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声川，台湾剧场工业先行者。许多观众和剧场的初次接触，就是看赖声川编导的舞台剧。
满脸落腮鬍是赖声川的标志，但在他粗犷的外表下，却有极度纤细与敏感的心思。他说话总是温而有力，很容易让听者沉浸在他的讲述中，思绪一瞬间就被拉到很远的时空。
犹记20年前，知名演员李立群与李国修逗趣幽默的相声传遍大街小巷，台湾观众因此惊艳於剧场表演艺术，这个起源便来自赖声川编导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
这是很特殊的作品，用正统剧场表演方式和爆笑对白，探讨严肃的主题，在观众那无法抑制的笑声背后，无形中诱发大家去关怀社会。这齣戏从台北陷入民国50年代的情境开始，回到抗战、五四、清末……。5个不同时代的桥段，同样在探讨「失去」和「失落」，主人翁在台北的失恋，失去一台电视机、一只老狗，喝完一罈老酒、失去记忆……。环环相扣的「失去」中，频频唤起观众回想曾失去的物件与回忆。
摄影—曾千倚
赖声川的戏剧创作向来渲染力十足。他编导的着名舞台作品尚包括《暗恋桃花源》、《圆环物语》、《这一夜，谁来说相声？》、《红色的天空》、《我和我和他和他》、《如梦之梦》等；电影作品则有《暗恋桃花源》与《飞侠阿达》；电视作品有轰动一时的连续状况喜剧《我们一家都是人》。
自1984年开始剧场创作，赖声川用中国文学开拓出独特的中国语文剧场文化。他的舞台作品，多数由他创立的「表演工作坊」，与任教的台北艺术大学演出，部部经典，被誉为「中国语文世界中最精采的剧场」。
1954年生於美国华盛顿市，父亲赖家球曾任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兼发言人，出身官宦之家，赖声川从小受到良好教育。1972年，就读辅仁大学英语系，1978年与知名制作人、演员丁乃竺结婚，婚后两人一起赴美，在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读戏剧艺术研究所。
1983年，赖声川取得博士学位，回台湾任教於新成立的国立艺术学院（今为台北艺术大学），担任戏剧系教授、主任，戏剧研究所创办所长.并且曾二度荣获国家文艺奖，也入选为10大傑出青年，赖声川的人生就像他的舞台作品，同样让人惊艳不已。赖声川畅谈他过往的年少岁月，不断提醒年轻世代，一定要随时检视自己的理想还存不存在，人生若以赚钱为唯一目标，将很难达到真正的成功。
回想起30年前，我在很奇特的时代，做了很奇特的决定。为什么？因为我执意投入台湾完全没有的产业——剧场表演艺术.
1978年，我大学毕业，也退伍了，立刻申请到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读戏剧艺术研究所，对当时许多人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决定。
那时台湾没有剧场工业，「看戏」不是台湾人的生活选择，大部份具有艺术才华的人都读理工科系，根本没有人研究文学艺术或戏剧。
因此，初学剧场艺术的我很懵懂，不晓得什么是剧场？天真的认为，音乐、文学、绘画是我的兴趣，学剧场可合并我的兴趣。殊不知，剧场有其博大精深的专业内涵，从此我一头栽进戏剧世界，转眼将近30年。
从严格的时代求自由的表现我与音乐结缘於大学时期。1972年，我就读辅仁大学英语系，也在台北忠孝东路的艾迪亚餐厅从事民歌演唱与演奏，整整玩音乐5年。那时候，公开演唱是不被允许的行为，但年少不惧强权的我们很坚持理想，意图从严格的时代，找出表现自由的方法。
这种求自由的表现，也可从我选择回台湾工作得到验证.我在柏克莱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出现2项选择，一是留在剧场工业鼎盛的美国工作，一是回到剧场沙漠的台湾开垦。
1983年，29岁的我选择回台湾。这是很重要的决定，也是今天很多年轻人不明白的抉择。他们认为应该留在已准备好的环境发挥，我却认为，什么都没有的处女地更诱人。
台湾没有剧场工业，更是一大机会，我能因此创造剧场，也创造观众，这种机会非常难得，也更令人获得成就感。
不过我究竟要带什么给大家？是我第1个遇到的问题.
