花轿，少数沿河地区用船迎亲。

     拜堂 歙县、黄山区等地的习俗，是花轿至男宅落地，新郎亲迎至厅堂，即行拜堂礼。

     闹洞房 俗称“吵新人”，目的在“吵”，寓有“吵发”之意。

     回门 新婚第三日，新娘回娘家探望，称“回门”，新郎伴送新娘回门的，称“双回门”。

     生育 旧时徽州妇女生育，有许多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和风俗习惯。

     催生 产妇临盆前，娘家要备好新生婴儿软帽和尚衣、包裙、口涎围、小鞋袜等，于月初一或十五送至婿家俗称“催生’

     报喜 孕妇临产接生时，须叱退杂人，同时打开所有的房门、橱箱的锁、寓意“松关”

     三朝 小孩出生第三天，请公婆或产婆用艾叶给小孩洗澡，称‘洗三朝”，古称“汤饼之喜”

     取名 孩子一般于“三朝”取名，也有不拘时日。

     满月 婴儿满月，要剃胎发。剃毕，取熟鸡蛋去壳，在婴儿头顶滚动数下，据说是为了解除胎气。

     移窝 婴儿第一次走亲戚必须到外婆家，俗称“移窝”

     抓周 孩子满周岁，要做“生日”，行“抓周”礼。

     寿诞 即为生日举行庆祝仪式，俗称‘做寿”，一般十年一次的大生日。

     寿礼 庆寿之家，先期为寿翁制米粉或面粉“寿桃”，分送亲族友好，同时告知为家中某老人几十寿庆之戏院喜。

     寿庆仪式 庆寿之家发出请柬。同时布置寿堂，堂前正中挂金色“寿”字，或挂“百寿图”，两边挂贺联。

     寿宴 先招待鸡蛋、茶点、长寿面。有不少地方，请全村、全族吃寿面。未到的还送上门。

     徽州丧葬 俗语云：“生要生在苏州，死要死在徽州。”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徽州，旧的丧葬之事，确是不同一般。 送终 老人病危，家人站立床前，听候交代后事。

     报丧 完成送终前后的种种程序后，便向亲友报告死讯，名曰“报讣”，又称“报丧”，休宁县则称“关素”。

     入殓 将死者裹棉穿戴齐整入棺。谓之“入殓”。

     请七 丧亡之日起，每7日为一七，七七共49天。

     出殡 由于选择坟地或其他原因，停柩坐丧，最短3天，最长经年，一般是49天

     安葬 出殡前，先请风水先生选定坟地穴位，破土挖坑，坑内倾石灰，灵柩到达，坑内再烧一些豆萁麻秸，并留火种。

no.4　徽州的温柔美人靠 如花女子的深闺春梦
在徽州大山里旅行，你总能发现许多美人靠，在老房子雕梁画柱的楼廊里、在青山秀水的古村旁，那些落满了黄叶的美人靠无声地停泊在暮色里，停泊在山影中，有一种历经岁月的静美与苍凉。

      一开始我不知道什么是美人靠，只是我天性喜爱旅游，对皖南那些叫黄山、九华山、齐云山的秀丽山川情有独钟。我在上庄胡适故居那个深宅大院里第一次听导游说那是美人靠，心头有一种温柔的悸动：那是一张雕花木床，很大很宽，上面刻满了吉祥图案，童年胡适在上面摸爬戏闹过吧。床头那个画满石榴与胖娃的靠背就叫美人靠，那是美人靠着休息的地方。后来我才发现，在皖南那些古老的村落，到处都有美人靠，在西递村，那些深宅大院里无一例外地都有美人靠，美人靠并不一定就安在床头，它也可以放在村口桥头。比如我们在一个叫唐模的村落里，就发现村口古桥头就有一长排美人靠，一面背靠着映山红盛开的青山，一面临着清澈见底的溪流，它的油漆早已剥落了，木质的条纹像老人青筋暴露的手，有一种历经风雨饱经沧桑的意味在里面。我隔着山溪久久眺望那一排空空的美人靠，一定有许多如花似玉的美人靠过吧，如今她们风吹花落随水流逝，只是古桥无言青山无言，年年夏天溪水依旧暴涨，春天山岭依旧花开万千……

