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风流儒雅旷世才——汉代辞赋大家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约前179年—前117年)，字长卿，四川蓬州（今南充 蓬安）人，汉族，一说成都人，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善鼓琴，其所用琴名为“绿绮”，是传说中最优秀的琴之一。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击剑，被汉景帝封为“武骑常侍”，但这并非其初衷，故借病辞官，投奔临邛县令王吉。临邛县有一富豪卓王孙，其女卓文君，容貌秀丽，素爱音乐又善于击鼓弹琴，而且很有文才，但不幸成望门新寡。
司马相如早巳听说卓王孙有—位才貌双全的女儿，他趁一次作客卓家的机会，借琴表达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他弹琴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这种在今天看来也是直率、大胆、热烈的措辞，自然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动，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当夜，卓文君收拾细软走出家门，与早已等在门外的司马相如会合，从而完成了两人生命中最辉煌的事件。
卓文君也不愧是一个奇女子，与司马相如回成都之后，面对家徒四壁的境地（这对爱情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大大方方地在临邛老家开酒肆，自己当垆卖酒，终于使得要面子的父亲承认了他们的爱情。
后人则根据他二人的爱情故事，谱得琴曲《凤求凰》流传至今。
唐代诗人张祜则有《司马相如琴歌》一首，曰：
凤兮凤兮非无凰，山重水阔不可量。
梧桐结阴在朝阳，濯羽弱水鸣高翔。
个人作品
【琴歌二首】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
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第一首表达相如对文君的无限倾慕和热烈追求。相如自喻为凤，比文君为皇（凰），在本诗的特定背景中有多重含义。
其一凤凰是传说中的神鸟，雄曰凤，雌曰凰。古人称麟、凤、龟、龙为天地间“四灵”，（《礼记·礼运》）凤凰则为鸟中之王。《大戴礼·易本名》云：“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长卿自幼慕蔺相如之为人才改名“相如”，又在当时文坛上已负盛名；文君亦才貌超绝非等闲女流。故此处比为凤凰，正有浩气凌云、自命非凡之意。“遨游四海”更加强了一层寓意，既紧扣凤凰“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羽弱水，莫（暮）宿风穴”（郭璞注《尔雅》引天老云）的神话传说，又隐喻相如的宦游经历：此前他曾游京师，被景帝任为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相如志不获展，因借病辞官客游天梁。梁孝王广纳文士，相如在其门下“与诸生游士居数岁”。后因梁王卒，这才反“归故乡”。足见其“良禽择木而栖。”
其二，古人常以“凤凰于飞”、“鸾凤和鸣”喻夫妻和谐美好。如《左传·庄公廿二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铿锵。”此处则以凤求凰喻相如向文君求爱，而“遨游四海”，则意味着佳偶之难得。
其三，凤凰又与音乐相关。如《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又《列仙传》载：秦穆公女弄玉与其夫萧史吹箫，凤凰皆来止其屋，穆公为作凤台，后弄玉夫妇皆乘凤而去。故李贺尝以“昆山玉碎凤凰叫”（《李凭箜篌引》）比音乐之美。文君雅好音乐，相如以琴声“求其皇”，正喻以琴心求知音之意，使人想起俞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的音乐交浪，从而发出芸芸人海，知音难觅之叹。; 第二首写得更为大胆炽烈，暗约文君半夜幽会，并一起私奔。“孳尾”，指鸟兽雌雄交媾。《尚书·尧典》：“厥民析，鸟兽孳尾。”《传》云：“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妃”，配偶。《说文》：“妃，匹也。”“交情通意”，交流沟通情意，即情投意合。“中夜”，即半夜。前两句呼唤文君前来幽媾结合，三四句暗示彼此情投意合连夜私奔，不会有人知道；五六句表明远走高飞，叮咛对方不要使我失望，徒然为你感念相思而悲伤。盖相如既已事前买通文君婢女暗通殷勤，对文君寡居心理状态和爱情理想亦早有了解，而今复以琴心挑之，故敢大胆无忌如此。 这两首琴歌之所以赢得后人津津乐道，首先在于“凤求凰”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思想。相如文君大胆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罗网和封建家长制的樊篱，什么“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什么“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仪礼·丧服》）什么“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班昭《女诫》）什么“男女……无币不相见，”（《礼记·坊记》）“门当户对”等等神圣礼法，统统被相如文君的大胆私奔行动崐踩在脚下，成为后代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一面旗帜。试看榜样的力量在后代文学中的影响吧：《西厢记》中张生亦隔墙弹唱《凤求凰》，说：“昔日司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虽不及相如，愿小姐有文君之意。”《墙头马上》中李千金，在公公面前更以文君私奔相如为自己私奔辩护；《玉簪记》中潘必正亦以琴心挑动陈妙常私下结合；《琴心记》更是直接把相如文君故事搬上舞台……足见《凤求凰》反封建之影响深远。
其次，在艺术上，这两首琴歌，以“凤求凰”为通体比兴，不仅包含了热烈的求偶，而且也象征着男女主人公理想的非凡，旨趣的高尚，知音的默契等丰富的意蕴。全诗言浅意深，音节流亮，感情热烈奔放而又深挚缠绵，融楚辞骚体的旖旎绵邈和汉代民歌的清新明快于一炉。即使是后人伪托之作，亦并不因此而减弱其艺术价值。
这两首诗，据说就是相如弹琴歌唱的《凤求皇》歌辞。因《史记》未载此辞，到陈朝徐陵编《玉台新咏》始见收录，并加序说明，唐《艺文类聚》、宋《乐府诗集》等书亦收载，故近人或疑乃两汉琴工假托司马相如所作。琴歌一类作品，假托的现象确实很多，但又难以找到确切根据来证明。
【长门赋】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逾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言我朝往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亲。
伊予志之慢愚兮，怀贞悫之欢心。愿赐问而自进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虚言而望诚兮，期城南之离宫。修薄具而自设兮，君曾不肯乎幸临。廓独潜而专精兮，天漂漂而疾风。登兰台而遥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云郁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昼阴。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飘风回而起闺兮，举帷幄之襜襜。桂树交而相纷兮，芳酷烈之訚訚。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啸而长吟。翡翠协翼而来萃兮，鸾凤翔而北南。
