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若愚】
9月19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举行界别分组选举，这是香港新选举制度下三场选举中的首次实践。这场选举将为今年12月19日举行的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以及明年3月27日举行的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打下基础。
稍早前，有香港媒体报道，香港选举委员会将限制香港富豪家族们在该机构的政治影响力，这些香港的“大家族”未来各自最多只能有2名成员出任选委会委员。
香港“大家族”未来各自最多只能有2名成员出任选举委员会委员，截图来自《南华早报》
自2019年“修例风波”后，中央打出了两张治理香港的“王牌”，分别是出台香港国安法、重构以选委会为中心的选举制度。选举制度重塑后，选委会功能和角色发生深刻变革，限制富豪的影响力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两种选举”的逻辑归一
香港回归以来，对特区影响最大的有两种选举，其一是特首选举，其二是立法会选举。
虽然在“行政主导”体制下，特首是特别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双首长”，但由于回归前港英政府的“大刀阔斧改革”，立法会权力大增，立法对行政产生了较大的牵绊限制作用。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特区政府提出的一些重大法案、重要改革措施，屡屡在立法会遭到阻碍而无法实施。
回归20多年来，香港选举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两种选举逐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逻辑。
特首由选举委员会委员提名候选，再由选举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并报中央政府任命。回归初期，选举委员会的前身推选委员会共由400人组成，后来才分阶段增加至800人、1200人。2017年选举时，1200人共分为4个界别38个组别。
立法会在1998年首届选举时有60个议席，发展到2016年选举时增至70个议席，其中30席由功能界别选举产生，5席为“超级区议员”，35席由地区直选产生。
两种选举的区别何在？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分析指出，过去特首的选举基础多来自于香港社会中上层，偏重于富豪阶层，而立法会的选举基础则偏重中下层。这就使得经两种途径选举产生的特首、立法会议员，在阶层基础和利益诉求上有一定的差别，这也成为行政与立法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改革后的选举制度，实现了两种选举的大部分功能的合一，也将实现两种选举逻辑的归一。
在笔者看来，在新的选举制度的基础上，再限制富豪家族出任选委会委员的数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优点：
一是使特首决策能够突破商界利益束缚。
以往的选举委员会成员偏重于包括富豪阶层在内的商界，使得特首在提出竞选纲领和施政过程中，难免向商界的利益倾斜。随着富豪阶层在选委会的名额受限，特首施政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商界利益的羁绊，更加专注于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
香港第二任特首曾荫权，曾与富豪交往密切，因被判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而入狱服刑。2017年服刑完毕后，香港终审法院撤销其判决。图源：港媒
二是实现了行政权和立法权社会基础的合二为一，这有利于缓解此前曾长期紧张的行政和立法关系，产生良性互动和建设性的监督，使得特区政府的各项议案在立法会通过的几率提高，政府施政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压力和阻力。
三是增加的名额主要倾向于基层，使得基层和青年人在行政和立法中的话语权上升，倒逼特区政府施政要尽可能地照顾到他们的利益，如采取多种措施加强住房等保障。这样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长远来看，也可以逐步减少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
“创富一代”退出历史舞台有益于改革推进
据香港媒体报道，包括李嘉诚、李兆基在内的多个香港富豪，均不会参加9月19日举行的香港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
李嘉诚等地产富豪，曾是选举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在2000年举行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中，李嘉诚、李兆基、黄志祥、郭炳江等地产富豪齐齐在地产及建造界成功出线。李嘉诚在地产界别以323票的最高票当选，长子李泽钜在政协界别自动当选，次子李泽楷则在高等教育界以298票入围，成绩属于中上。在这一届选委会成员中，不少都有亲姻关系，当中又以父子兵居多，兄弟班亦为数不少，形成了一个结构严密的关系网络体系。
在此后的几届选委会中，地产富豪都占据了较大份额，拥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如2017年特首选举，包括李嘉诚父子3票在内长和系共有8票，李氏加上其友好的选票，约在50-100票之间，取得李氏家族支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选举前，李泽钜早早宣布提名林郑月娥，李泽楷此后也表态支持林郑月娥，只有李嘉诚未曾透露其倾向。