      徽州自古就是重商重教之地，男人们赴燕赵下潇湘去经商求功名，山高水长风花雪月，只留下女人守着一座座雕梁画栋的空宅，种地、喂猪、孝敬公婆、养育孩子。在漫漫长夜，在萧瑟秋天，女人们靠在床头、靠在村口，眺望乱云飞渡、大雁南归，最终，她们把自己靠成一座牌坊。在徽州，美人靠上靠过的，更多的不是美人而是贞烈女子。在经过无数运动之后，你现在来皖南看看，在唐模、在棠越、在徽州，漆黑的青石牌坊依然随处可见，每一个牌坊后面，都有一颗伤痕累累的心。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歙县县城，有一座寡妇桥，当地民间传说只能修单数孔桥，否则就有欺君之罪。而一位坐在美人靠上的寡妇就要投资造一座双数孔桥，桥造好了，二八一十六孔。寡妇做了一件好事却招来杀身之祸，被剥皮处死，因此这座桥又叫剥皮桥。有人说她是含冤而死，我想她一定是含笑而去吧。守着一座老宅和家产，没人疼没人爱，眼看着自己一天天老去，真是生不如死。不如做件好事，表个心愿，去赴那个生死之约，要那黑漆漆的牌坊稳稳当当的美人靠有何用？不如造个十六孔的石桥方便百姓，这是最好的牌坊。

      与其在美人靠上靠一生，不如在寡妇桥头笑上一晚。

no.5　徽州人的“胎记”：怪异方言令外人懵懂
徽州方言，是徽州人云游四海的一块抹不掉、洗不净的“胎记”，也是体现徽州人精神性格的商品标识。多少年来，人们对这种陌生的语言成因及特点，进行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以求寻找到准确的答案，捕捉到演变规律，并从中发现徽州人口迁移，给社会结构带来的冲击和变化。但这种至今仍充满活力的方言，总是让人难以捉摸，让人难以亲近。到过徽州的人，首先会被这“怪异”的方言古语所懵懂。这个似曾相识，又觉陌生的语言世界，撩给人们一个个不解之谜，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惊奇诧异。

      语言是人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人类走向社会的工具。它是逻辑思维形成和情感表达、信息交流、社会交际必不可少的工具。徽州方言，又名“徽州话”或“徽语”，与闽、粤、苏、浙四大方言并列。这与中原地带人类种群迁徙的联系十分密切，形成了以皖南为中心，包括浙之衢州，赣之饶州部分区域。徽州方言，跟闽、粤、苏、浙诸方言一样，都萌芽于中原古语。但由于历史的环境差异，它与其它方言间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来愈大，且更多地保留了远古的口头语辞和形象表达习惯。这种方言，至今仍是“徽州一府六县”的主要地方方言。徽州方言实际上是指歙县话、绩溪话、休宁话、黟县话、祁门话、婺源话，至于解放后曾划归徽州地区的旌德县、太平县、石台县，其语多属下江官话，一般不列入徽州方言。由于历史上歙县长期为州治、郡治，统辖休宁、绩溪等地，所谓徽州方言当以歙县话为代表。可是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及外地人纷纷迁入屯溪，于是屯溪人口激增，曾有“小上海”之称。解放后屯溪又长期为地区所在地，是徽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屯溪话就成了当代徽州方言的代表。因此，徵州方言可分为屯溪话、歙县话、绩溪话、黟县话、祁门话、休宁话、婺源话等七个次方言区。而在每一个次方言区内，又存在着“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的情况。如绩溪话，以徽岭为界，又分为岭南话与岭北话两大子区域。子区域中，又分若干土话圈。如岭北有坦头话、大源话、临溪话、上庄话。土话圈中又有核心区、缓冲区、扩散区。尤其是徽州边沿地界，方言交*重迭，错综复杂。方言的形成，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徽州方言，是以徽州人和徽州区域为主要对象的。这些当初生活在中原地带的家族举家南迁，最为明显的信号是引起了语言的种属分化。徽州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的人口迁徙，先后有七十八个大姓落户定居，并在此繁衍生息。当外来种姓反客为主，成为当地最大种姓时，外来语言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古老土著人的语言，退而求次。因此，徽州方言语种的主要来源，正是基于战争引起的人口集中迁徙。战争这种人为外力冲击，打乱了当地山越人语言的平静和纯洁。生活社区重组，促进了人群的流散和语言交流的速度，导致了新的语言社区整合。另一方面，徽州东有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隘，是典型的封闭山区。隔山不便交流，隔河难以来往。相对独立且偏僻的地理单元，半封闭的山居方式，阻止了居民与边缘地界外来语言的同化，阻碍了语言自身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徽州方言特点的形成和定型。一些古语古词并及其原始表达方式没有被淘汰，语言环境的相对闭塞起了十分紧要的作用。徽州方言的顽固性，基于徽州人聚族而居的习性。这种群居习俗，不仅在政治上形成了强大的宗法自治体系，而且在语言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正是这样的语言环境，造就了徽州语言的个性，使得中原地带古语音古语言和土著山越语言的保存，成为客观可能。区域语言自身的特点，使得这种方言很难溶入其它语系并发展。文化的同源性，语言的同一性，又使得区域语言自身产生了一定的膨胀作用。

