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春山，树木学家、林业教育家。从事林业教育与林业科学研究５０余年，为我国培养了几代林业科技人才。在教育思想方面，一贯主张验证重于讲授，教学结合生产；并总结出“多采集、多解剖、多鉴定”的教学经验。主要著作有《陕西杨树》、《中国森林地理》等。
　　牛春山，原名牛富裕，１９０４年９月１９日生，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人，自幼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朴素、刻苦好学的优良作风。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在山东烟台益文学校学习，半年后转入烟台先志中学。１９２４年８月—１２月在南京青年会补习英文。１９２５年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金陵大学附中），１９２７年考人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学习成绩优异，偏爱分析化学和树木学两门课程。１９３１年毕业，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和金陵大学林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牛春山立志献身教育事业，决心为振兴我国的林业科学培养人才。他先在广州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任技助，后于山东临沂乡村师范和江苏（今安徽）萧县师范当教员。１９３３年７月间，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在“开发西北”的口号下，立志振兴陕西，广为招贤纳士，欲从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的毕业生中，为陕西第一农业职业学校招聘教员。牛春山闻讯，喜出望外，只身投奔陕西，被聘为该校林科教员兼农场主任。从此，他正式登上了林业教育讲坛。１９３４年起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附设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森林科教员兼主任。１９４４年任甘肃天水西北公路局专员兼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技正。１９４５年任兰州西北农业专科学校森林科教授兼主任。１９５０年起在武功西北农学院林学系（１９８０年改称西北林学院）任教授至今。１９５０—１９６７年任西北农学院林学系系主任，主持系务十余年。结合教学与科研，曾编著《陕西杨树》；编写的另两部书稿《陕西树木志》和《中国森林地理》正在付梓中；目前正从事《中国重要树种特性》的编撰工作。
　　在时局混乱的年代里，牛春山恪守“小楼一统”的信条，孜孜不倦，埋头苦学。他坚信“师傅不明，徒弟拙”的道理，认为一个教师倘若自己不学无术，要教好学生是困难的，因此他常称颂他的老师陈嵘，堪称一代宗师，知识渊博，学贯中西，从不懈怠学习，恰如鲁迅说的那样，陈嵘也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牛春山大有先师治学的遗风。他博览群书，刻苦钻研，处处认真，一丝不苟，即使在百忙中仍抽时间学习拉丁文和其它外文。牛春山视时间为生命，从不虚度光阴，也从不无端空耗别人的时间，工作效率很高。他学而不厌，人们给他冠以贬意的绰号“书呆子”，其实他是追求学问的书迷。１９３８年，时局骤变，他教的２７级（民国２７年）学生，大部分投奔延安，之后纷纷给牛春山写信，宣传革命主张。但信件全部被当时武功县国民党特务机构截住。因此牛春山被当成共产党嫌疑犯，要加以逮捕。经教务长齐敬鑫、总务长陈家珍出面再三解释和担保，才得以幸免。
　　牛春山说，人的生命有限，而新东西层出不穷，应该活到老，学到老，不能借口年老而不学习。他虽已８６岁高龄，每天还给自己规定了几个小时的学习时间。英国Ｒ．占德（Ｇ０ｏｄ）著的《显花植物地理》是世界名著，长达５７万余言，被他列为精读书目，已读了好几遍，上面划满了各种符号。由于该书汉译本错误不少，并缺好多图表，因此他四处托人买英文原版。牛春山读书特别认真，善于质疑，追本溯源，什么问题都非弄个明白不可。１９８６年９月，学院领导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时，他说：“像我这样大年龄的人，不敢说有什么打算，将来实现不了，不是向组织说了空话吗？我认为我应该坐下来好好读些书。过去教书，写书，支出的多，收入的少，收支不平衡，现在想增加点收入，就是多读书，一方面充实自己，进行知识更新，一方面可以检验我过去写的东西是否正确。”
　　牛春山学而不厌，目的是为了更多的输出，教好学生。他说：“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必须具有一桶水。”学生们都有这样的感觉，无论什么时候去向牛春山请教问题，都能得到圆满的解答。凡是没有把握的问题，牛春山宁可暂不作答，也不虚诳学生一语。待学生走后，他寻找答案，弄个水落石出，再去找学生回答。
　　牛春山最感兴趣的是和同学探讨业务，最讨厌的是海阔天空的闲聊和搬弄是非。所以他不但授人以知识，而且诲人以道德。他有个习惯，凡是来请教或交谈问题的人都百问不厌，能让你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如果在他面前说长道短，搬弄是非，他立即眯缝起眼睛，无精打采，表现不愿意再听下去的厌烦心情。
