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本元向记者描述了一种“周期性崩溃”———一年中有几个月突然就不能工作了，那是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似乎健康自信都是在一瞬间被抽走的，这时他会出现恶心、心悸，完全不能工作。为此他曾长休一年多的假。后来每当“周期性崩溃”出现的时候，他就必须去深山里，不带手机、不带笔记本地过一段时间。

　　张本元是一家公关公司的总裁，是从国家机关辞职下来的，他说在他这样的企业里只看结果。他尚未掌握EXCEL文件的时候，就被发下一尺高的财务报表，一夜之间必须做出财务报表。

　　这种压力常常会变成动力。但长时间从早7点做到晚7点，人就会受不了。

　　还有随时的评价和所要达到的目标。公司有一个大目标，这个目标是和职务挂钩的，你给公司带来多少收益一目了然。面临时时的考核和评价，更多的人是频繁地跳槽。“CEO这几年换得特别快，做不下来就走人，竞争激烈，同行恶性竞争，圈子越来越不好，人际关系很差。”张说。

　　这个总裁的工作一般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半，周末有一天工作，另一天虽然不去公司，但要在家里工作到晚上11点。“精英症和急功近利有关。”以“北京病人”著称的李意欣曾是波音公司中国首席代表，27岁。1997年3月的一天，他的身体突然垮掉：先是失眠，很反常地头晕，接连几个晚上睡不着，吃安定片也不见好。腹泻，怕见阳光，看到的东西都是模糊的。说话说不出，感觉气是断的，“只能到喉咙这里”。走在路上，发现女孩子走得都比他快，走不了500米就满身冒汗。但是他并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1998年他辞去工作专心在北京养病，历时数年，耗费积蓄30多万。当记者采写此稿联系到他时，他说他已经基本康复了，并向记者畅述他的思考所得。

　　他说他的病是“心之病”，但还是“社会之病”。他说，工作强度不是压垮人的惟一因素。他认为，今天的健康命题应该是文化上的、价值观上的。另外，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不那么急功近利，不那么鼓动欲望的话，它就能允许一个人花20年、30年时间去获得成功，而现在却仅仅给年轻人5年、7年的时间。”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阎巩固更倾向于在个体身上寻找原因。他认为本身敏感爱琢磨、内向的人，或者有过非良好经历的人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对同样的任务有不同理解，会有不同的心理反应。当一个人承担自己不能承担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当然他也不排除经济社会造成人的企望太高，把人推到很高的位置上，而有些人又不会正确评估自己，于是出现断裂。而相应的社会解压机制，在中国还不够健全。李意欣说，在西方，你可以找神父，也可以找社会工作者，也可以找医生，来释放自己的压力，但在中国，你没有太多的选择。即使在医疗领域，对此类问题认识时间也不是太长。

　　不过，记者了解到，国内的一些大企业、银行、网络公司已开展了员工帮助计划，定期请心理咨询师为员工减压。易普斯公司今年在国内设立了一家企业家压力管理俱乐部，专门针对企业高层的心理问题。

　　“最后的禁忌，不是性，不是酗酒，不是毒品，而是职业压力”，美国《财富》杂志以这样的观点阐述现代社会对人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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