心凭噫而不舒兮，邪气壮而攻中。下兰台而周览兮，步从容于深宫。正殿块以造天兮，郁并起而穹崇。间徙倚于东厢兮，观夫靡靡而无穷。挤玉户以撼金铺兮，声噌吰而似钟音。
刻木兰以为榱兮，饰文杏以为梁。罗丰茸之游树兮，离楼梧而相撑。施瑰木之欂栌兮，委参差以槺梁。时仿佛以物类兮，象积石之将将。五色炫以相曜兮，烂耀耀而成光。致错石之瓴甓兮，象玳瑁之文章。张罗绮之幔帷兮，垂楚组之连纲。
抚柱楣以从容兮，览曲台之央央。白鹤嗷以哀号兮，孤雌跱于枯肠。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徵以却转兮，声幼眇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昂。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諐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抟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茞香。
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迋迋若有亡。众鸡鸣而愁予兮，起视月之精光。观众星之行列兮，毕昴出于东方。望中庭之蔼蔼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
长门赋，开斌体宫怨题材之先河。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未曾记载有此赋存在。最早见于《文选》，关于长门赋，有一种倾向是托名之作，即不是司马相如所写的。根据有两点，一是萧统编《文选》的时候在《长门赋》前收录了一则并序。这个赋序在时间上和事实上有点出入——序是这样的：“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上，陈皇后复得亲幸。”陈皇后的结局是郁郁而死，并没有序里面说的那么好。而其时，司马相如是否还在成都鬻酒，这也有待商榷。第二点，也是最主要的，《长门赋》的风格迥异于司马之前的作品《子虚赋》《上林赋》。前两者洋洋洒洒，规模宏大，铺张扬厉，生动体现了司马赋的特点，以及当时汉赋所具备“劝百风一”的主要手法。而且，这两者创作的时间跨度相当大，可以说是司马赋的一而贯之的风格。所以，对于这篇异军突起似的幽咽细腻的《长门赋》来讲，有这样的怀疑也是情有可原。我本人倾向于怀疑托名之作——在这方面，汉代文人的名声不是很好，托名作之盛行，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多了一篇《长门赋》不多，少了一篇也不少。何悼《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五云:“此文乃后人所拟，非相如作。其此细丽，盖平子之流也。”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假设之辞”亦有此意。
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上，陈皇后复得亲幸。
no.2 文起八代之衰 名贯唐宋八家——大文豪韩愈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后，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三十六岁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五十岁后，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五十七岁终。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他与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合称为唐宋八大家.韩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南阳（今河南省孟县）人。贞元八年（七九二）进士。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于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历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
他是唐代着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谲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挚电的壮观。
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no.3 童子解吟长恨曲 胡儿能唱琵琶篇 ——唐代诗人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汉族，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唐代诗人和文学家，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他的诗在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有广泛影响，与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其曾祖父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其祖父白湟又迁居河南新郑。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公元772年2月28日），白居易在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降生了。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号“香山居士”。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等极为有名。
邓肖达曾说：“正是因为白乐天的诗老妪能解，才确立了他的诗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宋代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說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
晚年与刘禹锡友善，称刘白，提倡歌诗发挥美刺讽喻作用。其词极有特色，以风格明丽见长，为后世词人所推崇。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 《问刘十九》《买花》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
白居易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但仍写了许多好诗，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纪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 “古歌旧曲君休听， 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