　　在教育思想方面，牛春山一贯主张验证重于讲授，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结合生产。他讲授树木学和森林地理两门课程，既重视课堂讲授，又注重实验实习，以培养在品德上和业务上过硬的技术干部为目标。
　　树木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如果从理论到理论，学生不但听起来枯燥，而且不会有多少实际收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牛春山向学校建议，在秦岭宁陕县建设火地塘教学实验林场，在校内建立标本室和实验室，在学校附近设立林业试验站和树木园（树木园毁于“文化大革命”之中）。这些积极的建议，都被学校采纳并付诸实施。学校的标本室就是他一手搞起来的，从而解决了教学实习实验的种种问题。为了更新知识，补充教材内容，常讲常新，牛春山利用学校放假的机会，亲赴甘肃、宁夏、江苏、广东等省（区）作森林调查、采集标本。仅在陕西他就二上巴山、四登太白，去陕北风沙区亲自作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资料，更新了教学内容。他深深地体会到：一个教师只教书，不搞实际调查研究，书是教不好的。牛春山在调查的同时，有目的地和生产单位联系，了解毕业学生的工作情况，包括政治和业务两个方面，然后用反馈得到的信息改进教学。所以他总结出“多采集、多解剖、多鉴定”的“三多”教学经验，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
　　牛春山讲课生动有趣。如讲授枯燥难讲的树木学时，常用一些形象生动的比喻说明某个树种的生物学特性，寓趣味于知识之中，便于学生记忆。牛春山的不少学生回忆起几十年前老师讲课的生动形象，仍言犹在耳，记忆犹新。
　　牛春山勤于实践，深入调查研究，足迹遍布省内外，风餐露宿，历尽艰辛，恰如他的一首诗所写的：“一生足迹遍秦岭，多次采集南山中，爬山越岭钻丛林，山人皆呼太白通。”
　　教师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其举止言行，无不给学生以影响。牛春山给学生的印象是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凡要求学生说到做到的，他首先说到做到，一丝不苟。学生们说：“不知是什么缘故，牛老师特别令人尊敬，细究起来，恐怕还是他能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他要求学生背诵树木的学名，谁也别想蒙混过去，因为他首先能把所教的树木学名背得烂熟。”
　　牛春山的工作和生活很有规律，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他从家到图书馆到办公室路线是固定的，即使茶余饭后散步，路线也是固定的。由于他经常踩踏，一条固定的小道形成了。师生们风趣地称这条小路为“春山路”。有的学生用牛春山走路的时间来对表，说牛老师每天经过某处时是几点几分，一对，不差上下，可见他的生活象钟表一样的有规律。几十年来，不管是寒冬酷暑，还是急风暴雨，他都提前十分钟到达办公室，打扫庭院，等其他人上班来时，他已端坐在位，专心工作了。
　　牛春山和学生上山采集标本，总是身先士卒，置个人安危于不顾。１９５０年，牛春山和学生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组织的秦岭森林调查时，沿路有国民党军队南逃时埋设的地雷，经常有人不慎被炸死。牛春山带领十几个人，毅然前往。为了尽量避免伤亡，牛春山当时规定了两条：一是把距离拉大，即使不慎踩上雷，伤亡也小；二是他走在最前面，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让后边的人踩着他的脚印走，就这样慢慢地摸到了山顶，无一人伤亡，顺利地完成了采集任务。
　　在探讨学术思想中，牛春山说：“我一贯主张走自己的路。可以借鉴国外，但必须立足国内，特别注意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科学研究要创新，既要创新，又要遵守自然规律；既要攀登科学高峰，又要不畏艰难险阻，这既需要有比较广泛的科学基础，又要有一定的专攻方向，没有广泛基础，专业难以长进，这就是由综合到专业。”牛春山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终于成为我国树木学界的著名专家。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牛春山在开始工作时，就基本确立了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所以他一直围绕主攻方向博览群书、收集材料。他说：“搞科学研究要‘未雨绸缪’，不能‘临渴掘井’。正如鲁迅说的‘仓促没有话说，怪你平时不想’。所以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趁早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了研究方向就知道搜集什么资料，钻研业务也就有了明确的目标，这样可以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牛春山给自己确定的研究方向是编写《中国森林地理》。森林地理是林业科学中集理论性、综合性于一身的一门学科，它涉及树木学、森林学、森林经营学、植物生态学、植物地理学、历史植物地理学和地质学、气候学、土壤学、地貌学等多种学科，这也是人们少有问津的原因。牛春山方向既定，就坚定不移地要攻下这个难关。１９５６—１９６１年，他对自己编写的《树木学讲义》教材不断补充更新，增加了森林地理的内容。当时提倡开选修课，牛春山身为系主任，带头开了“森林地理学”课。历时３０多年，《中国森林地理》终于脱稿。由此可以看出他始终围绕森林地理阅读、积累，以至成书。
