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学是迷信吗？（建筑有学问，风水是迷信）
近些年来，风水术又流行起来。风水先生不足论，在一些学者的言论和论著中，也把风水说成是建筑选址的“环境科学”，比如要依山傍水，背风向阳之类。笔者经过对历史文献的考察，发现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兹将结果发表，供有关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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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水术不是孔孟老庄及其以前的传统
据《周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这时候，自然也无所谓选择葬地，更没有死者可以荫庇生者的说法。“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系辞下》），自然也就有了葬地。但是据历史上的有关考察和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文献，直到秦汉时代之前，人们聚族而居，也聚族而葬。没有因为吉凶祸福而选择葬地的事，也没有葬地可以关系生者吉凶祸福的思想。
关于选择葬地的第一例记载，当是《孝经·丧亲章》：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
据后世的注解，这里说的“宅”，指的就是墓穴；“兆”，就是墓地的范围。不过这样的葬地选择，也只是为了死者的安宁，不是为了生者的祸福。而且“卜其宅兆”，和其他占卜事件一样，不过是每逢大事就要占卜的惯例，还未能成为一项独立的占卜项目。
《孝经》据说是孔子所传，曾参所记。然而据朱熹等学者考察，则此书更可能是后人编纂的。
因此，风水术不是孔孟老庄时代的传统。
二、袁安为父选择葬地的事不可靠
两汉之际，有个叫袁安的人曾经做过宰相一级的官。据《后汉书·袁安传》说，他父亲死的时候，母亲曾要他选择葬地。他在路上碰见了三个书生，书生指着一个地方给他看，说，埋在这里，死者的后人就可以世代做高官。这三个书生说完就不见了，而袁家也果然世代都有高官。
那三个书生，显然是神祇。袁安是否果有此事，颇多疑问。假如两汉之际就有这样的方法，则一定会先用于皇家墓地的选择。然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坟墓，在黄河故道。后来的皇帝，也不见有为后代的隆盛而选择墓地的记载。
倒是东汉、三国之际，曹操、诸葛亮等都遗嘱薄葬，其葬地的选择也仅仅是要“因高为基，不封不树”，而且要“居瘠薄之地”。“因高为基”的原因，也只是和东汉一样，沿用古制，便于功臣陪陵，葬地吉凶，完全没有提及。《后汉书》是南朝刘宋范晔所作，距东汉初已近五百年，当时《葬书》流行，很可能是后人为了宣传《葬书》的可信，又因为袁家世代都有高官，所以制造了这样的传言，被范氏采入本传。
三、唐代及其以前选择住宅和葬地的理论不是风水术
大约魏晋南北朝时代，为趋吉避凶的目的而选择住宅和葬地的事已经非常普遍。所以到唐代初年，唐太宗让吕才整理“葬书”和“宅经”，吕氏所见的“葬书”类书籍已经有一百二十种之多。其中“宅经”趋吉避凶的理论，基本上是由五行说派生出来的五姓五音说：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以宫室，盖取诸大壮”。迨于殷周之际，乃有卜宅之文，故《诗》称“相其阴阳”，《书》云“卜惟洛宅”，此则卜宅吉凶其来尚矣。至于近代师巫，更加五姓之说。言五姓者，谓宫商角征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吕才《叙宅经》）
这就是说， “卜宅”之事，是商周之际才出现的，仅是为建都、建城选址而进行的占卜巫术。而且是大事须卜的常例，不是专为建筑选址而设，也与一般民居无关。至于将姓氏按宫商角徴羽五音分成五类来决定住宅吉凶，大约出于唐代以前，汉代以后。据吕才说，这样的理论，是一本叫做《堪舆经》的书所提供的：
唯《堪舆经》黄帝对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言。（同上）
不过在吕才看来，黄帝时代不过只有姬、姜等数姓，后代姓氏才开始增多，许多不同的姓氏都是某一姓所派生而来，难以按五音分类：
非宫商角徴共相管摄，此则事不稽古，义理乖僻者也。（吕才《叙宅经》）
四、堪舆术也不是风水术
其中所提到的堪舆术，首次出现于汉武帝时代。据褚少孙为《史记·日者列传》所补写的内容，则堪舆乃是当时诸种占术之一。《汉书·艺文志》有“《堪輿金匱》十四巻”，被放入“五行家”一栏，也被认为是诸多占卜术之一。
《 汉书·艺文志》有形法六家，其中之一是“《宮宅地形》二十卷”，其他是相人、相畜的相术。在《汉书》的作者看来，这种相地术和相人术都是凭外表形象决定吉凶的巫术，所以把它们放在了一起，并加以说明道：
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然形与气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
这说明汉代就有了求其“吉凶”而创立的选择住宅的专门巫术，依王充《论衡》，这种巫术的基本理论是：
（图宅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论衡·诘术篇》）