      宏观的考察，只是表明了方言发展的态势。府内各县方言间的融合、变化、扩散，仍在不断地进行。这种语言扩散，由徽州人的种姓繁衍拓展相一致。沿着程、汪、朱、方、胡等徽州大姓始祖迁徙的足迹，不难发现其语言变化的动态轨迹。我们很难说清，歙休两县方言对屯溪话的影响，也很难说准，婺源话与祁门之间的异同，绩溪与婺源间语言是何等接近，无法相信六县语言不能相通，更无法解释土话圈构成中各种“杂音”的来历。徽州方言，具有语调生硬，语节明快和语词形象丰富的特点。这种“江淮官话”，有着自己的语音发音体系。其与北京话为主的普通话音区相距甚远。语音系统最明显的，是声母中塞音、塞擦音多数地方，以读送气清音为主；韵母中咸、山一二等鼻音韵尾，大多消失或转化为鼻化音；声调中，古全浊上声一般不归阴去；不少地方还有“n”化韵，而最大的特色是在语言词汇上。徽州方言保存着大量的古汉语词汇。一些本已消失的语汇，却仍旧在徽州人的日常用语中 被广泛使用。这种现象，既表明了徽州方言，与汉语普通话间的同源性，也表明其发展中的独立性。如台（盘）排，即桌子。台盘是桌子的别称。而把抽屉叫做“装台”。徽州旧俗，无论生前死后一律称妇女为“孺人”，婚后称为“老妪”，称新娘子为“新妇”或“新人（银）”而不叫“媳妇”，称童养媳为“细新妇”。徽州方言自身发展中，创造了许多“形象语词”。如“担柱（帮助歇力的拐杖）”、“拾麻（抓石子）”“衫脱（衣服）”、“天雷（雷）”、“猪傻（神经病）、“帮衬（帮忙）”、“门背后”、“脑盖壳（头顶）”，反映了徽州人形象思维的特点。有的源于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如“茴香豆腐干”，此系指半途辍业回家的学徒工。“茴香”取“回乡”的谐音。有的源于古代话本和戏曲。如“梁山上下来的”，指性格豪爽或粗野之人。“陈世美”，指抛弃贫浅之妻的人。“保正婆”，称好管闲事的人。“和扬婆”，为两面讨好搬弄是非的人。有的源于民间传说。如“烂肚宝”，指机智恢谐但坏点子多的人。“塌皮秀才”，是指穷困潦倒的文化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徽州文化发达，为方言语汇的丰富带来了机遇。还有一些是源于日常生活。如骚鸡公、辣椒蒂、香油瓶、省油灯草、无头苍蝇等。语词创造又是徽方言的一大特色。如“头”、“佬”、“子”、“家”等，缀于词后，表达一种特定的含义。“老子”、“*子”、“哑子”、“儿子”；“日本佬”、“和事佬”、“屯溪佬”、“闷呆佬”；“老人家”、“小官家（小伙子）”“女家”、“细人家（小孩子）”；“屁股头”、“后门头”、“灶下头”、“上屋头”。此外，还有“煞”、“添”、“鬼”、“里”等均有类似的作用。对一些动作性动词，也可以通过重叠加强效果。如“拍拍满”、“压压扁”、“剁剁吃”、“消消气”、“走走看”、“歇歇力”等。一些形容词也可以后缀，以增添语气或程度。如“酸溜溜”、“硬搅搅”、“火冒冒”、“绿影影”、“毛丛丛”、“白月月”等。

