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背得，可是不懂（读“四书”、“五经”）
背得，可是不懂（读“四书”、“五经”）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接见美国记
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谈话［解析]
毛泽东上面两段回忆，说的都是他少年时代在韶山家乡读私塾的事情。
幼龄的毛泽东，生得虎头虎脑，聪慧过人，深得外公外婆的欢心，因此8岁之前，一直在外家寄居。外家是个大家族，设有家塾，童年毛泽东常去“旁听”，里边学生在背书，他听过就背了下来，还能写字，背古诗。常常博得大人们不时的惊喜。毛泽东8岁被接回韶山读书，先先后后，断断续续在好几个私塾读过书，这期间，他还因父亲之故停过学，白天同长工一同下田，晚上帮父亲记帐之余，还坚持自学。后来，在他的坚持和母亲、舅舅的支持下，毛泽东又得以读下去，一直到1910年夏。
发蒙伊始，毛泽东读的未必就是“四书”、“五经”这样权威的儒家经典。显经，“四书”、“五经”这样的儒家经典，对于儿童来说实在是大艰涩难懂了，所以，很多人编了些儒学的通俗本和普及本，以供儿童启蒙之用，旧称“蒙学”，最常见的蒙学课本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还要加上《增广贤文》和《幼学琼林》以及《纲鉴易知录》等。这类书，一类行文比较通俗，有的还押韵，易于上口，便于记忆，把儒家思想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和价值观都融汇于其中，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因而在民间成为传播文字知识和儒学的最好中介，事实上成为儒家经典的普及形式。毛泽东小时候，也首先是从这些书里面获取知识，接受传统文化的。
如《幼学琼林》里面，有词语的解释，有典故的介绍，有成语的运用，又蕴含着封建社会为人处世的道理。采用对仗的联语形式，不仅有助于记忆，也有助于学习吟诗作赋。其中的一些成语典故，如中流砥柱、前车之鉴、坐井观天、兼听则明、口蜜腹剑、物极必反等等，在后来的《毛泽东选集》中都可以找到。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有过“耕三余一”的口号，这见于《幼学琼林》：“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庶儿遇荒有备。”至于《增广贤文》，相信毛泽东在小时候也是熟悉的。“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等等。这些话常出现在毛泽东的笔端和口头，成为他语言素材。
“四书”、“五经”中，“五经”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前两种是《礼记》中的两篇，实算不得两种书，它们和《论语》、《孟子》同样普及，受世人重视，是由于南宋大儒朱熹将“四书”编在一起，并以毕生精力作注解，由引构成了自己的理学体系。明清以来，理学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四书”由此被定为科举用书，从而化为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
“四书”中《论语》是专门记载孔子及若干弟子言行的书。《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孟子》相传为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大体如《史记·孟苟列传》所言：“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论语》“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孟子》“书中说‘仁’兼说‘义’，分辨‘义’‘利’甚严；而辨‘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又说到‘养浩然之气’，那‘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相通的哲理。”关于朱熹编注“四书”，朱自清还有这样一段概括的话：“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享领，便能领会《论语》、《孟子》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语》、《孟子》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育。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来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
关于“五经”。《春秋》是孔子作的鲁国的史书。一般是读它的“传”，即对《春秋》内容所作的解释或详述，《春秋》有三传，人们常读的是《左传》。《诗经》为孔子以前的诗歌汇集，《尚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史迹著作的汇集，相传均为孔子编选而成。《易经》为《周易》中同“传”相对而言的经文部分，是占卦的书，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旧传孔子曾为之作《传》，《易经》和《易传》合而称《周易》。《礼记》又称《小戴礼记》，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传为西汉戴圣编纂。“五经”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反映了儒家思想。
根据有关回忆材料，毛泽东6年的私塾读书生活，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引人注目之处：（一）书读得比较多，开蒙起点高。韶山毛氏家族认为《百家姓》、《增广贤文》等是俗书，发蒙从《三字经》开始，读过《琼林幼学》；继而点《论语》、《孟子》和《诗经》等；后来读过《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即《左传》）等；在最后一个塾师处，还读过《纲鉴易知录》和古文等。（二）天分极佳，记性好，几达过目成诵的地步，很小就会查《康熙字典》。读书瘾头大，一闲下来总是在看书。（三）他并不喜欢读经书。旧时私塾，在开初阶段，老师只点书，并不讲解，学生只是死记硬背。他最喜欢看的是杂书。私塾的规矩，认为这都不是正经书，不许学生看。他总是偷着看，甚至在课堂上将正书放在上面。塾师发觉后，就故意多点书，让他背，他都背得出来。（四）开始学作“破题”文章，作得快，总是交头卷，还常帮助同学作文。当时已废科举，乡村塾师关于作文，大概也只会先教学生如何“破题”。“破题”是八股文的首段，要用几句话讲白题旨大意。
在毛泽东少年时代，科学废，学堂兴。西学东渐已是时代的风气，外出留学已成知识界的潮流。但是在湖南韶山冲这个闭塞的山区，新思潮的冲击力似还十分微弱，他只读了《盛世危言》这样讲西学的显然已经过时了的书。因此，虽然时代已变，但毛泽东所处的教育环境，依然是旧式的、传统的，但也许正因为他处于韶山冲这样一个闭塞的山村，才使他在6年私塾中，为旧学打下了一个较好的根底。这对于他日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积极的方面使他比别人能更好地立足传统文化，汲取有益的养分，消极的方面则是时为传统文化的阴影所翳蔽，从而生出些不好的东西。
旧时私塾先生教“四书”这类经书，只照本宣科而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还要背朱嘉的注解。囫囵吞枣，消化不了，学生当然没有兴趣。“四书”中的这些所谓心法哲理，学童们（其实也包括老师们）是无从领会理解的。所以毛泽东说他“背得，可是不懂”。不过背诵之法，自幼记在脑中，成年后理解力强了，警句名言，精彩段落，随手拈来，是大有好处的。毛泽东后来对“四书”、“五经”的运用、发挥，十分自然，说明了这一点。
no.2 我爱看造反的旧小说（读《水浒传》）