　　为了完成这部理论专著，牛春山废寝忘食，除广泛阅读有关学科的书籍外，还将１９８６年以前国内外有关期刊一一翻阅，作了５３０９张文摘卡片，其中树木分类２６２０张，森林地理１３６８张，还有果树、野生植物资源、古树档案等。牛春山珍惜地把它们装在８０个卡片盒子里。“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卡片被视为黑材料。他被揪斗游街时，人们就把卡片用铁丝串起来挂在他的脖子上。游罢街，牛春山顾不得休息喘气，便急忙四处寻找丢失的卡片，然后把它们重新珍藏起来。
　　牛春山最忌者是理论脱离实际。他每从事一件工作，都要考察它的实际应用价值。他写的《太白山森林调查报告》、《陕西树木志简易本》和《陕西杨树》都是密切结合实际的内容，对陕西的营林生产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太白山森林调查报告》发表于１９３８年。当时，科学研究尚未开展，秦岭、太白山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牛春山用４０多天时间，穿林越涧，弄清了太白山植物的垂直分布带，给陕西林业的教学、生产、科研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陕西树木志简易本》，实际就是从《树木志》中抽出的一个较详细的“检索表”。１９５０年，西北农林部在组织秦岭北坡森林调查的时候，急需这本资料来解决树木鉴定问题，因而将该书复印。牛春山把其中主要的别名特征等删去，仅列检索表和分布两项。它的实用价值和历史作用是很大的。
　　《陕西杨树》是在“文化大革命”后写成的。当时国内学术思想混乱。在国外，杨树分类尚属老大难问题，因为搞植物分类的人不搞栽培或杂交育种，搞杨树生产的人又多不搞分类。更因杂交关系，树木名称混乱，形态虽然极相似，但有区别，鉴定极为困难。此时适逢我国大量引进外国杂种杨树，你叫你的名，我叫我的名，谁对谁错，莫衷一是，因而造成生产中的一大难题。为了理清头绪，正本清源，牛春山主持编写了《陕西杨树》，解决了杨树分类一大难题。象这样系统全面的杂种杨树分类的书籍，在美、苏、英等先进国家还不曾见到。
　　《中国森林地理》的成书过程，更体现了牛春山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思想。为使这本书更有价值，他考虑到实际中的方方面面：（１）采取什么方式，才能对林业生产起到理论指导作用。所以，在编写过程中，除加强理论和实际叙述外，还在每区特写一节“营林方向”，一方面贯彻中央有关林业的政策法规，一方面联系地区实际贯彻理论指导生产的方针。（２）教学科研亟需的东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教学上特别是培养研究生没有教材；搞科学研究，苦于找不到资料；林业生产上对树木特性认识不足等。为此，牛春山对其所用的参考文献按地区（共分７区１０亚区）按年代列出，查找极为方便；为了营林生产的需要，除介绍６４种树木特性外，还在内容方面力求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提出存在的问题和各家的看法以及他个人的观点和如何解决等，使读者便于鉴别和分析。（３）读者的需要和方便。牛春山在书中引用的资料较多，如树木学名就有６０２０个，涉及的范围很广。为使教师备课或搞科研查找资料节省时间，在编写过程中遇到疑难或生僻名词，总是尽可能加“编者注”以解释清楚。
　　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使牛春山养成了严谨治学的好作风。做学问，他一贯主张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添油加醋，无知妄说，还要善于质疑，敢于提出不同看法，从不人云亦云。
　　他在主编《陕西杨树》一书时，为了弄清１５Ａ杨树的来龙去脉，携同有关人员，到全国许多地方实地考察，广泛搜集资料，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但还是没有弄清楚。当时有人主张下结论，说反正别人也搞不清，我们说了别人就会依从。牛春山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搞不清就搞不清，我们可以把问题提出来，供别人研究时参考，我们决不能无知妄说，让人贻笑。”后来有人发表论文，在根据很不充足的情况下，给１５Ａ杨树断然下了定义。有的同志就埋怨牛春山太谨慎，没有捷足先登。牛春山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应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科学上，千万不可虚逛一语。”
　　牛春山治学严谨还表现在坚持真理的坚定态度上，他不唯上，不唯名，谁说的正确就依从谁。《中国森林地理》一书中关于东北的分区，全国几位名家和一位日本专家各抒己见，颇有分歧。牛春山经过推敲分析，结果大胆采用了东北林学院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姓赵的青年人的意见。这位青年人和几位名家意见不同，用自己实际勘察植物的分布状况划了线。牛春山认为这位青年人的意见正确，符合自然规律，和自己的看法一致，所以就采用了。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几句诗可作为牛春山形象的写照。眼下，他不顾年高体弱，正争分夺秒地整理长期收集的资料，努力完成他的另一部专著《中国重要树种特性》，为中国林业科学的进步继续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