no.4 婉约词派的一流人物秦观
秦观（1049-1100），字少游，号邗沟居士和淮海居士，学者称淮海先生。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北宋文学家。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曾任太学博士（即国立大学的教官）、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政治上倾向旧党，哲宗时“新党”执政，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徏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至藤州而卒。他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号称为“苏门四学士”，颇得苏轼赏识。秦观生性豪爽，洒脱不拘，溢于文词。20岁，作《浮山堰赋》。24 岁，作《单骑见虏赋》，为世人所重。其散文长于议论，《宋史》评为“文丽而思深”。其诗长于抒情，敖陶孙《诗评》说：“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他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历来词誉甚高，然而缘情婉转，语多凄黯。有的作品气格较弱。代表作为《鹊桥仙》（纤云弄巧）、《望海潮》（梅英疏淡）、《满庭芳》（山抹微云）等。《鹊桥仙》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被誉为“化腐朽为神奇”的名句（见《蓼园词选》）。《满庭芳》中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被称做“天生的好言语”（《能改斋漫录》引晁补之语）。张炎《词源》说：“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生平详见《宋史》卷四四四。著有《淮海集》40卷、《淮海词》（又名《淮海居士长短句》）、《劝善录》、《逆旅集》。又辑《扬州诗》、《高邮诗》。其《蚕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蚕桑专著。又善书法，小楷学钟、王，姿媚遒劲可爱，草书有东晋风味，真、行学颜真卿。建炎四年（1130），南宋朝廷追赠秦观为“直龙图阁学士”。高邮文游台、秦观读书台、《秦邮帖》石刻、扬州云山图、“淮东第一观”石刻，保存至今。
秦观的婚姻
秦观的正妻叫徐文美，而非传说中的苏小妹。这是他自己在为岳父写的文章里交代的。他的岳父是高邮一位姓徐的富商，因为有点钱，捐了一个主簿的官当，生了三个女儿，分别叫徐文美、徐文英、徐文柔。秦观在《徐君主簿行状》一文末尾说：“徐君女三人，尝叹曰：子当读书，女必嫁士人。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
关于其妻就是点了一下名字而已，在秦观的诗文中再无丁点提及，徐文美大概不是秦观钟爱的女子。有人统计，秦观留传下来的四百多首诗词，约四分之一为“爱情诗”，而其中的主人公绝大多数是青楼歌女。钱钟书在《宋诗选注》的序里说秦观的诗是“公然走私的爱情”。《茹溪渔隐丛话》引《艺苑雌黄》说了秦观的一件风流事。秦观在绍兴的时候，由当地最高长官太守接待，住高级宾馆蓬莱阁。一日，在席上看中一个歌妓，于是赋《满庭芳》，开头一句是“山抹微云”，后来就是“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了。此词流传甚广，苏轼曾戏称秦观为“山抹微云秦学士”。
明代的蒋一葵在《尧山堂外纪》中则透露了秦观的另两次艳事。“秦少游在蔡州，与营妓楼婉字东玉者甚密”，他专为情人写了一首《水龙吟》，还费心地将楼东玉的名字写进去，“小楼连苑横空”、“玉佩丁东别后”就是谜面。而“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照人依旧”是说他们幽会情景的。秦观还有过一位叫陶心儿的情人，他曾赠一首《南歌子》给这位名妓，末句的“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就是为陶心儿的“心”字打的哑谜。
才情都用在妓女身上，是不是有点“浪费”？以至于黄庭坚都看不过去了，写了一首诗劝告他，其中有“才难不易得，志大略细谨”的句子，秦观看了很不高兴。
传统的诗词鉴赏，分析秦观时，总是定性为写“歌妓的恋情，同时又融入自己的身世之感”，但这并不适合解读秦观的所有爱情词。拿他的经典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来说，就并没有牵连到什么仕途失意的身世之感。相反，如果结合他放浪的情感经历来看，完全可以大胆地假设，这只是秦少游安慰痴情女子的托词，或者说摆脱一段旧恋情的美丽借口。
no.5 才艺超群的大诗人陆游
陆游（1125年11月13日-1210年1月26日） 南宋诗人,字务观，号放翁，浙江绍兴人,汉族。12岁即能诗文，一生著作丰富，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等数十个文集存世，存诗9300多首，是我国现有存诗最多的诗人。陆游具有多方面文学才能，尤以诗的成就为最。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今尚存九千三百余首。其中许多诗篇抒写了抗金杀敌的豪情和对敌人、卖国贼的仇恨，风格雄奇奔放，沉郁悲壮，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在生前即有“小李白”之称，不仅成为南宋一代诗坛领袖，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 词作量不如诗篇巨大，但和诗同样贯穿了气吞残虏的爱国主义精神。陆游的著作有《放翁词》一卷，《渭南词》二卷。他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一直被人民广为传诵。
他始终坚持抗金，在仕途上不断受到当权派的排斥打击。中年入蜀抗金，长期的军事生活丰富了他的文学内容，作品吐露出万丈光芒，成为杰出诗人。“气吞残虏”。生当北宋灭亡之际，少年时即深受家庭中爱国思想的熏陶。绍兴中应礼部试，为秦桧所黜。高宗即位，赐进士出身。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入闽任宁德县主簿．据《宁德县志》卷三《宦绩》中记载：“陆游，字务观，即放翁也┅┅绍兴二十八年任邑薄，有善政，百姓爱戴”。在宁德的南漈山上建有陆游塑像．曾任镇江隆兴通判．乾道六年（1170）入蜀，任夔州通判。乾道八年，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投身军旅生活。后官至宝章阁待制。 陆游在政治上，主张坚决抗战，充实军备，要求"赋税之事宜先富室，征税事宜覆大商"，一直受到投降集团的压制。晚年退居家乡，但收复中原的信念始终不渝。一生创作诗歌很多，今存九千多首，内容极为丰富。抒发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疾苦，批判当时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风格雄浑豪放，表现出渴望恢复國家统一的强烈爱国热情。《关山月》、《书愤》、《农家叹》、《示儿》等篇均为后世所传诵。抒写日常生活，也多清新之作。亦工词，杨慎谓其纤丽处似秦观，雄慨处似苏轼。但有些诗词流露出消极情绪。他初婚唐氏，《钗头凤》等，都真挚动人。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在母亲压迫下离异，其痛苦之情倾吐在部分诗词中，如《沈园》。