      徽州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挖掘出许许多多远古文明的信息，更会给深层次地探索徽文化以全新的启迪。日常口语交流，是生产徽州土语、俚语、谚语的工厂，也是徽州方言词汇创造的源泉。只要打开徽州的村志族志，都有民间谚语的记载，都能见到诸如九、歙、坎、党、恽一些怪僻的生字。这是一个语言魔盒。现代汉语词典上没有或日常很少见到的字、词、词组，徽州人的方言中则是常见。如彳亍、跌苦（丢脸）、说鳖（聊天）、野（玩）、尔仂（你）、渠（他） 等。只要说得明白，听得形象，多人接受，便可在一定区域流传开来。一些古语的无意保留，一些“死词”的偶然复活，物事的“假借”，说书人的比仿，常常是语言含义延伸，方言自我发展的基本环境。徽州良好的文化氛围，增添了方言的活力。事实上，语言的发展是相互而不是单边的，尤其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环境下，语言变化是必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徽州方言区域的界限，既是一种生活圈的界限，也是一种文化圈的界限，更是一种经济圈的界限。随着方言固有阵地的开放，方言群落的人为萎缩，方言自身也在发生着无法预料 的变化。这是由方言文化的缺陷性所造成的。同为中原古语，为何唯独徽州方言发音体系得以保存？同为中原古语，为何这种语调节奏生硬如铁？同为中原古语，为何这种方言口语与书面造词如此脱节？这种方言播散途径，这种方言造词规律，这种方言演变过程，确实扑溯离奇迷雾重重。但在语言进化历史的进程中，徽州方言谁也不能忽视它、少看它。我们可以慢慢地欣赏它，展示它，慢慢地剖解它，最终得到谜底。

no.6　安徽文化—新安医学：影响至今的“家族链”
唐代以后，徽州文化开始昌盛，研究医学的也逐渐出现。到明、清时代，名医辈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大好形势。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自宋代至清末，共有名医466人，其中197人装写了355部医学著作，为发展祖国医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安医学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

      一、兴起时期。唐代，吴人杨玄操任歙县蔚，对《难经》进行注释工作，是三国事吴太医令吕广注解《难经》的继起者。又歙西七里头圣僧庵慧明，精研医学，时称“圣僧”。从宋神宗原丰年年间至宋末（1080---1276年），新安有名医14人，有2人写了3部医学著作。歙县张扩（1054---1102年？），从学于湖北蕲水庞安时，随后又到四川向王朴学习脉诀，于是医名大振。他享年四十九岁，从事医学活动约在1080—1102年间。张扩之学传弟张挥，又传子张师孟。张挥再传于子张彦仁，继传于孙张杲，仰承俯授达110多年，成为新安第一代名医世家。张杲以儒医著称于世，究心医学五十余年，于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写出了新安第一部医学著作——《医说》10卷。此书博采宋以前古代医书案而成，记叙了从三皇到唐代名医110多人的临床治验，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史传记。明`天启三年（1623年）再版时，田启亮誉之为“医林之珍海”。此后，婺源名医程怒倩（著《医方图说》），歙县御赐“医博“黄孝通，休宁吴源，婺源江，程约、马荀仲等相继涌现，为新安医学的兴起揭开了序幕。

      到了元代（1277~1367），共有名医12人，有4人写了6部医学著作。歙县翰林鲍同仁撰《通元旨要》、《二赋注》、《经验针法》、吴以凝撰《去病简要》27卷，婺源太医王国瑞撰《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一卷（现均为四库珍本）。此外，休宁太医提举程深甫，郡医学提领范天锡，医学教授马萧、张良卿和祁门名医徐存诚等，均相继驰名于时。

      明初至正德末年（1368~1521年），共有名医21人，其中有9人写了11部医学著作。歙县程宏宾有《伤寒翼》，汪源有《保婴全书》、许宁有《医学伦理》等。休宁程充辑成《丹溪心法》五卷，使丹溪学说在新安发生了很大影响。歙县程颉阶撰有《松崖医径》、《医论集粹》、《脉法指明》，其兄程阶撰有《太素脉决》、《经验方》，太医陆彦功于弘治十年（1497）撰写《伤寒便览》十一卷，新安刘锡于正德五年（1510年）撰写《活幼便览》，休宁吴显忠则撰有《医学权衡》。在这一百五十多年中，新安医学较宋、元时期，有稍有发展。