我爱看造反的旧小说（读《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利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摘自毛译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上面这两段谈话，说的是他少年时代在韶山读课外书的情况。毛泽东是1902年9岁时正式入私塾读书的，先在其家近旁的南岸私塾发蒙，后又在韶山一带换了6处私塾读书。其间，1907—1908年他14—15岁时曾停学在家务农。在私塾所学的，自然是“四书五经”这类传统文化中规范的启蒙读物。但毛泽东说“不喜欢它们”，所以，上私塾时他背着教师读《水浒传》和历史演义这类被视为“禁书”和“坏书”的作品，即使辍学在家务农的时候，他也“继续读”。这一点，很鲜明地反映了毛泽东从小时候起就逐步形成的在文化选择上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小說，文言成熟于唐代，白话成熟于明代。“小说”这一称谓，被正史大家说成是源自先秦的“杂家”者流。一个“杂”字，把它排除在经史子集的文化殿堂门外，被世人目为消愁解闷的“闲书”。正统的文人士大夫自然不屑以为，只有那些落魄不得志的才子们才去营构。这与古典小說的内容和形式有关。它既为杂家之言，自然较少去“宗经”、“载道”、“征圣”，去言修治齐平者们的“雅洁”情志，而是用“摆龙门阵”的方式去讲述些野史趣闻和怪异之事。于是在流播之间，渐渐成为大众百姓的文化娱乐形式，更多地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情感愿望和价值取向。故著名的古典小說，除《红楼梦》之外，大多是源自民间的创造，与上层的雅文化分流，对正统者来说自然有些碍眼。就其美学形式而言，传统文艺样式，多属于表意和表现型，唯小说重写实，重描绘，这也是粗通文墨的人喜欢阅读，不识一字的人喜欢听讲的重要原因。所以，毛泽东说：“村里的老人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过。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
从文化环境来说，农家子弟毛泽东自小就喜欢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这类“杂书”，也有其必然性。此外在少年毛泽东身上，出现如此明显的速反的文化和文艺选择，自然有带普遍牲的生理年龄方面的原因。就像神话艺术是人类儿童期特有的精神需求和创造一样，最富想象和幻想的少年时代，大都偏爱有曲折故事、形象生动的演义小说和魔幻小說，特别是以理性刻析的形式向他们灌输繁琐的礼仪之道，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的情况下，更容易萌生逆反的文化接受心理。故毛泽东对斯诺说：这些书，“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当然，年龄因素对少年毛泽东的文化选择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要意义。渐渐的，他从好奇的欣赏走向主动的自觉的接受。毛泽东所列举的爱读的“旧小说”中，实际上有两类，一是《水浒传》、《西游记》，有“造反”内容，一是《三国演义》、《隋唐》等，传播历史知识。但它们有明显的共同点，这就是颂扬英雄人物。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从小爱读旧小说的一个心理起点。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也叫《水浒全传》，传为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创作。描写的是发生在北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事故，其活动范围在山东、河北、江苏一带地区。这个故事的情节，由南宋到元末愈传愈盛，反映人民爱憎分明，成为宋元时代许多农民起义的富有典型性的艺术概括。《水浒传》的主要版本有：（一）百回本。最早出现的百回本是明朝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的刻本。内容上在宋江等受招安后，又插入了征辽的故事。（二）一百二十回本。现存最早出现的一百二十回本是明末郁郁堂刻的杨定见本。在此之前，就出现了一百一个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四回本。这些书都将百回本的原文大加删节，又平空插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就成为所谓“文间事繁”本。杨定见刊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以百回本为底本，增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就成了所渭“事文均繁”本。（三）七十回本，这就是清初出现的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又称贯华堂本。该本终于卢俊义一梦，无招按及招安以后的故事。金圣叹扬言得到了“古本”，说只有七十回，以后的回数都是后人加的。他在七十回的后半部分作了添写，前面又伪作一篇施耐庵的序，实际上是他作了删增。后人所谓金圣叹“腰斩《水浒》”，就是指的此事。金圣叹这样做，实出于他的思想倾向。他反对“招安”，希望把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一网打尽。这个本子流行极广，很长时间代替了百回木和一百二十回本。因为它包括了《水浒传》的精华和主要部分。文字也比其他版本洗练和统一。此后，出现了许多影印、石印、排印、铅印的七十回本。（四）七十一回本。这就是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该本把金圣叹的批语删除，伪造的卢俊义的一个“噩梦”作为结束，亦予以删去。依照一百二十回本，恢复原来面目。又相应地把金木的“楔子”略加剪裁，改为第一回，并把最后一回回目“惊噩梦”，恢复为“排座次”。这样，全书的回次就有七十一回了。这是建国后最为通行的版木。到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印刷了20次。
对《水浒传》的版本情况，毛泽东也是很熟悉的。这从他1975年8月关于《水浒》的谈话中便可知道：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几十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又说：“《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这段评语印在前面。”
《水浒传》中所展示的英雄好汉们形形色色的传奇经历和令人神往的个性、意志和品格，这对受到韶山冲那片封闭土地的束缚，受到逐步发迹而又有些专制的父亲的严格管束，以及耳闻目染半封建社会种种不平等现象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些作品的内容无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所以他对斯诺谈到：“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他敬佩和向往这些英雄好汉的义气、侠行、胆识、才干，多少是以艺术欣赏的方式，不自觉地在实现自我角色的转换和情感价值的认同。后来他还谈到过在与父亲发生冲突时，他把父亲比着《水浒》中的贪官，而自己无疑是梁山上那群“替天行道”的好汉。享有凑巧，这种转换和认同，就在毛泽东津津乐道《水浒》等小说故事的那段时间里，这些文学世界里的事情竟也在现实世界中发生了。梁山的故事在他的家乡接二连三的重演。而这些故事用他的话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
1936年同斯诺神话时，他如数家珍似他讲起小时候听说和看到的一些事件，有一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在长沙有成千成万的人没有吃的。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饿过。”当抚台回答的话传到人们耳朵里的时候，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举行了群众集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巡抚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厅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后来来了一个新抚台，立即下令逮捕暴动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杀头，他们头被挂在旗杆上示众，作为对今后的“暴民”的警告。几个卖兰花豆的小贩逃出长沙，把消息传到了韶山。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和同学们展开了讨论。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趣，而毛泽东在回忆中却说：“我却始终忘不掸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韶山一带还发生过一件事。一个秘密会社哥老会的会员们同本地的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他到法院去控告他们。由于他是个有势力的地主，所以很容易地通过贿赂得到了一个对他有利的判决。哥老会的会员们败诉了。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并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堡寨。政府派军队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打起反旗的时候，曾经杀了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不得不逃亡。后来他终于被捕并被斩首；但是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毛泽东接着说，“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