他的诗歌艺术创作，继承了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等人的优良传统，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卓越诗人 。他的主要著作有《渭南文集》，《剑南诗稿》，《放翁词》，《南唐书》，《老学庵笔记》。
陆游书名为诗名所掩，陆游亦工书翰，精行草和楷书。他自称"草书学张颠（张旭），行书学杨风（凝式）。"他的书法简札，信手拈来，飘逸潇洒，秀润挺拔，晚年笔力遒健奔放。朱熹称其笔札精妙，遒严飘逸，意致高远。遗留书作不多，书论有《论学二王书》。传世之作有《苦寒帖》、《怀成都诗帖》等。
他的作品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國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他的学生称赞他说：“论诗何止高南渡，草檄相看了北征”；一个宋代遗老表扬他说：“前辈评宋渡南后诗，以陆务观拟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与拜鹃心事实同”。这两个跟他时代接近的人注重他作品的第一方面。然而，除了在明代中叶他很受冷淡以外，陆游全靠那第二方面去打动後世好几百年的读者，像清初杨大鹤的选本，方文、汪琬、王苹、徐釚、冯廷櫆、王霖等的摹仿，像“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香菱的摘句，像旧社会裹无数客堂、书房和花园中挂的陆游诗联都是例证。就此造成了陆游是个“老清客”的印象。当然也有批评家反对这种一偏之见，说“忠愤”的诗才是陆游集里的骨干和主脑，那些流连光景的“和粹”的诗只算次要。可是，这个偏向要到清朝末年才矫正过来；谈者痛心国势的衰弱，愤恨帝国主义的压迫，对陆游第一方面的作品有了极亲切的体会，作了极热烈的赞扬，例如：“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呜；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这几句话彷佛是前面所引两个宋人的意见的口声，而且恰像山谷裹的回声一样，比原来的声音洪大震荡得多了。
“扫胡尘”、“靖国艰”的诗歌在北宋初年就出现过，像路振的“伐棘篇”。靖康之变以後，宋人的爱国作品增加了数目，前面也选了一些。不过，陈与义、吕本中、汪藻、杨万里等人在这方面跟陆游显然不同。他们只表达了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并没有投身在灾难里、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國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弘愿；只束手无策地叹息或者伸手求助地呼吁，并没有说自己也要来动手，要“从戎”，要“上马击贼”，能够“慷慨欲忘身”或者“敢爱不赀身”，愿意“拥马横戈”。“手枭逆贼清旧京”。这就是陆游的特点，他不但写爱国、忧国的情绪，并且声明救国、卫国的胆量和决心。譬如刘子翚的诗里说：“中兴将士材无双……胡儿胡儿莫窥江！”“低头拔胡箭，却向胡军射……男儿取封侯，赴敌如饥渴”，语气已经算比较雄壮了，然而讲的是别人，是那些“将士”和“男儿”──正像李白、王维等等的“从军行”讲的是别人，尽管刘子翚对他的诗中人有更真切的现实感，抱更迫切的希望。试看陆游的一个例：“鸭绿桑乾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快着鞭！”尽管他把自己搁後，口吻已经很含蓄温和，然而明明在这一场英雄事业里准备有自己的份儿的。这是“诗经”“秦风”里“无衣”的意境，是李牧“闻庆州赵纵使君中箭身死长句”的意境，也是和陆游年辈相接的岳飞在“满江红”词里表现的意境；在北宋像苏舜钦和郭祥正时诗里，在南北宋之交像韩驹的诗里，也偶然流露过这种“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谁知我亦轻生者”的气魄和心情，可是从没有人像陆游那样把它发挥得淋漓酣畅。这也正是杜甫缺少的境界，所以说陆游“与拜鹃心事实同”还不算很确切，还没有认识他别开生面的地方。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也是在傍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
1.作为一名杰出的诗人，陆游一生创作诗歌9300余首。这些诗中大多数都是与抗击侵略者的有关的。或者描写火热的军中生活，“失衣卧枕戈，睡觉身满霜”，或者寄托自己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和自己空抱一腔报国热情的愁闷心情。 2.陆游的诗歌不仅始终贯注着炽烈的爱国热情，而且同情当时人民的疾苦。忧国和忧民的思想在他的作品里交织在一起。他在《太息》、《秋获歌》等诗篇里，揭露了官僚和豪强对下层人民的剥削，同时又真切地写出了下层人民勤劳、善良的优秀品质。
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中国有一首家喻户晓的古诗--《示儿》。诗中这样写道，“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诗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临终嘱咐。诗中表达了一个即将去逝的老人至死都不忘因为外族的入侵而山河破碎的祖国，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祖国光复的那一天，不要忘记告诉他胜利的好消息。从这首诗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一位老诗人在人生的弥留之际强烈的爱国之心。他就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陆游。
陆游是中国南宋诗人，生于公元1125年。陆游生活的时代，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金国频频向宋朝发动战争，积贫积弱的宋朝丧失了大量国土，被迫不断向南迁移，人民生活在战乱和动荡之中。少年时代的陆游就不得不随着家人逃难，饱尝流离失所的痛苦。
陆游从小受到父亲强烈爱国思想的熏陶，很早就养成了忧国忧民、渴望國家重建的品格。为了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理想，他特别注意学习兵书。20岁时，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希望自己有一天能亲临战场、杀敌报国。然而直到四十多岁时，他才有机会在军中做一名军官，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
不到一年的军中生活，在陆游的生活和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身着戎装，来往于前线各地，抗敌将士的艰苦生活和爱国热情，极大地开拓了他的诗歌境界，豪迈而悲壮也成为他一生诗歌创作的基调。
1162年，宋孝宗赵慎起用主战派张浚，准备北伐。孝宗召见了陆游，陆游趁此良机提出了许多政治军事主张，并给予赵慎以有力支持。但是北伐失利，宋再度向金求和，孝宗意志动摇，朝中主和派重新抬头，张浚被罢官，陆游也被削职还乡。1170年，陆游到夔州（今四川奉节县）任通判。后来又到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幕府中办理军务，积极向王炎提出恢复中原的作战策略。但是，由于朝中投降派的阻挠破坏，王炎被召回朝廷，幕府也被撤散。陆游的作战主张不仅得不到实现，自己也被调到成都府安抚司任参仪官。
