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吾(1879—1943),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幽默讽刺文学大师。1879年明3日出生于四川省富顺县管辖的自流井中心地带橐柴口(今自贡市自流井区),1907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在校期间已加入同盟会。他一生多致力于教育,自1912年起,以一部惊世奇书《厚黑学》震,晾华夏、震惊世界,由此自称“厚黑教主”,人称“厚黑大师”,名列“影响中国文化的20大奇才怪杰”。这部,晾世奇书连同他此后陆续面世的《厚黑丛话》、《我对圣人之怀疑》、《心理与力学》、《制宪与抗日》、《社会问题之我见》、《政治经济之我见》、《中国民族特性之研究》、《考试制度之商榷》、《中国学术之趋势》、《迂老自述》、《我的思想统系》等著作一道,一版再版,历经数十年之久而长盛不衰,并以各种译本传遍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许多国家和地区甚至成立了《厚黑学》的研究会。
　　面对这样一位“近代之新圣人”(林语堂语),许多学者感到奇怪:李宗吾身后怎会如此萧条,竟没有—张照片,一页手迹,一件遗物,—篇遗稿留存于世?直到近年,这一令人扼腕叹惜的奇怪现状,才在其家乡自贡—批热心文化人的不懈努力下得以突破,有子惊人的发现!
　　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与一群"黑学"痴人
　　地处我国大西南一隅的自贡,是一座以“盐之都、龙之乡、灯之城”闻名于世的历史文化名城,仅在近百年历史进程中便涌现出一大批名震华夏的历史人物:红岩英烈代表人物之—的江竹筠,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阵亡于遵义城下的彭德怀的军事搭档、红三军团参谋长兼红五军军长邓萍,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戊戌变法”六君子之—刘光第,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的民主主义革命家雷铁厘,还有杰出的诗词书画大师赵熙,著名盐业资本家侯策名等。自贡因盐设市之前本属富顺县和荣县分别管辖的两个大的盐业区—一自流井和贡井,现自贡市所辖四区两县320万人口,两县即包括富顺县和荣县,前者为有名的“才子之乡”,后者则为有名的“诗书之乡”。“厚黑大师”李宗吾正是在这样人杰地灵的人文环境和历史氛围中脱颖而出的。然而由于诸多原因,他在曾经的辉煌之后,却在故乡沉寂了,长久不为人知。
　　当时间跨人21世纪后,在自贡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里,有一群人终于坐不住了。他们自发地行动起来,研究《厚黑学》,开展李宗吾身后事件的大追踪,揭示李宗吾的思想真谛,恢复李宗吾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和地方文化名人中应有的地位。他们突然发现,这位已经辞世半个多世纪的瘦弱、高挑的老人,身后竟留下了—座精神富矿、思想宝库,为后人留下了足可构建一座学术殿堂的“厚黑”奇学。而这—群人,就是被笔者在本文中称之为‘黑学”痴人中的一拨热心于文化事业的人。
　　早在新世纪之初,这群人中的4位便常常聚在一起,或到李宗吾的故居之地挨家挨户寻访,或在橐柴口、东兴寺的茶楼酒肆中慢饮轻谈。这4个人是在国内赫赫有名的红学家邓遂夫、著述甚丰的青年诗人兼散文家蒋蓝、对地方风情掌故颇为娴熟的随笔作家陈思逊,还有一向热心于地方文化的原文化局干部李仁勋。他们深深地为李宗吾身后的萧条冷落而悲叹,为偶尔寻找到的一点有关李宗吾手稿遗迹和后人线索而兴奋,同时也为构想中的李宗吾研究计划振奋不已。他们不在—起的时候,也是各自为此事奔忙。邓遂夫于2001年热血沸腾地写了—篇题为《李宗吾断想》的长文,发表在《蜀南文学》上,并将文章寄给市委书记,希望能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蒋蓝、陈思逊分别写出《作为思想家的李宗吾》和《李宗吾的最后五年》,发表在《成都晚报》上。李仁勋则四处去拍摄李宗吾故居之地橐柴口和墓葬之地富台山、青龙山的资料照片,为未来的研究作准备。
　　2004年大年三十除夕,天下着漾漾细雨,有3个人来到了自贡市区一家名叫“天一阁”的茶坊里品茗论诗。这天街上并不热闹,市民大多在家中与亲人团聚,宰肉、杀鸡、炖汤忙乎吃喝。茶坊在这—天也并不见拥挤,反而有几许清静。在这—老两少3个人中,一个是前面已经提到的青年诗人、散文家蒋蓝,一个是年近七旬的市文联退休老干部、市作协名誉主席李加建,另一位30出头的年轻人是李加建的学生龚伟。3位平时舞文弄墨的人今天聚在一起,竟没了以往的诗兴和豪语,不知是谁把话题拉到了李宗吾的《厚黑学》上,自然也是一番感慨,之后便各自心情沉重起来。
　　说起渊源关系来,李宗吾的堂妹是李加建的干妈,而李宗吾的堂侄(在二十世纪三四十代就已经有名的杂文家李石锋),则是李加建的好友加兄长。儿时,李加建叫李石锋为“疯(锋)子哥哥”。现在他们把话题拉到了李宗吾身上,李加建慨然叹道:“现在,还有没有人记得哟?恐怕连他的坟在哪里都没人能弄得清楚了!”