      二、全盛时期。明嘉靖至清末（1522~1911），新安医学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这时候医学名家大量涌现,纷纷著书立说。从嘉靖至清末（1522~1911年），即有名医137人，有45人撰写了96部医学著作。祁门汪机以毕生精力研究医学，写出了《石山医案》、《续素问钞》、《医学原理》、《外科理例》、《针灸问对》等著作13部76卷、歙县江颧编成了我国第一部《民医类案》12卷，吴昆之老师徐午亭撰写了《诸症析疑》、《余午亭医案》。此外还有：休宁方广的《丹溪心法附余》二十四卷（1536），祁门汪宦的《医学质疑》，陈家谟的《本草蒙筌》，徐春圃的《古今医统大全》100卷（1566），休宁孙一奎的《医旨绪余》、《赤水玄珠》、《孙文垣医案》，歙县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8卷（1589），吴琨的《素问吴注》24卷（1594）和《脉语》、《医篡》、《医方考》，以及婺源江时途的《医学原理》30卷、《丹溪发明》5卷等。大量的医学著作问世，使新安医学为之一振。

      从清代来看（1644~1911年），新安医家进一步开展了学术争鸣。在这268年中，涌现出名医281人，有136人撰写了239部医学著作。著名的医家有程敬通、程应乐旌、郑重光、程云来、汪昂、程国彭、郑海涧、程杏轩、汪钹、许豫和等人。许多医学著作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其内容有医学经典的注释，理论的发挥，诊断、方药、运气等方面的学说，而且内、外、妇、儿、伤、后、眼、针灸、推拿等各科，无不具备，在新安医学史上出现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

      汪机、吴谦分别被誉为明、清四大医学之一。徐春圃的《古今医统大全》、程杏轩的《医述》等，已被列为中国十大古代医著。

      汪机提出“调补气血，固本培元”的医学思想，开创了新安医学的“培元派”先河。方有执认为张仲景《伤寒论》垂世远久，当有错简，竭20余年之精力，寻求端绪，撰成《伤寒论条辨》，称为“错简派”之组。喉科名医郑梅涧父子用养阴清润之法，治疗白喉，开创了喉科医学史上的“养阴清润派”。徐 春浦发起组织的“宅人医会”，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学术团体。这些成就在新安医学乃至整个中医学的继承和发展中，都起了很大作用。

      新安医学专科齐全，世代相传，形成很多的“家族链”，至今不息。如始于南宋的“医博”黄孝通的“黄氏妇科”，至今已有二十五世，代不乏人，延续至今的还有明代余午亭和吴正伦创办的“内科”，清代王雪健创始的《新安王氏医学》、郑于丰、郑于蕃创始的“南园喉科”、“西园喉科”等。这些专科，内容丰富，经验独特，在中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随着新安医著的外传，还对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国的医学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安医学主要著作：《医说》宋代歙县人张昊撰，新安医学的经典著作。

　《眼科宝籍》明代著名医学家程玠（歙县人）著。

　《石山医案》明代汪机（祁门县城人）著。

　 以及《名医类案》（我国第一部总结历代医案的专著）、《本草蒙荃》、《慎斋遗书》、《古今医统大全》等等。

      一、 现存最早载有大量医学史料之著述——张杲与《医说》

      张杲，字季明，南宋歙县人其伯祖张扩受业于庞安时，祖张挥，父张师孟均业医。张杲行医五十余年，为了弘扬轩吱及古来名医之道，将古来医者，医案汇集为《医说》于1189年刊行。是书十卷，内分四十七门，总论名医110多人.首七门为医书总叙、针灸、诊视之类，次分杂证六门，次妇人、小儿二门，次疮及五绝、痹疝三门，而以医功报应放卷末。有评论，有本人实践附后，取材较丰富。还收载了古代一些不太公开的处方，对保存和传播古代医籍起了一定的作用。虽在张杲之前有唐代甘伯宗的《名医传》，但原书已失，故《医说》是我国现存最早载有大量医史人物传记和医学史料的书籍，也是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新安医学著作。该书东传，朝鲜李斯王朝成宗十五年（公元1488年）曾刊行，日本万治二年（公元1659年）也刊行。因此《医说》也是最早流传国外的新安著作。