1173年夏，他被任命为蜀州（四川崇庆）通判（副州官）。不久，又被调到嘉州（四川乐山），年底才又回到蜀州。报国无门，爱民无力，终于在1174年十月，陆游又被调到荣州（四川荣县）去摄理州事。陆游，在蜀州虽然只有一年多时间，但对蜀州感情十分深厚。即使晚年回到浙江山阴老家，也还写了许多记念蜀州的诗篇。蜀州人民也怀念放翁诗人，诗人长溘之后，人们的罨花池旁为他和赵忭（〔宋代〕一御吏，曾作蜀州官）修一庙宇，称赵陆公祠，后改称“二贤祠”。现在，“二贤祠”已改建为“陆游纪念馆”。
作为一名杰出的诗人，陆游一生创作诗歌9300余首。这些诗中大多数都是与抗击侵略者的有关的。或者描写火热的军中生活，“失衣卧枕戈，睡觉身满霜”，或者寄托自己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和自己空抱一腔报国热情的愁闷心情。
陆游的诗歌不仅始终贯注着炽烈的爱国热情，而且同情当时人民的疾苦。忧国和忧民的思想在他的作品里交织在一起。他在《太息》、《秋获歌》等诗篇里，揭露了官僚和豪强对下层人民的剥削，同时又真切地写出了下层人民勤劳、善良的优秀品质。
除了诗歌作品，陆游还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这些作品有的记生活琐事，有的议论国计民生，有的叙述友人事迹，但都贯穿以爱国情感，有很强的感染力。
陆游一生饱经忧患，对普通人民所处的环境有充分的了解。他的作品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同代诗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陆游丰富的创作实践对他以后的宋代文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更为显著的，还在于他强烈执着的爱国主义精神方面。他的诗文作品，对遭受异族压迫的人民是莫大的精神鼓舞。每当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位在自己85岁的生命历程中深切关注祖国命运的诗人。
八百多年来，蜀州人民怀念伟大的爱国诗人，人们扶老携幼，不远千百里前来瞻仰、凭吊陆游。罨花池是陆游生活过的地方，这里的水榭楼台、林木花草，都篆刻下伟大诗人忧国忧民的诗篇。
他的《冬夜读书示子聿》中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成为千古名句，告诉人们：一个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人，才是真正有学问的人,《示儿》是陆游的绝笔，従这首诗中能看出陆游那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死了都还想着收复失地，而没说些分家产之类的话语。
no.6 “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寅
唐寅（1470—1523年），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故名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汉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出身商人家庭，父亲唐广德，母亲邱氏，自幼聪明伶俐。20余岁时家中连遭不幸，父母、妻子、妹妹相继去世，家境衰败，在好友祝允明的规劝下潜心读书，29岁参加应天府公试，得中第一名“解元”，30岁赴京会试，却受考场舞弊案牵连被斥为吏。此后遂绝意进取，以卖画为生。正德九年（1514年）曾应宁王朱宸濠之请赴南昌半年余，后察觉宁王图谋不轨，遂佯狂得以脱身而归。晚年生活困顿，54岁即病逝。他玩世不恭而又才气横溢，诗文擅名，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才子”，画名更著，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
历史上的唐伯虎尽管才华出众，有理想抱负，是位天才的画家，但他那愤世嫉俗的狂傲性格不容于这个社会。他一生坎坷，最后潦倒而死，年仅54岁。他临终时写的绝笔诗就表露了他骨心的留恋人间而又愤恨厌世的复杂心情：“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
擅山水、人物、花鸟，其山水早年随周臣学画，后师法李唐、刘松年，加以变化，画中山重岭复，以小斧劈皴为之，雄伟险峻，而笔墨细秀，布局疏朗，风格秀逸清俊。人物画多为仕女及历史故事，师承唐代传统，线条清细，色彩艳丽清雅，体态优美，造型准确；亦工写意人物，笔简意赅，饶有意趣。其花鸟画，长于水墨写意，洒脱随意，格调秀逸。除绘画外，唐寅亦工书法，取法赵孟頫，书风奇峭俊秀。有《骑驴思归图》、《山路松声图》、《事茗图》、《王蜀宫妓图》、《李端端落籍图》、《秋风纨扇图》、《枯槎鸜鹆图》等绘画作品传世。
唐寅文学上亦富有成就。工诗文，其诗多纪游、题画、感怀之作，以表达狂放和孤傲的心境，以及对世态炎凉的感慨，以俚语、俗语入诗，通俗易懂，语浅意隽。著《六如居士集》，清人辑有《六如居士全集》。
no.7 旷世大才子汤显祖
汤显祖(1550～1616) 明代戏曲作家。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若士，晚号茧翁，自署清远道人。临川人（今江西临川）。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汤氏祖籍临川县云山乡，后迁居汤家山（今抚州市）。汤显祖从小聪明好学，“童子诸生中，俊气万人一”，汤显祖十四岁便补了县诸生。二十一岁中了举人。按他的才学，在仕途上本可望拾青紫如草芥了。但是，跟随整个明代社会一起堕落的科举制度已经腐败，考试成了上层统治集团营私舞弊的幕后交易，成为确定贵族子弟世袭地位的骗局，而不以才学论人。万历五年、八年两次会试，当朝首辅张居正要安排他的几个儿子取中进士，为遮掩世人耳目，又想找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作陪衬。他打听到海内最有名望的举人无过于汤显祖和沈某等人，就派了自己的叔父去笼络他们。声言只要肯同宰相合作，就许显祖等中在头几名。以宰相之威势，加以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诱惑，沈某等出卖了自己，果然中了高科；但汤显祖却洁身自好，一无所动。他虽然并不反对张居正的政治改革，但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憎恶这种腐败的风气，因而先后两次都严峻地拒绝了招揽。说：“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汤显祖名落孙山。而且，在张居正当权的年月里，他永远落第了。但因此，汤显祖却以高尚的人格和洁白的操守，得到海内人士的称赞。张居正死后，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相，他们也曾许他以翰林的地位拉显祖入幕，显祖都拒绝了。 