　　“有,记得他的人、研究他的人在自贡就有很多。”蒋蓝说道:“我也在研究他的东西,还写了—-篇万字长文《作为思想家的李宗吾》,已经在网上传开了。他的坟墓我们也打听了,在他祖上老家的大岩村组的一座荒山上,听说是衣冠冢。嗨,要不我们今天就去为他扫个墓?”李加建说:“好,我们今天大年三十就去为他老人家扫个墓!”于是认立马就从茶坊里出来,往地处市区的红旗乡大岩村去,
　　一路打听,来到了青龙山上。查找了好久,终于发现了李宗吾后人立的墓碑。好在有这块墓碑,要不根本发现不了在荒草丛中的这个小坟包。谁能想像得到,这个犹如锅底般大的小土包,会是“厚黑大师”李宗吾的墓葬之地呢?而且就是这样的一刊、坟包,还只是衣冠冢呢!那么李宗吾真正的埋身之处在哪里?为什么在这青龙山上会出现他的衣冠冢?这内中有何隐隋……李加建他们已顾不上探究这些,老少认连忙散开,就地采摘野菊花,编织了—刊、花圈,放在墓碑前,在细密的雨雾和除夕的鞭炮声中,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深深地三鞠躬。
　　回过头还得说一说前文提到的陈思逊。在这座城市另一端的一套居室中,陈思逊的心情同样不平静,他正在赶写有关李宗吾的文稿。他是市艺术馆退休干部、市诗词学会副会长、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陈思逊的父亲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写过—篇与李宗吾交往的回忆文章《李宗吾逸事》。受其父影响,陈思逊也对李宗吾及其《厚黑学》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早在3年前就写了文章在台湾的《国语日报》上发表出来。
　　当时,陈思逊经过多年研究积累和深入的寻踪采访,正在赶写一篇题为《李宗吾的最后五年》的纪实性文学作品。两个多月后,这篇作品在《成都晚报》的秘闻逸事版发表了出来。这些年来,有—件事—直感动着陈思逊。那是在2000年的一天,陈思逊家中来子—位壮年大汉,见到陈思逊就自报家门说是“古盐道餐厅”的老板,有一件关于李宗吾的事要请他帮忙。陈思逊好生纳闷:这做生意的老板怎么也对“厚黑大师”的事情来了兴趣?
　　来人叫方志勇,其父是老红军,以前因‘土山下乡”从江安来到富顺,接触到《厚黑学》,对李宗吾十分敬仰。回城后又辞职涉足商场,在李宗吾晚年隐居著书立说的地方橐柴口古盐道边开办了—家“古盐道餐厅”。他想在餐厅大门边岩石壁立—块李宗吾的纪念碑,将李宗吾生平简介和他的肖像刊刻在纪念碑上,供人凭吊拜谒。现在碑文和石材均已备好,但还差李宗吾的照片,他想尽办法也没查找到,后听人说陈思逊在研究《厚黑学》,便来找他帮忙提供一张李宗吾的照片,以便将纪念碑早日刻好安放以尽心愿。陈思逊听完方志勇的叙说,大为感动,便向他说明李宗吾的照片尚未找到,仅有一张从书上扫描下来的李宗吾的画像可以提供给他暂且刊刻,如以后有缘查找到李的照片,一定通知他。
　　2001年3月2日,长3米、高1米的李宗吾纪念碑终于安砌于“古盐道餐厅”大门石壁边,立时引来不少游人在碑前拍照留念,凭吊拜谒先贤。连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等外国游人和港台游客也慕名而来,伫立碑前仔细观看碑文,寻访李宗吾隐居处所和生平事迹,其良好的社会反响连方志勇也始料不及,感慨道:“大师就是大师啊!”接下来,就该提到那位红学家和另一位文化官员了。红学家邓遂夫原是市歌舞剧团创作员,因涉足红学研究20余年,在海内外颇有影响。另一位文化官员便是刚刚从市文联党组书记兼市文联主席岗位上退休的邓科。前者是中国红学会理事,后者是市文联顾问、市作协顾问、市诗词学会副会长,也是市政协委员。他们两人早有深交,后又因“黑学”之事亲密地走到了一起。
　　邓遂夫早在10年前便开始关注李宗吾的研究,于2001年初从北京回乡,与陈思逊、蒋蓝等文友共商研究厚黑学、探寻李宗吾遗迹遗物之事,紧接着便写了—篇长文《李宗吾断想》在故乡《蜀南文学》上发表,同时还向市领导写信建议尽陕建立李宗吾故居纪念馆、成立李宗吾学术研究会等。后来他—直为此四处奔走呼吁,终于在2004年2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偶然听说自贡市第二天就要召开人大、市政协“两会”,便决定借此机会搞一个能够真正引起人们重视的活动——以一个故乡文化人的名义直接向“两会”上书。当天晚上他就起草并打印好一份题为《关于尽陕建立李宗吾故居纪念馆的建议》的意见书,然后在第二天早上打电话找到了正准备出席会议的市政协委员邓科,请他在市政协会议上代为宣读并递交这份意见书。
　　邓遂夫接着又去市人大送交材料,希望同时引起市人大代表对此事的关注。邓科长期在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工作,深知这—材料意义重大,便在宣读了邓遂夫的意见书后,与市中院副院长钟达文、市政府副秘书长漆成康、《自贡日报》副总编林念劳和市公安局局长杨卫等委员—起,联名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建立李宗吾故居纪念馆的建议》的正式提案。大会《简报》很快以《尊重历史,打造品牌》为题,摘录刊发了邓科的相关发言,引起与会委员和有关部门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