其理论基础，和《汉书·艺文志》所说“律有长短，各征其声”大体一致。王充还提到，依据这种“图宅术”，则“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即姓为商声的人家，住宅门不能朝南；姓为徵声的人家，住宅门不宜向北。这样的一套巫术，似乎与堪舆术无关。
北魏时，有殷绍向朝廷献《四序堪舆表》，“专说天地阴阳之本”，其具体内容是：
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说阴阳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时气王休杀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会相生为表里，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释六甲刑祸福德。（《魏书》卷91）
这里所说堪舆术，似乎也与住宅或葬地选址无关。
大约由于《堪舆经》也讲按五音给姓氏分类的理论，使堪舆术和卜宅吉凶的巫术联系起来，后代也就往往把卜宅吉凶的巫术，也包括占葬地吉凶的巫术，也叫做“堪舆术”。但是堪舆术也不是风水术，因为它的基本理论与风水术相差甚远。
五、风水术是宋代才出现的、专为葬地吉凶而出现的巫术
据吕才所说，当时的葬书，一是要选择埋葬“年月便利”，二是要选择“墓田逺近”，并且和“宅经”一样，是依“五姓便利”。在吕才看来，这不过是“巫者利其货贿”。大约这种宅经、葬书理论遭到了吕才的批判，不时兴了，所以到了宋代，出现了风水术。
风水术的根据，在署名郭璞的《葬书》。其中说道：
葬者，乘生气也。五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
经曰，气感而应，鬼福及人。是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栗芽于室。
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骨，死而独留。故葬者反气入骨，以荫所生之法也。丘垄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经曰，气乗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经曰，外气横形，内气止生。盖言此也。
郭璞像（图片来源 ：baidu.com）
这是风水术的基本理论，其核心部分，乃是“气感而应，鬼福及人”。其理论基础，是汉代形成的“天人感应”说。作者据此认为，葬地的气可以入于死者的骨中：“反气入骨”，然后由于“气感而应”的结果，荫庇和保佑他的后人。
要看某地是否有这样的气，不是看该地是否依山傍水，背风向阳，风水术说的不是这样的、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风水，而是那能否吹散入于死者骨骼的荫庇后人的吉气的风，是能否止住入于死者骨骼荫庇后人的吉气的水。要背这样的风，傍这样的水，需要的不是一般的背山面水之类的地形，而是要能够成为青龙、白虎之类形状的地形：
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形势反此，法当破死。（《葬书》）
此外还有所谓仰刀、卧剑，覆舟、横几，燕巢、灰囊等等形状，其优劣好坏，就看它是不是能够聚得“吉气”。
《葬书》署名“郭璞”，据《四库提要》考证，则此书出于宋代。而我们在唐及其以前的文献中，也的确没有发现与选择葬地吉凶有关的“风水”概念。因此，《四库提要》的考证是可靠的。
六、风水术“全无义理”
风水术刚刚出世，就遭到当时思想家张载、程颐的批评，认为这种说法“全无义理”。
从宋代开始，反对葬地决定吉凶、反对风水术的人们，有著名的儒者司马光，南宋则有真德秀，明代的开国儒臣宋濂以及他的弟子方孝孺，明朝中叶的王廷相以及清初的儒者徐乾学等，都曾著文，明确反对风水术。认为这是一种骗人的巫术，不合圣人的教导。风水术在传统文化中，一直是不入主流的边缘巫术文化。
到了清代，起初在顺治皇帝的“圣训”中，曾批判风水说的诞妄。康熙皇帝的“圣训”，还认为相信风水的只是“内地愚人”。乾隆时代的“圣训”“上谕”，才正式承认了风水术，影响所及，直到近代。
七、环境科学与风水无关
住宅要选择合适的地址，不仅是初期人类就知道的常识，也是动物就有的本能。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选择的标准也在变化罢了。农村现在可能还讲究背风向阳，但依山傍水就未必讲究。至于城市，现在则挑选市区、市郊，上班远近等等。这样的环境选择，与风水术无关，而署名“郭璞”的《葬书》中的风水术，也与这样的选址无关。把环境的选择说成是风水术，误国误民，不过是现代的“巫者利其货贿”而已。
葬地也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址，以便死者安宁，生者安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要求。其选择的标准，也不断变化。这样的选择，也与风水术无关。风水术对葬地的选择，不是这样的目的。
结论：风水术是宋代才兴起的、以“气感而应，鬼福及人”为特定内涵的巫术，不是一般的选择住宅和葬地吉凶的巫术，更与建筑方面的环境科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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