于是，当他“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的时候，他获得了一种新的视角，他发觉“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当主人公”。
如果说，在此之前他阅读古典小說，主要是获得历史知识和少年幻想的直观满足，以及对艺术形象的美感愉悦，那么，这段思索则反映出他的思维开始走向社会内容的评价，不满足于情感的审美体验，还要寻求真和善的价值所在。他的标准自然十分浅近朴实，但却是一个根本的事实：他接触的都是长年辛劳的农民，而文学作品竟不以他们为主角，既然人的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吃饭，种地的农民就应该是社会生存中最重要的角色，可在艺术美的天地里却没有他们的位置，而让那些不种田不耕地的人充当主角，这实在太不公平了。进一步，他阅读古典小說的收获开始超越文学命题，升华为社会学的命题：统治者拥有并控制着土地，他们“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原来，文学创作的不公平，源于社会身份的不均等。小说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就这样自然地在毛泽东心目中系结在了一起。于是，他常常对小朋友说：“我们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
如果提出，毛泽东最早是从上述表现替天行道的造反者形象的作品中感受到“革命”的，或许是不过分的。
关于毛泽东阅读《水浒传》以及受其影响的情况，后面还有条目叙述。这里再顺带说一下毛泽东后来读历史演义和其他“旧小说”的情况。
1937年1月31日，毛泽东刚进驻延安，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便专门给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李克农发了封电信：“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1941年1月31日，在给远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毛泽东又特地给他们寄了一批演义小说和传奇，据他所开列的书单来看，其中包括：《精忠岳传》2册，《兰花梦奇传》1册，《峨嵋剑侠传》4册，《小五义》6册，《续小五义》6册，《水浒传》4册，《薛刚反唐》l册，《清史演义》2册，《洪秀全》2册，《侠义江湖》6册。
1944年7月28日，在给谢觉哉的信中，特地指点他到范文澜处寻找《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之类的作品，并说“《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1947年9月12日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又说：“你要看历史小說，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范文澜40年代送给他的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保存，后来带到了医院，生产大队建电话总机。（六）丰衣足食。到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
按主观的理想描绘未来，是不同历史时期奋斗前进的人（11共有的普遍心态；急于跑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再困难、再宏伟的事情似乎在一夜之间便可做成，则是1958年那个时候人（11独有的心态。所以，山东范县的这个规划在今天看来尽管是无比的幼稚可笑，但是，包括毛泽东在内，当时读到后也认为“似乎也是可行的”。
他对这个规划读得很认真，在许多句子下面划了着重线、双道着重线，特别是在一些数字下面。他的批语说“很有意思，是一首诗”，是指文章中每部分规划结束时，都有一段押韵的文字。我们上面引述的，便是其中关于乐园建设、关于科教文卫、关于年衣足食三部分的结束语。当然，毛泽东也认为这个规划实现的时间太紧，但他还是肯定了这些设想的内容的。因此，“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毛泽东是很重视这个规划的。在批语中，他还建议陈伯达、Zhang春桥等到范县“去看一看”，还说：“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返”。看来是想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毛泽东读《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篇文章时，正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为了给会议提供材料，毛泽东还批示：“印发。字体大小，文章格式，完全照文老样，较为适宜。”在11月底12月初于武昌举行的八届六中会全上，再次印发了《宣教动态》上的这篇文章及毛泽东读后的批语。
no.99 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读中共中央宣传部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读中共中央宣传部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形势之下，人们都不能不关心着我国将如何由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为了启发思考，展望未来的前景，我们就编了这样一本书来供给大家学习和参考。
——摘自《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编者的话”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要广为散发。看这本书，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有许多东西模是糊印象，因当时并无经验。不要迷信老祖宗，我们有31年的经验，加上苏联41年的经验，具体多了。——摘自毛泽东1958年8月30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犬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郑州
——摘自毛泽东1958年11月9日在郑州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工作会议期间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2—553页）
［解析］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全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由中央宣传部以人民出版社名义编辑，由该社于1958年8月正式出版，约17万字。该书材料主要取自当时已有的马、恩、列、斯著作的中译本，只有少数是直接从外文版本翻译的。编排上，围绕共产主义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设立了25个专题，如：“共产产义社会的概况”、“公有制的建立”、“电气化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消灭货币和实行产品交换问题”、“平等和平均问题”、“再生产问题”、“生产公社，消费公社”、“工农业的结合，城乡差别的消灭”、“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以及“人口问题”、“家庭、婚姻和妇女问题”等等。每个专题下面，选录经典作家有关论述若干段落。