      二、 第一部注介医方之专著——吴昆与《医方考》

      吴昆，字山甫，别号鹤皋山人，明代歙县人。15岁时从歙县余家山余午亭学医。临证16年，体会到生搬硬套地用古人成方治疾，不仅疗效不显，而且容易误病殃人，用古方必须要掌握方义和加减进退的规范。于是“取古昔良医之方七百余首，揆之于经，酌以心思，订之于证，发其微之，编为六卷，凡二十门，题之端曰《医方考》”。

no.7　徽派茶道“以茶立德” 讲究人雅器雅
徽州道讲究以立德，以陶情，以会友，以敬宾。注重环境、气氛，以求汤清、气清、心清，境雅、人雅、器雅。近年来黄山有关部门把古代饮的礼规编成一套程序，进行“道表演”，深得游客的青睐。这种表演有四个或八个姑娘进行，大致分以下几道程序：

        1、静气，即排除杂念，静下心来，营造一种安详的气氛；

        2、烹汤，即取泉水（或河水）烧沸烹气一般用瓦器、锡壶，要洁净无异味，火须旺炽无烟，文武相宜

        3、焚香，敬圣陆羽。

        4、涤器，洗涤盏，盏要用白瓷，洁净无瑕，洗后用干布擦干；

        5、烫盏，用开水汤一遍盏，以荡祛寒气；

        6、赏，察色，观察形，闻香；

        7、投，用三指在筒中取，投入盏中，一般每盏以3-5克为宜；

        8、洗，用一沸水少许浸润，而后将头汤倒去，使湿润涨发；

        9、注汤，用三沸水，提壶急水下冲，但汤要均匀，水至七分，加盖少顷；

        10、敬，举案齐眉，以敬客，以会友；

        11、闻香，约三分钟，将盖轻轻揭开一缝，使香气溢出，沁人心脾；

        12、观色，绿已青翠为胜，观之汤清叶绿为上品，浑黄者次之；

        13、品味，轻啜一口于齿颊间灌漱，再徐饮慢品，俟甘津潮舌，始得之真味。以上”道”即可配乐表演，亦可亲身试验，必定会从中得到乐趣，以益身心健康。

no.8　安徽文化—新安画派是怎么形成的
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之际，一批遗民画家以黄山、白岳及徽州山水为创作题材而形成的一个绘画流派。

      最早把新安山水画家群体称之为“派”的是龚贤，他在题山水卷的一段跋语中首先提出天都派。天都为天都峰，是黄山72峰中最为险峻雄奇，具有代表性的峰峦，人们常以“天都”指代黄山、新安。龚贤所称的“天都派”即后人所称的“新安派”。其后张庚在《浦山论画》中正式提出新安派，人们多沿用，“新安画派”遂成定论。

      明末清初，稍有名气以新安山水为创作题材的徽州籍画家约有130多人。早期代表有程嘉燧、李永昌、李流芳；成熟期则以僧渐江、汪之瑞、孙逸、查士标、程邃、汪家珍、戴本孝、郑叹、程正揆等为代表。新安画家经常在一起观览大好山水，一起切磋提高技艺，寻求表达他们心目中的新安山水意象特征，形成许多共性。如都是以学“元四家”，尤其是倪瓒的绘法技法开始，以师法自然为归；共同以遗民苍凉孤傲之情，化作笔下的峻岭奇松、悬崖峭石、疏流寒柯。作品均体现出一种超尘拔俗和凛若冰霜的气质，意境深邃，是明清文人画的正统继承者。

no.9　安徽文化—新安画派道教黄山的图像意义
新安画派早期代表人物只有渐江是僧侣身份，虽然渐江入的是佛门，但并不意味着这个身份针对道家传统的黄山有着角色认同的特别意义。

　　其实唐代以来的佛道合流，属于汉人宗教原教旨意义上的宗派概念趋于模糊，黄山早期道宫仙阙也被唐代以后的佛教寺庙所取代，而作为佛教僧侣的渐江和尚，虔诚捕捉道家祖师烧汞炼丹的圣地，并不能看成是教派之外的意味形式。另外还有一种微妙的情形值得注意，渐江断发遁入空门，是出于反清复明的"政治"目的，颇有某种意气用事之嫌，对他来说，佛道之别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而渐江笔底的黄山不是道家也不是佛家，反而是写实理性的成分多于宗教神秘的成分。

