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散文（苏轼的散文名篇20首）8 18:29·芳华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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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字子长，龙门（今陕西韩城县北）人。父司马谈，是汉武帝初年一位博学的太史令。
司马迁从小便受到严格的文化教育，过了一段“耕牧生活”，随父亲到长安后，向当时一些名流学者学习，青壮年时期，先后到过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西南一带和其他一些地方游历，足迹遍布中国的名山大川，接触了当时社会的各种人士，考察了历史遗迹，采访了许多历史人物的逸事、逸闻，熟悉了不少地方的风俗民情和经济生活。
三十八岁，司马迁继父亲职位任太史令，在石室金匮（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阅读整理一切历史资料。四十二岁，开始著述《史记》。
中途由于替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李广之孙）辩护，得了诬蔑主上的罪名，本该判处死刑，后以接受腐刑获免。
出狱后，司马迁带着满腔悲愤以极大的毅力坚持了《史记》的写作。书成后不久，便去世。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包括从黄帝到汉武帝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多字，分十二本纪、十年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司马迁自称著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书中，他对统治阶级极力宣扬用以麻痹、欺骗人民的所谓“天道”、“天神主宰人事”等谬论敢于大胆怀疑，甚至采取否定的态度。
他一方面以激愤的心情和犀利的笔锋揭露并批判统治集团的腐朽和残酷，同时，也记述了我国古代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科学家的事迹，特别是对于一些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小人物”，甚至被统治阶级视为“大逆不道”的农民起义领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肯定和赞扬。
《报任少卿书》
（全文较长，注释在后）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卬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沬自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螘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为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厉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閤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故略陈固陋。谨再拜。
古代书信格式，往往先列举职称、姓名于前。
“太史公”，是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所担任的职称，本叫太史令，通常称太史公。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所以《史记》中的太史公，有的是指司马谈，有的是司马迁自述职称。
“牛马走”，是司马迁谦称自己不过是在皇帝前像牛马般奔走的仆人，如文中以“仆”自谦。
“少卿”，任安的表字。“足下”，古代称人的敬辞。
“曩者辱赐书”：从前您写信给我，是屈辱了您。曩者，从前、以往的意思。
“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教我以慎重的态度对待事物，把推荐人才作为自己的职责所在。
“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俗话说，我为什么人去做这样的事呢？叫什么人来听我说的话呢？
“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我的身体已经有了大缺陷，即使拥有像随侯珠、和氏璧那样宝贵的才华和像许由、伯夷那样高尚的德行，不但不能以此为荣，还是自取其辱啊。随侯珠和和氏璧，是战国时最宝贵的宝物，这里用以比喻人的杰出才能。许由和伯夷，都被古人视为品德高尚的人。
“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不测之罪，犯了难以预测生死的罪。当时的任安犯罪被关进了牢狱。汉朝的法律规定在十二月处决罪犯。迫近冬季了，司马迁又被迫跟随皇帝到雍地去，他担心任安在仓促之间被处决。这样一来，他终究不能陈述自己满怀的愤懑，也将使任安至死也没有收到他的回信而抱恨无穷。
“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