记得刚回国任教於国立艺术学院（今为台北艺术大学），一踏进教室，面对15位18岁的大学生，跟我只差10岁，彼此谈话距离很近。刹那间，我不晓得该教学生什么，只确定，我无法将美国的戏剧理论原封不动搬到台湾。这些理论都为了因应美国蓬勃发展的戏剧表演市场，但台湾没有剧场工业，那套理论很难适用。
於是我先否决了过去在美国所受的训练与知识，决定一切归零，重新寻找属於台湾的剧场工业.
台湾剧场工业从零出发当时台湾虽然是剧场沙漠，但台湾人有创意与潜能，如同贫乏地表下，隐藏着真正肥沃的土壤。
这份潜能是台湾人的聪明与爱。尤其是跟我相同成长世代的台湾人，经历过许多文化冲击，例如本省与外省的种族融合，那时所有中国文化，一下子在台湾浓缩、变种，於是那样奇特的时代，造就出不同以往的新世代。
那是充满理想的1960年代，几乎所有流行歌曲排行榜第1名的歌词，都在探讨心灵，也具有关怀。那时年轻人认为，人要为更多人的利益着想，也要试图让人类、社会、世界变得更好。1960年代成长的我投入戏剧创作，也认为创作应该从自己出发，从自己的所爱、所恨开始。
1984年1月，我编导第1齣剧《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当时在耕莘文教院演出2场，每场观众100多人，人很少，却是感动的起源。从1980年，金士傑等人成立「兰陵剧坊」演出《荷珠新配》，到1984年《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正式登台，台湾剧场工业雏型自此诞生。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是创造出来的戏剧。当时没有舞台，我们就在耕莘文教院搭舞台；没有演员，艺术学院学生就当演员；没有编剧，我就自己编；更重要的是，没有题材，便把学生本身的故事串连起来。一点一滴，我制作了第1部戏。
接着1985年，31岁的我又编导《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这部戏着实打响剧场名声。
成功很难算计那年进剧场看《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的观众经常问：这到底是戏，还是相声？其实这是完整的戏。很多观众只注意戏里的幽默对白，但这部戏背后的意义不为搞笑，是严肃探讨传统相声艺术的消失，并且关心到底还有哪些传统，也已消失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
制作《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是很特别的经验，这部戏没有剧本，每天演出却一样，因为排练7个月，所有桥段与对白都在大家的脑子里，靠编导和演员一句句磨出来，那是一部理想实践者的共同作品。
《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很成功，录音带卖100万套，剧场名声也爆开.接着观众更疯狂於《暗恋桃花源》，《圆环物语》还破了票房纪录。连续3年登台成功，就此创造出剧场工业.但成功是无法算计的，因为我最初的意念只想极致表达我对这块土地的关怀。
事实上，这些成功源自坚持理想。
理想不断被重新检视我起初制作戏剧根本毫无资源，那时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生财方式，例如我是学校老师，女主角丁乃竺就是我的妻子，她也在电脑公司工作。下班后，大家集合在我家客厅排戏，丁乃竺做晚餐给大家吃，用完晚餐，饭桌拿开，她又变成女主角。当时我们真的很理想化，家里大门不锁，随时有人开门走进来跟你讨论戏。
回头来看，现今社会充斥偶像文化，已是渐渐失去理想的时代，年轻人也很难坚持理想。甚至以「赚钱」为人生目标，做每件事都要先算计清楚，就很容易失去坚持理想的动力。
想成功，就要不断回头去釐清你的理想是什么，随时检视你的理想有没有被实践.
更进一步的观念是，若想得到成功，就要更关注於大社会。虽然现今台湾社会已成熟发展，例如剧场工业已成型，从零出发的机会很难再发生，但世界依然靠个人改变，只要你觉得有办法改变世界，你就会有办法。
年轻的你应该随时检视、实践理想，30岁不实践，转眼30年过去，想实践也实践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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