三十四岁，汤显祖以极低的名次中了进士，布满荆棘的仕途从此开始。他先在北京礼部观政（见习），次年以七品官到南京任太常寺博士。一住七年。自永乐以来，南京是明朝的留都。虽各部衙门俱全，实际上毫无权力，形同虚设，太常寺尤为其中的闲职。有人咏之于诗曰：“印床高阁网尘纱，日听喧蜂两度衙。”其闲寂可想而知。然而，当时南京却是文人荟萃之地，诗文家不论，即戏曲家，前后就有徐霖、陈大声、何良俊、金在衡、臧懋循诸名家。汤显祖在此，一面以诗文、词曲同一些人切磋唱和，一面研究学问，作书中蠹鱼。虽至夜半，书声琅琅不绝于口。别人问他：“老博士何为嗜书？”答曰：“吾读书不问博士非博士。”这种恬淡自得的生活正同因投靠张居正而终于在这时被严加处分的文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留都也不太平。这里正进行着文学思想的激烈斗争。早在嘉靖时代，文坛上就盛行着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万历期间，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步其后尘，有加无已。风气所及，一时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之类。其中王世贞不仅有才能，而且有地位和势力。万历十一年（1583），他以应天府尹的身份赴南京，后在这里为刑部侍郎、尚书。地位显赫。士大夫趋之若鹜。许多人奔走在他门下。他的片言只语，便可“翕张贤豪，吹嘘才俊”，俨然为文坛盟主。可是，汤显祖是一个尊重文学而不屈服于势力的人，他重创新而反对复古，他注意汲取古代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而不为复古派所规定的范围所局限。他的文学思想和旨趣与王世贞辈大相径庭。因此，他虽与王世贞同在南都，且又为王世贞之弟世懋的直接下属，却不愿与王氏兄弟相往还。他写信给朋友说：“无与北地诸君接逐之意，北地诸君亦何足接逐也。”更有趣的是，汤显祖为揭露文学复古派的真面貌，还约了友人把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的诗文拿来解剖，划出他们诗文中模拟、剽窃汉史唐诗的字句，涂涂抹抹，一一作俎上之论。王世贞知道后，也无可如何，哑然失笑而已。这表明，汤显祖不仅不以权势是从，而且当复古文学思潮笼罩海内时，他有主见，有特识，决不随波逐流。
这不是说汤显祖有一种先天性的反抗性格，这实际上是他接受古代优秀的文化思想、特别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接受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反理学、反传统、反专制的思想影响的结果。明代中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在哲学上，出现了王艮、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离经叛道的思想家。他们的观点虽不尽相同，但都以掀翻天地的雄心，赤手缚龙蛇的气概，痛斥口谈道德而心存富贵的伪君子，并以“非圣无法”自命。在思想文化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汤显祖早年就做了罗汝芳的学生，自小跟他学道，读“非圣之书”。后来又与激进的禅宗大师紫柏交朋友，尤其敬仰激进的思想家李贽，读其《焚书》，十分倾慕。他说：“如明德先生者（汝芳），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紫柏）之雄，听以李百泉（贽）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形成了他政治上、文学上的反抗性和斗争性，也被人称之为“狂奴”。这样，他不仅在品格上不愿与专制的统治者同流合污，而且在政治上锋芒毕露。万历十九年（１５９１），汤显祖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的任上，上了一篇《论辅臣科臣疏》，严词弹劾首辅申时行和科臣杨文举、胡汝宁，揭露他们窃盗威柄、贪赃枉法、刻掠饥民的罪行，疏文对万历登基二十年的政治都作了抨击。疏文一出，神宗大怒，一道圣旨就把汤显祖放逐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县为典史。一年后遇赦，内迁浙江遂昌知县。在遂昌，他“去钳剭（ｗú，杀戮），罢桁（ｈéｎｇ）杨（加在脚上或颈上以拘系囚犯的刑具），减科条，省期会”，建射堂，修书院。有时下乡劝农，常年则与青衿子秀切磋文字。这种古循吏的作风，终于使浙中这块僻瘠之地大为改观，桑麻牛畜都兴旺起来。也许汤显祖是把这里当作他的理想王国了，在上述善政之外，竟然擅自放监狱中的囚犯回家过年，元宵节让他们上街观灯，为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无顾忌。这使他的政敌终于抓住了把柄，待考核官员的时机一到，他们就出来暗语中伤。汤显祖自然知道有人想赶走他。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听说朝廷将派税使来遂昌扰民，他不堪忍受，便不待别人攻击，给吏部递了辞呈；他也不等批准，就扬长而去，回到家乡。后来，吏部和都察院以 “浮躁”为由正式给他一个罢职闲住的处分时，他弃此敝履早过三年。
no.8 传神文笔足千秋 几回掩卷哭曹侯——曹雪芹
曹雪芹（1715--1763年），清代小說家。名沾，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他出身于一个“百年望族”的大官僚地主家庭，从曾祖父起三代世袭江宁织造一职达六十年之久。后来父亲因事受株连，被革职抄家，家庭的衰败使曹雪芹饱尝了人生的辛酸。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十年里，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红楼梦》的写作和修订，死后遗留下《红楼梦》前八十回的稿子。《红楼梦》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思想认识深刻、艺术手法精湛，是中国古典小說中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现存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中的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约1738--约1815年）所续。
生平介绍
曹雪芹的曾祖曹玺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玄烨的保姆。祖父曹寅做过玄烨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玄烨宠信。玄烨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负责接驾，并住在曹家。曹寅病故，其子曹顒、曹頫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他们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此职达60年之久。曹雪芹自幼就是在这“秦淮风月”之地的“繁华”生活中长大的。雍正初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一系列打击。曹頫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罪名革职，家产抄没。曹頫下狱治罪，“枷号”一年有余。这时，曹雪芹随着全家迁回北京居住。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他蔑视权贵，远离官场，过着贫困如洗的艰难日子。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专心一志地从事《红楼梦》的写作和修订。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曹雪芹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到了这一年的除夕（1764年2月12日），终于因贫病无医而逝世，享年五十岁。曹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他性格傲岸，愤世嫉俗，豪放不羁。嗜酒，才气纵横，善谈吐。曹雪芹是一位诗人。他的诗，立意新奇，风格近于唐代诗人李贺。他的友人敦诚曾称赞说：“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又说：“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但他的诗仅存题敦诚《琵琶行传奇》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曹雪芹又是一位画家，喜绘突兀奇峭的石头。敦敏《题芹圃画石》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磊时。”可见他画石头时寄托了胸中郁积着的不平之气。曹雪芹的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小说的创作。
