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中央集权制度
战国时,各国最高统治者都尊号为王。秦王政统一六国后,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王的称号已不能显示他至高无上的权势和地位,因此更改名号,把古代传说中最尊贵的三皇五帝的称号合二为一,号称皇帝。
自此,皇帝便成为封建國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此外,还规定皇帝自称“朕”,“命”称“制”,“令”称“诏”,印称“玺”,并废除子议父、臣议君的“谥法”等。规定皇帝按照世代排列,第一代称始皇帝,后世以二世、三世计,“传之无穷”。
以上这些规定,都表明皇帝在封建國家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
no.2 扩大军队
秦王朝建立后,保留着一支庞大的军队,有中央常备军和地方武装两种。中央常备军由皇帝直接委派大将统帅戍守边疆,并驻守京师。地方军由郡尉掌管。秦王朝戍边的军队有八十多万人,全国军队数目至少在百万人以上。
no.3 土地私有的确认
封建土地私有制是地主阶级统治的经济基础。
秦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16年(秦始皇三十一年)“令黔首自实田”,即令土地私有者向政府呈报占有土地的数额,政府根据数额征收田租。
这意味着私有土地受到封建政权的保护,意味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国正式得到确认。这在当时是有积极作用的。
no.4 统一文字
统一文字、度量衡及货币 在统一六国之前,诸侯国各自为政,文字、度量衡、货币等均有不同,秦始皇在全国统一之后采取了许多统一的措施。
在秦统一之前,文字的形体非常紊乱,同一个字所采用的声符、形符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给政令的推行和文化的交流造成了严重障碍。因此,秦始皇命令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等对文字进行整理,制定出小篆,作为标准文字,通用于公文法令。
后来程邈又根据当时民间流行的字体,整理出更为简便的新书体──隶书,作为通用文字在全国范围推广。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证明秦朝的官方文书已经使用隶书。先秦古字经过这次整理后,字体结构得到简化和定形,这对推行法令、传播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no.5 统一货币
战国时期不仅各国自铸货币,而且在一个诸侯国内的各个地区也都自铸货币,其形状、大小、轻重各不相同,特别是价值不等,换算困难。
秦灭六国后,实行统一货币措施:货币分二等,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圆形方孔的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
这就克服了过去货币不统一的混乱状态,便利了各地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
no.6 统一度量衡
战国时期,度量衡制度相当混乱。秦统一后,把商鞅变法时制定的度量衡制度推行到全国,并专门颁发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把它铭刻在官定的度量衡器上,发到全国,作为标准器具。
现存咸阳出土的“大良造商鞅量”底面,即补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同时,还继续执行度量衡定期检查制度,每年二月对全国度量衡器进行鉴定,以保证计量器具的准确和统一。
秦朝统一度量衡的目的在于保证政府的赋税收入,但它对消除各地割据势力的影响,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也起了重要作用。
no.7 修筑驰道
秦统一后,立即下令拆毁以往各国修筑的关塞、堡垒等障碍物。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于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二十七年)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主要干线有两条:一条向东直通燕齐,一条向南直达吴楚。
这些驰道宽五十步,道旁每隔三丈栽青松一株。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三十五年)秦始皇命令蒙恬修了一条由咸阳向北延伸的直道,经云阳、上郡直达九原,全长1800余里,这条“直道”的遗迹现在尚可辨识。
另外,还在今云贵地区修“五尺道”。又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了攀越五岭的“新道”。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规定车轨的统一宽度为六尺,保证车辆畅通无阻。
no.8 确立郡县制
公元前221年,当秦统一的事业刚完成时,就在建立什么样的國家体制的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
以宰相王绾为首的一部分官吏,主张实行郡国并行制。廷尉李斯坚决反对,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完全是西周分封诸侯所造成的。只有废除分封制,才可免除祸乱。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在全国确立了郡县制。
no.9 “焚书”事件
到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又提出了恢复分封制的主张。丞相李斯加以反驳。他指出,时代不同,治理的方法也应该不同。儒生们“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统一可能遭到破坏。因此他建议:
一、除《秦纪》、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國家博士所藏《诗》、《书》、百家语外,凡私人所藏儒家经典、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逾期不交的,处以黥刑并罚作城旦(旦即早晨,是清晨就开始筑城的一种苦役);
二、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
三、严禁私学,“以吏为师”。
秦始皇支持了李斯的建议。这就是历史上的“焚书”事件。
no.10 “坑儒”事件
公元前212年,一些方士和儒生对秦始皇进行议论、诽谤。于是秦始皇下令追查,共逮捕了460人,全部坑杀在咸阳。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坑儒”事件。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师古”与“师今”两种政治思想斗争激化的表现。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为了巩固统一,采取统一思想的措施不可谓不必要。
但是,焚书坑儒的手段是愚蠢而又残暴的,特别是焚书毁灭了许多古代的文化典籍,造成了文化上的重大损失,而坑儒则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摧残了知识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