编印这样一部书，明显与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设想的，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两个过渡（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建设思路有关。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确也十分广泛。1958年8月人民出版社第1版发行后，上海、沈阳、武汉、重庆等地先后重印，仅上海人民出版社于这年9月便印刷了20万册。毛泽东很重视这本书。我们前面引的他的《关于读书的建议》，便是写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委、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的，他希望县级以上的党委成员对这本书“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推重不可谓不高，期望不可谓不深。
在1958年春夏间，毛泽东较多地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据胡乔木回忆，这年2、3月间，毛泽东同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杠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这年4月底，刘少奇等到广州，向毛泽东汇报筹备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情况，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会上也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刘少奇后来在1958年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样的回忆：“在广州开会，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去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在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在大会发言中也讲到：“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刘少奇、陆定一所说的这些，大概就是4月底毛泽东等在广州小范围内议论的情况。从中可知，编印《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个时候议定的。同时提到还要编印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书，这本书后来也是由有关部门编好了的，毛泽东也读到了。但是没见正式出版。
毛泽东重视经典作家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是因为在他看来，现实的大跃进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对这些阐述的实践和发展，丰富和完善。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了徐水，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到徐水传达中央的意图：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同时“号召大家看几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赵云山等《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6期）看来，学习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是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实践所需要的。
8月下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出版，毛泽东便在8月30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评价和宣传，在他看来，这无疑是一本非常及时的好的学习参考材料。还说：《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中，马克思说有许多东西是从军队中开始实行的，我们的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开始实行的。
同年10月19日，他写信给陈伯达，让陈伯达和Zhang春桥等尽早去河南卫星公社就人民公社问题作调查研究，特地叮嘱：“去河南时，请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带儿本去，你们调查团几个人，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阅读，有十几天，也就可以读完了。”这大概就是他希望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吧！
毛泽东对这本书的评价，“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就前者而言，因为有益于实践，是实践的理论依据，所以他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就后者来看，主要指经典作家们缺少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经验，因此，他们的有关论述还是“模糊的”，纯理论的。在他看来，人民公社的实践，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把理论的逐步变为现实的，把模糊的逐步变为精楚的，把不正确的逐步变为正确的。把没有说到的逐步补充完善起来。这确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不迷信经典的探索精神。可惜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的探索，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到1959年以后，毛泽东便较少提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本书了。
no.100 他的话激发我研究军事（读孙武《孙子兵法》）
他的话激发我研究军事（读孙武《孙子兵法》）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买来的军事书乡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摘自毛泽东1936年10月22日致叶剑英、
刘鼎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1页）蒙哥马利：我也学过成吉恩汗，他强调机动性。毛泽东：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
东西。蒙哥马利：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毛泽东：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摘自毛泽东1960年5月27日同英国元师蒙哥马利的谈话（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25页）