他的小说《红楼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艺术精湛，把中国古典小說创作推向最高峰，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红楼梦》是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产物。今传《红楼梦》80回以后他已写完，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流传下来。由高鹗（或只是修订者）续书。
no.9 亦庄亦谐的大学士纪晓岚
姓纪名昀，字晓岚，谥文达，世称文达公，晚号石云、春帆，河北沧州崔尔庄人(1724～1805)。乾隆19年中进士，又授为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因学识渊博为乾隆赏识。曾因为亲家两淮盐运史庐见曾有罪受到株连被发配到新疆乌鲁木齐，后召还，乾隆以土尔扈特归还为题“考”他，命他为《四库全书》总纂官，至乾隆46年完成，耗时十年。次年擢升为兵部侍郎、左副都御史、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职务为大学士之副职，从一品），死后谥文达。纪晓岚住于阅微草堂。著有《阅微草堂笔记》，其后人整理有《文达公遗集》。其人除文才轩昂外，纵性放欲的个性在文字狱盛行的有清一代也非常有名。如
小横香室主人在《清朝野史大观》卷3中说:“公平生不谷食面或偶尔食之，米则未曾上口也。饮时只猪肉十盘，熬茶一壶耳。”
采蘅之的《虫鸣漫录》卷2:“纪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以肉为饭，无粒米入口，日御数女。五鼓如朝一次，归寓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不可缺者。此外乘兴而幸者，亦往往而有。”
昭枪在《啸亭杂录》卷10“（公）今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真奇人也。”
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河间纪文达公，为一代巨儒。幼时能于夜中见物，盖其禀赋有独绝常人人者。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抽。尝以编辑《四库全书》，值宿内庭，数日未御女，两睛暴赤，颧红如火。纯庙偶见之，大惊，询问何疾，公以实对。上大笑，遂命宫女二名伴宿。编辑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宫女赐之。文达欣然，辄以此夸人，谓为‘奉旨纳妾’云。”
鲁迅论纪晓岚及《阅微草堂笔记》（见《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二篇 《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
《聊斋志异》风行逾百年，摹仿赞颂者众，顾至纪昀而有微辞。
《阅微草堂笔记》虽“聊以遣日”之书，而立法甚严，举其体要，则在尚质黜华，追踪晋宋；自序云，“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辨宏通，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简淡数言，自然妙远，诚不敢妄拟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20）者，即此之谓。其轨范如是，故与《聊斋》之取法传奇者途径自殊，然较以晋宋人书，则《阅微》又过偏于论议。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
欲有益人心，即与晋宋志怪精神，自然违隔；且末流加厉，易堕为报应因果之谈也。
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非 仅 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
《滦阳消夏录》方脱稿，即为书肆刊行，旋与《聊斋志异》峙立；《如是我闻》等继之，行益广。鲁迅《聊斋志异》
no.10 机敏有余 端谨不足的刘鹗
刘鹗（è），近代小說家。原名孟鹏，字云抟。后更名鹗，字铁云，又字公约。署名“鸿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寄籍山阳（今淮安）。出身官僚家庭，但不喜科场文字。他承袭家学，致力于数学、医学、水利学等实际学问，并纵览百家，喜欢收集书画碑帖、金石甲骨。其《铁云藏龟》一书，最早将甲骨卜辞公之于世。早年科场不利，曾行医和经商。光绪十四年(1888)至二十一年，先后入河南巡抚吴大澄、山东巡抚张曜幕府，帮办治黄工程，成绩显著，被保荐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知府任用。光绪二十三年(1897)，应外商福公司之聘，任筹采山西矿产经理。后又曾参与拟订河南矿务机关豫丰公司章程，并为福公司擘划开采四川麻哈金矿、浙江衢严温处四府煤铁矿，成为外商之买办与经纪人。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刘鹗向联军处购得太仓储粟，设平粜局以赈北京饥困。三十四年(1908)清廷以“私售仓粟”罪把他充军新疆，次年死于乌鲁木齐。
刘鹗生当封建王朝统治即将彻底灭亡的前夕，一方面反对革命，同时也对清末残败的政治局势感到不安和悲愤。他认为当时“国之大病，在民失其养。各国以盘剥为宗,朝廷以□削为事,民不堪矣。民困则思乱”（给黄葆年的信）。他要求澄清吏治,反对“苛政扰民”,以缓和阶级矛盾。在西方文明潮水般涌入的情况下，他开出的“扶衰振敝”的药 
刘鹗故居