　　可以这样说，经典新安画派对黄山的图像诠释，并没有那种在主题意义上明确宗教归属的自觉意识，即使是作为佛教僧侣的弘仁和尚，其作品的美学品格还要回到宋明理学的背景中去思考。贺天健1957年撰写的《黄山派和黄山》中曾有这样的评价:“石涛得黄山之灵,梅瞿山得黄山之影,渐江得黄山之质。”这个评价误导了几代人对石涛与新安画派之间的比较认识。在三位代表性画家中，其实在形准和结构表现上比较忠实于黄山的作者是渐江，但渐江的形准之“影”表现了高超冷逸的神似，而不是那种纱灯刻漏的剪影，如果贺天健将梅瞿山的作品比作影随形生的形似，那更是一个天大的冤屈。针对黄山的本质理解，最具个性张扬和表现力的作品是梅清，梅清是一个象徐青藤一样屡屡考场失意的儒生，他没有教派皈依的明确迹象，但梅清作品升龙登仙的道教气息十分突出，要说新安画派或者与之相颉颃的黄山诸画派能真正得古黟仙灵之气者，当为瞿山梅清莫属。石涛和渐江一样也是遁入佛门的僧侣，石涛却深受梅清的影响，石涛多数黄山写生都在极力模仿渐江和梅清，尤其是梅清超然于物象之外的精神气质，为石涛所折服。如果把石涛得黄山之"灵"理解成是钟灵毓秀之"灵"，还能勉强相似，而要将石涛绘画品格冠于梅清和弘仁之上，只能说是贺天健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误读。当然，这种简单的概念归类并不具备划分画家品格优劣的意义，如果非要总结出概念化的特征予以表述，相对贴切的评价应该是说：渐江得黄山之逸，梅清得黄山之魂，石涛得黄山之气。

　　孔祁汪采白是新安画派的尾声，采白将水墨淋漓的简淡书写发挥到了极致，所以汪采白也是经典新安画派伟大的终结者，就审美取向和品格境界而言，采白的绘画造诣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认识。接受过两江师范早期现代教育的汪采白，很早就以居士为标榜，居士是带发修行的精神僧侣，就宗教归属而言，汪采白与黄宾虹的态度截然不同，从精神气质上讲，汪采白比黄宾虹更从本性上认同新安画派。汪采白也是新安画家中第一个使用照相机的人，在写生作品中，黄山风景的局部取景就明显受到摄影镜头框景法的影响，但正是汪采白个性中的宿命成分，使得他的山水画更显荒率灵动，与黄宾虹相比，汪采白才是新安画派这个血统中真正意义上的天才。

　　有趣的是，现在看来黄宾虹的绘画造诣完全背离了新安画派道统，黄宾虹博采宋元、取精用宏，他生前从来都是强调以新安画派的旨趣为皈依的殉道者，不过要说黄宾虹是以新安画派为传统的继承者，还不如说是扬弃新安地域传统的叛逆者。在黄宾虹的作品中，黄山形象的概念化反复出现，尤其仙风道骨的远山都象是黄山的西海群峰，以至于黄宾虹搜稿写生的巴山蜀水都类似家乡黄山的风景。黄宾虹自己虽然强调他的山水追求浑厚华滋，但实际上处在世祚鼎革的非常时期，黄宾虹"遗民"出世的颓废心态不无自觉地表现在他的审美旨趣中，浑厚华滋的另一种极端之处也是断山残水的同义词，清初四画僧、新安画派出世遗民的逸笔率汰，尤其是髡残石溪和瞿山梅清的怪异狷介才是黄宾虹真正的精神指向，只不过黄宾虹晚年将这种消极的态度做了时代要求的自觉调整。

　　黄宾虹之后，朱峰之前，有不少山水画家因为黄山题材而名世，代表性的画家如刘海粟、陆俨少、李可染等，黄山不仅给了他们灵感，而且给了他们以样式化的风格语言，但他们中最为极端的个例非朱峰先生莫属。就绘画语言的创造性而言，朱峰的突兀于时代，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人们搜讨论证的审美现象。刘海粟1988年为朱峰《五百里黄山》（百米长卷局部）题署诗跋：