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车，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违，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曰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摘自毛泽东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孙子兵法》，又称《吴孙子兵法》、《孙子》，是世界上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作者孙武，春秋末期吴国将军，字长卿，约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末至前5世纪初。孙武本为齐国人，后因齐国内乱，出奔吴国。经美国重臣伍员推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1篇，被重用为将。后辅佐吴王阖闾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使美国以一隅之地而称霸列国。
《孙子兵法》分为十三篇：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约5900余字。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战争经验和进行兼并战争的军事理论，揭示了战争的若干客观规律，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该书从战争的地位到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从战争自身演变规律到战争指导规律，从战略思想到战术原则，都作了分析和论述，被历代军事家奉为经典。春秋以后的众多兵书，无不以孙武书为蓝本而有所发挥，有所引申，有所增益。该书流传至国外后，也受到高度赞誉。孙武被尊为“武圣人”，《孙子兵法》被推崇为“兵学圣典”，“世界第一兵家名书”。
作为一代军事大家，毛泽东很重视《孙子兵法》这本书。但这里有一桩公案，即毛泽东从事军事实践的初期，是不是读过《孙子兵法》。
事情的起因是，在土地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引兵井冈山，指挥工农红军逐步开创了以江西瑞全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胜利地打破了白军的三次“围剿”。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朱德等提出并成功地运用了以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为主要内容的红军作战原则。这“十六字诀”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其基本精神是：从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出发，利用农村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等有利条件，扬长避短，灵活机动，以求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夺取战争的胜利。
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到根据地后，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排挤和打击毛泽东，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犊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批判，说他“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乓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斥为兵法之宝”。他们断言：“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指责只能暴露他们的浅薄与无知，人为的把《孙子兵法》等宝贵的军事遗产贴上阶级的标签来加以拒绝。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战争作了许多研究，但是，在抗日战争前，他们的军事论著几乎没有中译本，在“山沟”里从事游击战的毛泽东等，只能把目光投向极其宏富的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遗产，并结合革命战争的实践加以运用。说毛泽东等是“无条件”地运用《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自是想当然之语。
至于在井冈山和稍后的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是不是读过《孙子兵法》，在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凯丰曾提出毛泽东迷信《孙子乓法》的问题，毛泽东则对凯丰讲，当时自己并没有读过《孙子兵法》。这件事，毛泽东在60年代曾讲过多次。除前面引述的1960年12月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那段谈话以外，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如果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
毛泽东还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从那以后”，便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6年10月22日给当时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和派往东北军做联络工作的叶剑英、刘鼎的信中，便指明要一部《孙子兵法》，并认为它符合自己所要研究的“战役指挥和战略”的标准。在稍后一系列军事论著中，毛泽东对这部书中的一些观点的引用，更是得心应手。后来，他又对斯诺说：“我确实读过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一类的著作。”
当然，从我们所看到的材料来看，毛泽东在长征以前也并不是一点也没有接触过《孙子兵法》，至少，在青年时代他是间接读过的。1913年10月至12月在湖南第四师范（翌年并入第一师范）就学所做的读书和课堂笔记《讲堂录》里，便有好几段前人记述和发挥《孙子兵法》的内容。我们不妨分别引述如下。
（一）“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这段话是黄震（1212—1280）《黄氏日钞》卷58《读诸子》中《（孙子）兵书》一节的大意。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又记有：“百战百姓，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毛泽东还标明，出自“孙武《谋攻篇》”。前两句确为《孙子·谋攻篇》中的原话。后几句出自《孙子兵法·形篇》，原文是：“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
（二）“苏沟论曰，按言以责行，孙武不能辞三失：久暴师而越衅乘，纵鞭墓而荆怒激，失秦交而包胥救。言兵则吴劣于孙，用兵则孙劣于吴，矧祖其余论故智者乎？”这段话出自苏洵（1009—1066）《嘉■集》卷三《权书下》《孙武》，其原文是：“若按武之书责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敌，则其支不得合’，而武使秦得听包膏之言，出兵救楚，无忌吴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者》曰，‘久暴师则钝兵挫锐，屈力弹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还，可谓久暴矣。越人能无乘间入国乎？其失二也。又曰，‘杀敌者怒也。’今武纵子膏、伯■鞭平王尸，复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敌，此司马戊、子面、子期所以必死仇吴也。勾践不颓旧家而吴服，田单稿燕掘墓而齐奋，知谋与武远矣。武不达此，其失三也。”
