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简介（韩非子虽然不是军事家）
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韩子》二十卷。今本《韩非子》就是《韩子》，共二十卷五十五篇，与《汉书》著录的篇数相符，是先秦古籍无疑。
但也有少数篇章不是韩非所作，王先慎说：“《史记》无‘五十五篇’四字。按《初见秦》、《存韩》二篇系后人汇集，《饰令》一篇，全载《商君书》。《奸劫弑臣》、《厉怜王》，《国策》以为荀子书，《韩诗外传》同，以五十五篇为非自作，误，《史记》此下全载《说难》篇。”
《四库全书总目》说：“今书冠以《初见秦》，次以《存韩》，皆人秦后事，虽似与《史记》自叙相符，然《传》称韩王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之药，使自杀。计其间未必有暇著书，且《存韩》一篇终以李斯驳非之议及斯上韩王书，其事与文皆为未毕，疑非所著书。
本各自为篇，非没之后，其徒收拾编次，以成一峡。故在韩在秦之作，均为收录，并其私记，未完之稿亦收人书中，名为非撰，实非非所手定也。以其本出于非，故仍题非名以著于录。”尽管如此，《韩非子》的内容基本上可以反映韩非的思想。
韩非子虽然不是军事家，但对军事也有论述，其军事思想在先秦兵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先秦兵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战争观方面，韩非子主张强兵，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主张在多事之时、大争之世，必须人多兵强。只有人多兵强，才能成就王霸之业，否则只能臣服于人：“力多则人朝，人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
但韩非子并非穷兵黩武论者，他认为不仅要谨慎对待战争，而且要周密谋划战争，切不可轻易用兵：“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计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韩非子·亡征》列出四十八种亡国之征，其中与兵有关者就有三种：国君脾气暴躁而好用兵，可亡；
将领兵权过于专断，成为一方霸主，可亡；军资贫乏，城池不修，毫无战备，却轻易用兵，可亡。弱小国家应该以柔弱胜刚强，应如越王勾践一样卧薪尝胆、忍辱负重。虽然韩非子与商鞅都是法家人物，同样主张用兵，凭借强大的武力得天下，但是商鞅更强调凌厉进逼，韩非更注重谨慎取胜，这大概与他们所在的国度不同。
商鞅在秦国，秦国是强国，自然势力强，大；韩非在韩国，韩国是弱国，也就不得不小心谨慎。这也说明一个人的思想与理论的建立是与他所处的地位与环境相关的。在探讨战争根源方面，韩非子认为上古时代人少而食有余，所以没有争斗；
而近世则人多财寡，所以争斗渐起：“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这种观点虽然尚嫌肤浅，因为上古时代并无多余的财货，相反，是后世由于生产力的进步而使经济得到发展，财货得以充盈，产生了剩余产品，从而也就产生了占有剩余产品的剥削阶级，以及与之相应的剥削制度。但是韩非子注意到了如何消除战争根源问题，是值得肯定的。这种思想甚至在当代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人类生存资源的争夺仍是战争爆发的主根源。
韩非子强调法治，说：“国有常法，虽危不亡。”认为法治是成就王霸之业的根本手段。他主张建立赏罚制度，废除书简，以法为教；废除先王言论，以役吏为老师；没有私斗，只有杀敌立功，一切遵循法制，这样就能国富兵强。
他主张用法制手段打击儒者、文学、工商、游侠之士，而引导国人务耕从战，使务耕从战者得富贵：“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在如何以法治军方面，韩非子有一套比较完备的理论和方法，比起商鞅又有发展和完善。
韩非子从性恶论出发，构建自己的权术思想。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利害关系，不存在慈善仁爱，因而只会趋利避害，互相算计，即使亲子之间也是如此：“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
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因此主张在政治上、军事上用“术”，君臣之间互相利用、互相算计：“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君臣之间不仅是一种互相算计和互相利用的关系，而且是一种买卖关系：“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君主驾御臣下有七术。具体有哪“七术”呢？
“一曰众端参观，二日必罚明威，三日信赏尽能，四日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日倒言反事。”“众端参观”就是不听一端之辞，而要参验众说；“必罚明威”就是通过刑罚树立威信；“信赏尽能”就是通过厚赏使臣下竭智尽能；“一听责下”就是要坚信正确的那个说法而不反复，对臣下的才干要一责实；
“疑诏诡使”就是使用诡疑之计使臣下说出实情，不敢隐瞒；“挟知而问”就是把自己深知的一点说出来而佯问他人，使他人主动说出其他几点；“倒言反事”就是故意把事情说反而引出所疑之事。要用权势驾御群臣，防止将相大臣弄权，里通外国，颠覆国家。
韩非子片面夸大权术的作用，认为如果君主善于运用权术，则可以“兵不顿于敌国，地不亏于四邻，内无君臣百官之乱，外无诸侯邻国之患”。此为治臣之术，治民则提倡揭发犯法者。
韩非子赞同商鞅向秦孝公提出的变法易俗、重罚包庇罪犯者、厚赏检举者的治理秦国的建议，认为这样做能够“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这样做的后果实际就是人人自危，陷害、打击、毁谤、猜忌等现象充斥于人际关系中，内耗不息，最终自毁长城。
韩非子强调“势”，主张“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认为“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反对以仁义爱惠治天下，主张重罚严诛，明赏设利，形成强大的威势，使臣民不敢以身试法。
韩非子认为严家无悍奴，而慈母有败子，威势可以禁暴，而德厚不足以止乱。韩非子所说的“势”，当指地位、权力、法制、心术等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威势。“法”、“术”、“势”是构成韩非子政治、军事理论的三大基石。
在作战指导方面，韩非子主张心战、心治，强调民心的作用：“兵，战其心者胜。”韩非子强调战场上使用诈术，赞同春秋时期狐偃“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的观点，认为诈谋既是一时之权，也关系万世之利：“待万世之利，在今日之胜；今日之胜，在诈于敌；诈敌，万世之利而已。”批评宋襄公“亲仁义”而不用诈术的做法。这实际是为诈谋正名，批驳那种重仁义、轻诈谋的思想。
在将帅论方面，韩非子主张选拔有实战经验的士兵担任将领：“猛将必发于卒伍。”反对商鞅主张的“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批驳商鞅凭斩首之功授官爵的主张，说：“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
这比起商鞅来，是一大进步，注意到了杀敌与治民的区别，也注意到了取天下与治天下的区别。也反对以钱财买官爵，认为如果官职爵禄可以自由买卖，则国家必定灭亡。这种独到的见解在先秦兵论中具有振聋发聩的启发价值，说明韩非子注重实践、注重经验、量才而用、人尽其才的用人思想，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韩非子与孙武、吴起等兵家一样，是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主张尚人事，弃鬼神，认为“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这在占卜与鬼神思想盛行的先秦时期，实在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