增进自身的文化素养，砥砺其道的品质，是一个人智慧的征信；爱人和给人以好处，是一个人仁爱的首要条件；一个人在取人之物或予人以物是否合乎道理，正是他表现义理的所在；一个人怎样对待降临到头上的耻辱，正是决断他是否真是勇士的标准；能否对世人有所贡献，立名于世，是一个人行为的终极目标。
“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
“雍渠”，是卫国的宦官。“同载”，一共坐车。孔子在卫国住了一个多月，有一次，卫灵公带着夫人南子，叫宦官雍渠陪同坐车出宫，要孔丘坐着车在后面跟随，招摇过市。孔丘觉得可耻，一怒之下，离开卫国去了曹国。
“景监”，秦孝公的宠臣，也是宦者。商鞅通过宦官景监的推荐得见于秦孝公，名声很不好，赵良为此感到寒心。
“同子”，汉文帝的宦者赵谈，子是尊称。赵谈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同名，所以此处对赵谈改称“同子”以避讳。“袁丝”，即袁盎，汉文帝时为中郎将。“变色”，发怒的样子。
自古以来，都以宦者为耻。以此来说明自己所受到的侮辱之大、内心煎熬之深。
“刀锯之余”，作为宦官的代称，意谓受过刀锯之刑、形体已经被残毁的人。
“待罪”，“供职”和“工作”的谦词。在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祸福无常，所以，人臣在供职期间，经常担心罪至有加，故常谦称为待罪。
“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
根据自己的情况想了一下：从高一点的要求来说，自己不能为朝廷效忠，获取出谋、显才的美名，以自结交于明主；从次一等的要求来说，又不能拾取朝廷遗漏的小事，补偿君主偶然的缺失，推荐招引有才能的人，使那些隐居岩穴之士得以显名于朝；从在外的要求来说，又不能列身部队之中，攻打敌人的城池，或是和敌人在广阔的原野上鏖战，建立斩杀敌将、拔取敌人旗帜、插上我军旗帜的汗马功劳；从最起码的要求来说，又不能用自己长年累月的苦劳，换来高官厚禄，使父母亲朋也能沾点光彩。
“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我年少时没有那种与众不同的才华，成人以后，又没有获得乡里的好评。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司马迁和李陵都做过“侍中”官，同居“侍中曹”（官署名），所以说是“俱居门下”。
“相善”，要好的意思。
“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个人的志趣和爱好互不相同，从来没在一起喝酒交欢过。
但司马迁观察李陵的为人，觉得李陵是个奇特的人：事亲孝，对待战士的态度也诚恳，对事物能分别其难易甘苦的不同，自挑重担，把方便让给别人，为人谦恭简朴，能尊重别人。
这些就是李陵平素怀有的志向，他应该是一国之中所推重的人才。
对于李陵的遭遇，司马迁“私心痛之”。
李陵根据汉武帝的诏令，率领步兵五千人从居延塞进军，向北走了三十天，到达浚稽山扎营，把经过地方的山川地形图画成地图，派部下骑士陈步乐回报。陈步乐被汉武帝召见，备言李陵得士死力，汉武帝听了很高兴，提拔陈步乐为副官。然后数日，李陵败，汉武帝为此食不甘味。李陵被迫投降匈奴。
“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
司马迁被召见，汉武帝征询他的看法，于是司马迁就把自己对李陵的看法说了出来，举述了李陵的功绩，希望自己能够堵塞住那些趁机对李陵施行打击报复的小人之口。
但是自己的用意没能表得十分透彻，自己反而被认为是在为李陵开罪，在破坏贰师将军的功劳。贰师，是李广利，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
司马迁，“因为诬上，卒从吏议论”。
汉朝的法律规定，凡犯死罪的有两种办法可免一死：一是出钱赎罪；一是接受“腐刑”。
“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
悲夫！
“剖符丹书”，这是汉代对功臣的一种特别隆重的待遇。作法是将竹做的符（相当于契约）剖成两半，皇帝与受赐功臣各执一半，上面各写着永久信任他、不改变其爵位的誓言。先剖符立誓以封之，再申以丹书铁券表示坚守。丹书，用铁制成的券契，用红色颜料把誓言写在上面。
汉代规定，受了剖符丹书之封的功臣，其后人有罪可以赦免。
然而司马迁的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不过是掌管文史星历的小官员。这样的官员所做的是一种与掌管占卜和祭祀的人差不多的事，在皇帝看来是无足轻重的，也是被世俗所瞧不起的职业。
“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每个人都有一死，但是为什么去死，在趋向上有所不同，有人的死重于泰山，有人的死轻于鸿毛。
上不辱先人，其次不辱取之于父母的身体，其次在道理和颜面上都不受到屈辱，其次不让别人用言辞和教令来训斥自己，其次不让别人来捆绑自己的身体，其次不穿赭色的衣服（古代罪人的衣服），其次不带上刑具，其次不被拷打，其次不被剃光头发去做苦工，其次不颈上带着炼铁去做苦工，其次不毁肌肤、肢体，而腐刑则是最侮辱的刑罚。
“刑不上大夫”，封建社会的刑法主要用来对付所谓为“暴乱”和“不义”的庶人（百姓）。大夫犯了法，要求他们不要等待加刑便先自尽，所以后文又说“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
即使是老虎，长期用武力来制约它，年深日久，猛虎的野性也会渐渐地被驯服下来。
“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画地虽不是真的牢狱，但士为了勉节自爱，从情势上来说，也万不可跨过去；虽以木为吏，期望于不对。这是痛恨苛吏之辞。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牢狱的黑暗和法吏的苛暴。