（三）“孙武越羁旅臣耳，越不能尽行其说，故功成不受官。”“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孝子。”“杀人以生人”。“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微观子五行相生相克之原，天地间无往而非兵生，无兵而非遁也，无道而非情也。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天之道也。使世无害则恩不去，世而无弱昧与乱亡，又奚用兼之取之哉，故曰恩即生于害也。世有诸强以灭人之国为事，灭国则害矣，然强者灭人之国为己国，而殖其民，己之民则恩矣，故害生于恩也。”以上诸段，多为魏源（1794—1857）《孙子集注序》中的原文。
这几段笔记说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对《孙子兵法》有所了解，但只是一般的和间接的阅读，谈不上研究。到延安后，毛泽东确实花了相当功夫研读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军事学著作。对此，1959年4月5日，他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有过回忆。毛泽东说，“左”倾教条主义者说他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看来，毛泽东在延安写出大量的军事理论论著，并不是偶然的。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积累外，也与他下功夫研读古今中外的军事学论著有关。
no.101 灵活用兵乃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读孙武《孙子兵法》）
灵活用兵乃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读孙武《孙子兵法》）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情，暮气归。敌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气，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摘自《孙子兵法·军争篇》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怯，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而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摘自《孙子兵法·虚实篇》
［毛泽东读东的笔记和谈话］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侯，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特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罩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情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摘自毛泽东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8—209页）
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摘自毛泽东1938年5月《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493页）
［解析］
孙子是一位军事家，又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往往是以军事概念和范畴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军事和哲学水Ru交融。孙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战略战术原则中。在战略战术原则上，孙子强调三点：一是强调机动灵活。认为“兵元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要针对不同的敌人，采用不同的作战方法战胜它。二是善于避实击虚。认为“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去虚”。要“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攻击敌人要拣虚弱的地方打，这样才容易获胜。在部署具体作战计划时，可采用“以十攻一”的打法，即“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三是力求掌握主动。认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要能在战场上左右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左右，“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地给敌人以攻击。
毛泽东把上述孙子战略战术原则中关于动与静、实与虚、主动与被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经过革命改造，汲取到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之中，在我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十分重视主动性和灵活性。认为主动性是军队行动的自由叔，灵活性是实现作战主动性的保障。他说：“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论持久战》又说：“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这就把主动和灵活问题提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毛泽东对孙于战略战术原则的批判继承的实质在于：不是简单地生搬硬套，而是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作战指导原则。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就是毛泽东根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经验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批判继承古代军事思想，正确解决军事领域里客观矛盾运动的光辉范例。这些原则集中反映了战役指挥要解决的十对矛盾，而正确分析和解决这十对矛盾，也就解决了战役指挥的基本问题。比如，十大军事原则的第一条讲“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就是对孙子“避实击虚”原则创造性的发展。第六条讲“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性、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以及第七条讲“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就是对孙子在战争指导上只讲快速进攻，否认持久防御；只强调运动中歼灭敌人，否认一定条件下的攻城战；只注意“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军争篇》），不主张全歼敌人，猛追穷寇等片面性思想的革命改造，总之，毛泽东批判继承《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原则，关键是汲取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国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的精髓，从而把“灵活用兵”视为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