方是,借用外国资本兴办实业,筑路开矿，使民众摆脱贫困，國家逐步走向富强。他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晋矿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但在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步伐并大肆进行经济掠夺的情况下，刘鹗对外商又多所迁就，其所定之制往往有损于國家主权和人民利益,因此“世俗交谪,目为汉□”。刘鹗信奉太谷学派，为太谷学派创始人周太谷弟子李光□的得意门生之一。他曾在给黄葆年的信中说,“一事不合龙川（李光□）之法”，“辄怏怏终夜不寐，改之而后安于心”。又在《老残游记》中借□姑与黄龙子之口宣扬他所承袭和发挥的太谷学派精义，以为宋儒理学的理、欲之分不近人情；在处世接物上倡导以人情为根据,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义”。同时认为儒、释、道三教殊途同归,其根本都在“诱人为善,引人处于大公”。他又在给黄葆年的信中说，该派的“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推黄“以教天下为己任”，而自承“以养天下为己任”。太谷学派之精神对刘鹗一生思想、行事及小说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是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全书共20回，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上，到13回因故中止，后重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始全。原署鸿都百炼生著。作者在小说的自叙里说：“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小说是作者对“棋局已残”的封建末世及人民深重的苦难遭遇的哭泣。小说写一个被人称做老残的江湖医生铁英在游历中的见闻和作为。老残是作品中体现作者思想的正面人物。他“摇个串铃”浪迹江湖，以行医糊口，自甘淡泊，不入宦途。但是他关心國家和民族的命运，同情人民群众所遭受的痛苦，是非分明,而且侠胆义肠,尽其所能，解救一些人民疾苦。随着老残的足迹所至，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末山东一带社会生活的面貌。在这块风光如画、景色迷人的土地上，正发生着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封建官吏大逞淫威，肆意虐害百姓，造起一座活地狱。小说的突出处是揭露了过去文学作品中很少揭露的“清官”暴政。作者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第16回原评）。刘鹗笔下的“清官”，其实是一些“急于要做大官”而不惜杀民邀功，用人血染红顶子的刽子手。玉贤是以“才能功绩卓著”而补曹州知府的。在署理曹州府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衙门前12个站笼便站死了2000多人，九分半是良民。于朝栋一家，因和强盗结冤被栽赃，玉贤不加调查，一口咬定是强盗，父子三人就断送在站笼里。董家口一个杂货铺的掌柜的年轻儿子，由于酒后随口批评了玉贤几句，就被他抓进站笼站死。东平府书铺里的人,一针见血地说出了玉贤的真相,“无论你有理没理，只要他心里觉得不错，就上了站笼了”。玉贤的逻辑是：“这人无论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语说的好，‘斩草要除根’。”为了飞黄腾达，他死也不肯放下手中的屠刀。老残题诗说,“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本质。刚弼是“清廉得格登登”的清官，他曾拒绝巨额贿赂，但却倚仗不要钱、不受贿，一味臆测断案，枉杀了很多好人。他审讯贾家十三条人命的巨案，主观臆断，定魏氏父女是凶手，严刑逼供，铸成骇人听闻的冤狱。小说还揭露了貌似贤良的昏官。山东巡抚张宫保，“爱才若渴”，搜罗奇才异能之士。表面上是个“礼贤下士”方面的大员，但事实上却很昏庸。他不辨属吏的善恶贤愚，也判断不出谋议的正确与错误。他的爱才美德，却给山东百姓带来了一系列的灾难。“办盗能吏”玉贤是他赏识的，刚弼也是他倚重的，更为严重的是他竟错误地采用史钧甫的治河建议，废济阳以下民埝，退守大堤，致使两岸十几万生灵遭受涂炭。在小说中楔入的桃花山一段插话中，着重写了隐居在荒山中的两个奇人□姑和黄龙子。通过两人的言行宣扬了作者所信奉的太谷学说,同时对当时的革命运动,即所谓“北拳南革”，即北方的义和团和南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恶毒的诋毁和诅咒，攻击他们都是“乱党”。义和团来势猛,他说“几乎送了國家的性命”;革命党起势缓慢，他认为“莫说是皮肤小病，要知道浑身溃烂起来，也会致命的”；告诫人们不要“搅入他的党里去”，表现了作者落后、反动的一面。小说的第一回，就是作者对于当时政治的象征性图解。他把当时腐败的中国比作一艘漂浮在海上行将被风浪所吞没的破旧帆船。船上有几种人:一种是以船主为首的掌舵管帆的人,影指当时上层的封建统治集团。作者认为他们“并未曾错”，只是因为是走“太平洋”的，只会过太平日子，不意遇上了风浪，所以毛了手脚，加上未曾预备方针，遇了阴天，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所以就没有依傍。再一种人是乘客中鼓动造反的人,比喻当时的革命派,污蔑他们都是些“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英雄”。宣扬如果依了他们，“这船覆得更快了”。还有一些肆意搜刮乘客的“下等水手”，则是指那些不顾封建王朝大局、恣意为非作恶的统治阶级爪牙。作者对他们也很反感，视为罪人。究竟怎样才能挽救这只行将覆灭的大船呢？作者认为：唯一的办法是给它送去一个“最准的”外国方向盘，即采取一些西方文明而修补残破的國家。小说中所写的人物和事件有些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如玉贤指毓贤,刚弼指刚毅,张宫保（有时写作庄宫保）为张曜，姚云松为姚松云,王子谨为王子展,申东造为杜秉国，柳小惠为杨少和,史钧甫为施少卿等,或载其事而更其姓名，又或存姓改名、存名更姓。黑妞、白妞为当时实有之伎人，白妞一名王小玉,于明湖居奏伎,倾动一时，有“红妆柳敬亭”之称。废济阳以下民埝，乃光绪十五年(1889)实事,当时作者正在山东测量黄河,亲见其惨状。正如作者所自言：“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第13回原评）《老残游记》的艺术成就在晚清小说里是比较突出的。特别在语言运用方面更有其独特成就。如在写景方面能做到自然逼真，有鲜明的色彩。书中千佛山的景致，桃花山的月夜,都明净、清新。在写王小玉唱大鼓时,作者更运用烘托手法和一连串生动而贴切的比喻，绘声绘色的描摹出来，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鲁迅称赞它“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中國小說史略》）。
刘鹗还曾写有《老残游记》续集，作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三十三年之间。据刘大绅说，共有14回，今残存9回。1934年在《人间世》半月刊上发表4回，次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6回的单行本。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老残游记资料》收录了后3回。续集前6回，虽然也有对官僚子弟肆意蹂躏妇女恶行的揭露，但主要的是通过泰山斗姥宫尼姑逸云的恋爱故事及其内心深入细微的思想活动，以及赤龙子的言谈行径，宣传了体真悟道的妙理。后3回则是描写老残游地狱，以寓其惩恶劝善之旨。
此外还残存《外编》4700余字，写于光绪三十一年以后。除《老残游记》外，刘鹗著有天算著作《勾股天元草》、《孤三角术》，治河著作《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治河七说》、《治河续说》,医学著作《人命安和集》(未完成),金石著作《铁云藏龟》、《铁云藏陶》、《铁云泥封》，诗歌创作《铁云诗存》。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了《铁云诗存》，其诗清新俊逸，功力颇深，反映了他的一些行踪和思想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