　　"仙乡"是古代诗人对道家洞天或者黄白之道灵异幻化的追慕和赞颂，诸如"仙乡来礼紫阳君、""九泉归去是仙乡"等等，唐诗宋词之后"贵姓仙乡"演绎为世俗化的客套，而刘海粟将黄帝铸鼎炼丹的黄山形容为"仙乡

no.10　安徽文化—溪山淡远：新安画派画艺
由广东省博物馆和安徽省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溪山淡远：新安画派画艺”展览于2005年2月1日至3月15日在广东省博物馆书画厅举行。展览集中了两个省级大馆珍藏的“新安画派”作品80件，是广东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新安画派”展览，反映出两个大馆在书画收藏方面的实力。

    明末清初，在安徽的新安江畔，活跃着一个以疏简枯淡的笔墨、荒逸高洁的意境为风格的绘画流派。他们以程邃、李永昌、李流芳等为先驱，以渐江、汪之瑞、查士标、孙逸称等“海阳四家”为主导，在中国画坛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是著名的“新安画派”。

   “新安画派”人数众多，兴盛时达到百余人。他们在政治上不求仕进，离垢避嚣；艺术上继承宋元山水画家的画学品格，用倪、黄之法写黄山实景，以“敢言天地是吾师”的绘画宣言与正统流派的“四王”的泥古陋习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开创了中国山水画中的写实画派，与周边地区的“黄山”、“姑熟”、“桐城”、“天都”、“扬州”、“金陵”等遗民画派遥相呼应，鏖战艺坛，给当时沉闷的画界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他们的艺术成就，对近代画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汪采白、黄宾虹、刘海粟、张大千、李可染等大师均能承其学养，深入黄山，潜心实践，化简淡清远为深厚华滋，卓然成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康熙年间，歙县籍的汪后来流寓广东番禺，将新安画风传至岭南，为广东画坛注入新的活力。其艺术得到弟子邓堂、林云轩、黄千里、张静轩、苏南瞻、周西峰、雷凝道的传承，影响较广。据此可知，“新安画派”与广东的渊源，可以追溯到300余年前。

no.11　安徽文化—徽派朴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贡献
首先，徽派朴学的兴起推动了清代乾嘉学术的昌盛。以戴震为代表的徽州朴学家的思想浓度和学术水平无疑是中国18世纪的高峰标志，徽派朴学不仅影响徽州，还成为整个清代的学术风气。自从徽州学术自立一派，师师相承，著书立说，枝高荫广。徽派朴学的学术传人也越过区域界限而遍布全国。影响之大，称盛一时。清史《戴震传》称戴学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字学，二是数学，三是典章制度。戴震去世以后，文字学由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继承发扬；数学由曲阜孔广森继承发扬；典章制度由兴化任大椿继承发扬。王、段、孔、任都是戴震的学生，均为清代学界的著名代表人物。尤其段、王把戴震的文字学发扬光大，影响所及，至今不衰。段玉裁把他的学问传给女婿龚丽正及外孙龚自珍，王念孙传其子王引之。俞樾私淑王氏父子，俞樾高足有章太炎，章太炎大弟子有黄侃、吴承仕，黄侃一系的弟子又有陆宗达、殷孟伦、徐复、洪诚等。当代钻研文字训诂学者，也大都深受这一派的影响。追溯源头，均始于徽派。

      其次，朴学重证据，故不遗余力的搜集资料，扩大资料的研究范围，用实物整理史料，开启了传统史料学同博物考古相结合的新路子。程瑶田为了搜集资料，曾四次到全国各地调查访问，用实物证实文献，又用文献考证实物。有一次在河北丰润县，见文庙中有一只牛鼎，县志记载为赵宋时的物品。程瑶田从形制上看认为不应该是赵宋时的东西，于是博检《宋书》、《周官》、《春秋》等诸多文献，又从各代祠祀制度上考察，终于弄清为刘宋时物。他把史料同考古结合起来的治学方法，是一种十分客观的科学方法，为近Dai考古学的建立开启了先河。

no.12　文化名人—汪曾祺文学名人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翠文谈》、《大淖记事》、《受戒》、《异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