李嘉诚家族对特首选举一直拥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图源：中国评论新闻网
笔者把李嘉诚、李兆基等人称为“创富一代”。他们成长于香港经济起飞年代，通过自身的努力打拼下家业，对香港社会的影响几乎延伸到每一个角落。在内地实施改革开放后，他们又迅速进入内地，港资成为内地经济起飞的重要加速剂，而这些“创富一代”通过担任政协委员等职务，在内地拥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曾经有一篇自称“香港小学生”写的作文“李家的城”，在网络上疯传，引起了人们的和议论。在这篇作文里，该学生历数了屈臣氏、百佳、7-11、惠康等在香港街头随处可见的李氏家族产业，感慨道：“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
虽然这网文有幽默调侃之意，但其揭露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香港的“创富一代”，大部分靠地产起家，通过垄断地产行业进而控制大部分经济民生产业。因此，香港社会一直有“地产霸权”的说法，地产商竭力通过参与政治来影响政策制定，维持对其有利的政策，阻击可能摊薄地产及相关利益的政策。派出代表参与选举委员会，发挥对特首的影响力，进而维系他们家族的控制力，就成为“创富一代”们的自然选择。
这种控制力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政策制定限制土地开发，令普通民众上楼艰难。
深港是紧邻的两个城市，深圳土地面积2050平方公里、人口1259万，人均163平方米；香港1106平方公里、745.1万人，人均148平米，两者相差不大。但从住房面积看，深圳人均水平却比香港多75%。
这其中一条重要因素是香港制定了《郊野公园条例》，郊野公园面积占据香港总面积约4成，其中75%的郊野公园属于受保护用地，但有不少郊野公园并没有太大的保护价值。这就使得香港可用于开发的土地较少，地产商可以囤积居奇，房价接连飙升。这些年，香港社会不乏有变革《条例》的声音，但往往被地产集团以“环保”“保育”之名反对。
2020年国庆期间，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走进基层社区，探望老人家和劏房户。解决住房等民生问题，是中央治港的重点。图源：香港中联办
据统计，经过100多年的开发建设，香港已开发土地只有275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比例为24.9%，远低于内地大中城市。目前，香港用于私人住宅土地只有26平方公里，而用于公屋用地的则有17平方公里，低密度的乡郊居所竟占去35平方公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改变现行土地政策，根本没有足够的土地来盖房，香港市民的住房梦想是很难实现的。
二是地产商控制大量闲置土地，享受囤积带来的暴利。
香港的大地产商普遍在土地价格较低的时候购买大量土地，但其中有不少并未开发，而是放在那儿坐等升值。仅所谓“地产四大家族”，在香港囤积的农田就达到13950亩。现行香港法律对囤积土地并未作出严格监管，长期持有土地不开发并没有太大的风险。因此，对大地产商来说，囤着足够多的土地，即意味着带来源源不断的利益，而不用投入太多的成本。
三是高房价滋生裙带资本，影响其他产业健康发展。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就曾直言：“香港的裙带资本主义指数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财富高度集中。近年来经济发展遇到瓶颈、科技创新产业乏力，包括房屋问题严重影响香港民生发展，影响香港人的幸福指数，究其根源无不是因为资本垄断，香港发展的命脉被地产商、财团把控。面对资本无限扩张，社会缺少制衡的力量，加之地产商支配下的媒体配合，对于积怨已久的房屋问题，根本原因反被掩盖，只调整印花税是舍本逐末。”
有限的房屋供应、高企的租房成本，意味着在香港创业的成本比其他城市要大得多。类似互联网企业、高科技产业，在香港发展是比较困难的，年轻人比起创业，更愿意排队轮候公屋，先上楼再图谋其他发展，这也是香港近些年来新的产业极难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2021年5月，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健提出一项议员议案，敦促政府全方位增加土地供应。这项提案经过多位议员作出修正案，但在付诸表决时提案和修正案全部遭到否决。而工联会近期关于“地产霸权”的系列言论，更是遭到了地产商的炮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想动房地产“奶酪”是多么的艰难。
结语
笔者认为，此次选委会改革，是限制地产霸权的一个有利契机。“创富一代”年岁已高或已辞世，第二代已经接班走上前台，他们的思维理念和办事方法相比上一代，更乐于接受新事物，更愿意尝试新的创造财富模式，这或将有利于推动香港产业改革。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富豪家族在香港长期经营，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各种台面上、台面下的利益关联还有很多。家族参选受限，他们也可能通过其他多种手段继续维持其影响力和控制力。因此，香港经济社会的转型必然是长期而复杂的，绝非一蹴而就，必须做好长期斗争和调整的准备。
参考资料：
香港文汇报《吴秋北撰文批地产霸权 吁政府建立规管机制》；刘兆佳：《完善选委会利聚焦基层利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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