在毛泽东看来，战争中双方争夺的主要目标是战争的主动权。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残惨的环境，军事指挥员都要掌握主动权。被敌人逼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主动地位，就只有失败。但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大量有活力的军队。主动权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他还进一步指出，在客观上，主动权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但客观上力量对比的优劣，可以通过主观指导上的正确与否来转化。例如，对敌人施以错觉，攻其不备，就可以促使敌人的优势向劣势、主动向被动转化。在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的“围剿”中，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战略是寻找并包围红军。毛泽东的对策是，对“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实行部分反“围剿”，从而掌握了主动权。“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虽占极大优势，但反包围的红军在数量上却比他们选中要包围的国民党一部要多得多。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总结了这个极为成功的战略：“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放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放军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
在对古今中外著名战例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发展了孙子“避其锐气，击其情归”的思想，使之成为革命军队与强大敌人作战时实施战略退却的基本指导思想。指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面对优势的军队，因考虑到不能迅速取得胜利，为保存军事实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在指挥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战斗中，面对国民党军队几十万大军的疯狂围攻，毛泽东率领的正面红军并不正面出击，而是暂时避开敌人的锐气，诱敌深入，实行“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策略，拖得敌军筋疲力竭，士气沮丧，充分暴露其弱点之后，以逸待劳的红军，看准敌军中的弱者或孤立者，一举歼灭，获取了全胜。1947年3月，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率领23万国民党军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当时，解放区广大军民对胡宗南的进攻毫不示弱，纷纷表示坚决保卫延安，把胡宗南的军队消灭在延安的大门外，根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丰富经验，毛泽东填密地分析了蒋介石令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的战略企图，并比较了敌我双方兵力情况。经过全面的综合分析，毛泽东作出了决断：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只有我军暂时撤离延安，诱敌深入，让敌人占一点地方背上包袱，我军才能轻装上阵，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我们部队少，硬拼是要吃亏的。
在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还多次提及孙子的“示形”及“兵不厌诈”等军事原则，要求各级指挥员善于以各种手段隐蔽自己的企图，迷惑引诱敌人，给敌人造成错觉，以“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地打击和歼灭敌人。毛泽东把《孙子兵法·计篇》的“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和“故善动者，形之，敌必从之”等思想，通俗地概括成为“声东击西”的原则。强洞要善于人为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以为我用。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来迷惑敌人，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打击敌人，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重要方法。抗日战争中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中的定陶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囱战役及陕北三战之捷，抗美援朝中的第一、二次战役等等，无一不贯彻这一原则。
在《谋攻篇》中，孙子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避之。”大意是，有十倍于敌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就要四面包围、歼灭敌人；有五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就要进攻敌人；有多于敌人一倍的兵力，就要设法分散敌人，以便在局部上造成兵力的优势；同敌人兵力相等，就要善于设法战胜敌人；比敌人兵力少，就要善于摆脱敌人；各方面条件均不如敌人，就要设法避免与敌交战。毛泽东吸收了孙子这一思想，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他说：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乓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还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部署上，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上。他还十分重视运动战，在运动中避开敌军之优势兵力的打击，在运动中集中我军的兵力，寻找分散或弱小之敌，一举歼灭之。
《孙子兵法》与毛泽东的军事原则一样，掌握的关键在于岳飞所去：“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果失去了灵活运用这个灵魂，《孙子兵法》也好，毛泽东军事原则也好，均一并化为教条——实际上等于亵渎了它们。
no.102 知彼知己：不要看轻这句话（读孙武《孙子兵法·谋攻篇》）
知彼知己：不要看轻这句话（读孙武《孙子兵法·谋攻篇》）
知彼知已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摘自《孙子兵法·谋攻篇》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摘自毛泽东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2页）
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罩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则可能的。
——摘自毛泽东1938年5月《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2卷，第490页）
［解析］
毛泽东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战争的指导规律，它的科学价值超出了军事科学的范围，具有深这的哲理，是《孙子兵法》的精华所在。孙子是在“不可取于鬼神”（《用间篇口的反天命思想指导下，提出这个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著名命题的。他看到战争是生死搏斗，要达到“自保而全胜”（《形篇》），必须全面掌握情况，只知己不知彼是不行的。但孙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不自觉不彻底的。毛泽东用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思想改造了孙子这个著名命题并赋予新的含义：其一，揭示战争作为特殊的社会运动形式，有着内在的规律性，是“一种必然运动”，人们是可以认识它的，由此战争胜负也是可知的。其二，战争的认识对象包括敌我两个方面。要如实地反映敌我情况，必须去掉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或者明于知彼暗于知己的片面性，把了解整个战争贯穿在“学习和使用”的全过程。其三，战争双方各自的情况是发展变化的，要着眼于各自的矛盾特点，摸透彼此的长处和短处，掌握战争主动权。经过毛泽东的批判改造，“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个命题就成为“科学的真理”了。