“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即使是王侯将相，名声传到了邻国，等到法网加到了头上，身陷牢狱，也不能作出决断自杀。古往今来，哪里能说没有受侮辱呢？
一个人的勇敢和怯懦，是权力地位所决定的；一个人表现得强或弱，则是看其所处形势利与不利而定。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为义理和信念所激动的人，就会超出常情之外，置父母妻子于不顾，挺身就义，这是由于他情难自禁的缘故。
“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
一个胆怯的人，一旦他为正义所吸引，那他在上面地方都会勉励自己不受屈辱。
我（司马迁）虽怯懦，打算苟活于世，也还知道舍身就义的本分，何至于自甘陷身牢狱之中蒙受侮辱呢！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之所以没有舍身就义，隐忍苟活，幽禁于牢狱，是因为内心想做的事情还没有完成。
司马迁遭到李陵之祸时，他的《史记》还草创未就。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思想上有疙瘩，心怀郁闷，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著书以享来者，兼明己志 。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研究宇宙与人生的关系，沟通古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变革的历史，从中总结治理天下的经验教训，使自己著的书有自己的体系和见解，而非陈陈相因，人云亦云。
“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只要我（司马迁）的书著成了，能流传于世，就已经能偿还我此前所受的宫刑之辱，这样，我虽被侮辱一万次（或者承受更大的侮辱），也不会有什么后悔！
“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自己在担着污辱名声的情况下与人不易相处，处在污辱名声下的人多招来别人的毁谤议论。
《报任少卿书》，是司马迁受刑之后，任中书令时写的一篇情文并茂的散文。
司马迁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著述《史记》，到第七年，遭李陵之祸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为中书令，“领赞尚书出入奏事”，是皇帝的近臣。
他的朋友益州刺史任安认为他“尊宠任职”，有机会在皇帝面前说话，所以写信劝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推贤进士”为务。
司马迁由于公务繁忙，“卒卒无须臾之间”，一直没有给任安回信。司马迁随汉武帝在外巡游，十二月又将随往雍地，而任安却在这时犯罪入狱。司马迁担心他到冬季要被处死，所以在这年十一月百忙之中写了这封信给他。
其实这次任安是被赦免了，只是到他任北军使者护军时，因受戾太子节而又不发兵，被武帝视为“坐观成败”、“有两心”而腰斩。
《报任少卿书》主要在于剖白自己无视“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礼法约束，不“早自裁绳墨之外”，甘心接受最下的腐刑，是为了完成自己用毕生精力所从事的著述事业，而非苟且偷生的痛苦心情。
司马迁以李陵之祸，被“深幽囹圄之中”，“独与法吏为伍”，“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楚”，受尽酷吏的折磨，最后是下之“蚕室”，受到了人间奇耻大辱的“腐刑”。
他也想”引决自裁“，但他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
他坚信自己正在从事的著述工作，是可以”补敝起废“、沾溉后人的正义事业，终将为社会所理解和承认，著述未成，一死可惜。
苦闷之余，他终于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等古人在灾难临头或受到错误处理时的所作所为中悟出了自己所应坚持的道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隐忍苟活”，孜孜不倦地写成了那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或一家之言”的富有批判性和独创性的历史巨作。
他正确的生死观和对待逆境时的积极态度，时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
这封信讲述了他自己的家世、志向、遭遇和矛盾心情，是研究他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之一。
这封信从来书“教以慎于解悟，推贤进士为务”出发，紧接着一步步写开，看似为自己不堪推贤进士作辩解，实则借题发挥，文字或排或散，笔致时抑时扬，跌宕沉郁。
文末仍以“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心刺谬”作结。首尾照应，构思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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