具体说来，军事指挥员怎样才能做到“知彼知己”，从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呢？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对孙子的这句话作了充分的发挥。他说，要成为“百战不殆”、智勇双全的优秀军事家就要熟悉敌我双方的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子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系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然后实施计划。毛泽东还进一步发挥说，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地修改计划，“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子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的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经毛泽东的阐发，孙子的“知已知彼”思想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认识论，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军事认识化。
no.103 先让一步，是以弱胜强的法宝（读《左传·庄公十年》）
先让一步，是以弱胜强的法宝（读《左传·庄公十年》）
［原文］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判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偏，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判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
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摘自《左传·庄公十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
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3、204页）
［解析］
《左传》，也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是配合《春秋》的古代编年史，记事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14年（公元前454年），比《春秋》多17年。《春秋》仅是最简括的历史大事记，相传曾由孔子修订。《左传》则详载其本末及有关侠闻琐事，保存了大量史料，相传为鲁国人左丘明著。他曾任鲁国太史，双目失明，与孔子同时。清代学者认为该书是刘歆改编，近人认为是战国初人根据各国史料编成，目的是用事实解释《春秋》。该书虽为鲁国的编年史，但同时包含了春秋时代其他各国的史实，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它生动地记叙了各国君主争夺霸权和互相兼并的社会历史面貌，描述了许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对战争的描写，更是有声有色，详略适度。
齐鲁长勺之战，是春秋时以弱胜强的一个战例，发生在鲁庄公10年（公元前684年）。长勺，地名，在今山东莱芜县东北。《春秋》的记载只一句话：“公败齐师与长勺。”《左传》则记叙了其战前、战中、战后的全过程。这段记叙后来以“曹刿论战”为篇名被收入许多选本。齐、鲁为邻国，齐在今山东的中部和东北部，是大国；鲁在今山东的南部，是小国。开篇说“齐师伐我”的“我”，即鲁国。强兵压境，对弱方来说，如何应战是很关键的。曹刿的做法是，在战略方面，把取信于民作为战胜敌人的政治基础，只有对人民尽本分，得到人民的支持，才可能作战。在战术方面，一是注重战场情况的实地调查，必待“视其辙乱，望其旗靡”，然后追击；二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取后发制人的原则，必待“彼竭我盈”然后进攻。
1936年，毛泽东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时，十分注重这个战例在军事思想方面的价值。在第五章“战略防御”的第三节“战略退却”中，他全文引用了“曹列化战”这段文章，并进行了精当的分析：战前的政治准备，反攻的时机，追击的时机，表示十分欣赏，认为他采取了红军时期提出的“敌疲我打”的方针，体现了战略防御的原则。
在“战略退却”这一节的开头，毛泽东还说：“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样，便把战略退却视为弱军战胜强军的一个有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战略步骤。
接下来，毛泽东又例举了中国战史上“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一些战例。其中，（1）楚汉成皋之战：成皋故城在今河南省荣阳县西北部，为古代军事重地。公元前203年，汉王刘邦和楚王项羽曾相持于此。当时项羽接连攻下荥阳、成皋，刘邦几乎溃不成军。但后来刘邦终于等待到楚军在汜水半渡的时机，大破楚军，复取成皋。（2）新汉昆阳之战：昆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叶县境内。公元23年，刘秀（后称东汉光武帝）在这里击破王莽（公元8年称帝，定国号为新）的军队，这次战争双方军力强弱县殊，刘秀只有八九千人，而王莽有40余万人。但刘秀利用王莽的将军王寻、王邑轻敌懈怠，以精兵3000突破王莽军队的中坚，乘锐进击，大破敌军。（3）袁曹官渡之战：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公元200年，曹操军队和袁绍军队战于此处。当时袁绍拥军10万，而曹操兵少粮尽。但曹操利用袁军的轻敌无备，实行轻兵偷袭，烧了袁军的辎重。袁军慌乱，曹军出击，歼灭了袁军主力。（4）吴魏赤壁之战：吴指孙权方面，魏指曹操方面。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公元208年，曹操率兵数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出兵3万，并且同刘备联合，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在赤壁一带用火攻烧曹军船只，大破曹军。（5）吴蜀彝陵之战：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公元222年，吴将陆逊在这里大败蜀汉的刘备。这次战争一开始，蜀军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陆逊守七八月不战，直待刘备“兵瘦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大破蜀军。（6）秦晋淝水之战：公元383年，东晋将军谢玄大败秦王苻坚于安徽淝水。当时苻坚有步兵60余万、骑兵27万、卫队3万余骑，东晋只有水陆军8万。在两军隔淝水对峙的时候，晋军将领要求淝水以北的秦军让出一片战场来，以便晋军渡水决战。秦军应允后撤，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晋军乘机渡水攻击，大败秦军。对这些战例，毛泽东信手拈来，可见他对史家所叙战事之熟。毛泽东对历史上这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著名战例的关注，恰于中国共产党人所处的战略地位有关。毛泽东
灵活运用了古人的战略战术，创造出了自己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优秀战例，堪称军事史上的佳话。“示弱”战术与老子哲学有相通之处，所以有人认为《老子》也是兵法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