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技能人才”？技能人才是不是过去所谓的“高级技师”或者现代企业所说的“蓝领”？难道我们国家真的那么缺蓝领吗？难道真的有企业愿意给“蓝领”以月薪万元的待遇吗？
大学生为什么不愿做高薪蓝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沈阳市某企业分来3个大学生，被安排到生产一线当技术工人，但他们总认为干工人活儿不体面，一年来多次找人事处长，希望换一下岗位。
上海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处夏伟忠处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工作期望值较高，倾向于做管理工作。但事实上，现在生产技术先进，技术与操作岗位的分界已比较模糊，没有白领蓝领之分”
据介绍，在宝钢技术人员从普通技术人员到首席技术专家，有一个完整系列。技能人才也一样，从普通操作维护岗位到重要操作岗位、高级操作岗位，最后是拥有与管理人员地位相当的“技能型专家”，发展空间非常大。
那么为什么大学毕业生还是不愿意做一名“高薪”的蓝领呢？
上海阿尔卡特贝尔有限公司生产行政人事经理薛宇说到一件事：生产部曾一期招过7个大学生到生产线上，后来都走了。他解释说：“因为他们不太安心，比如分在生产线的员工看到分配到研发部的同学就会心理不平衡，认为同样是大学毕业，怎么人家可以是白领我却要做蓝领，跟工人们一起干活？”
一位国企老总感慨地说：“我们常常一提工人就直撇嘴，其实，日本大学生有30%%都充实到了制造业第一线当了工人。”
也许需要一个过程。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师认为：“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职业虚荣心，觉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既然上了大学，受了高等教育，当然就应该高人一等，至少应该在写字间工作，出入CBD工作区，守着电脑传真复印机工作，怎么能在生产第一线上呢？所以有些人你就是给他翻一倍的工资，他也不愿意去做蓝领，因为丢不起那个人。一个长期生活在这么一种舆论氛围中的人，就不会觉得劳动是一件光荣的事情，相反他们认为做管理比较体面，哪怕是低级白领，他们也觉得自己的领子是白的，而不是蓝的。这样的一种循环，一方面导致中国的大学生不愿意加入到技术工人的队伍中去，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技术工人缺乏一种职业的成就感。很多外企和私企会抱怨中国的工人素质低，缺乏敬业精神。你想假如他们缺少职业的认同感自豪感，他们怎么会对自己有自信？敬业精神是建立在自信心的基础上的。”
蓝领行市看涨
杨少强是深圳德菲集团的董事、总经理，珠宝首饰和皮具是他的两大主要产品。他高薪聘请了一批香港技师，月薪都在万元以上，而同样的工种，请一位内地的技师只需要三分之一的薪水。他说：“很多人只会算表面的账，看不到深层的东西。举个简单的例子，同样镶嵌一条白金钻石项链，香港技师只需要5天，而高水平的内地技师最少要10天。完成后的产品差别也很大，钻石切割的匀称和精细程度一眼就可以看出差别，即使两条用料相同的白金钻石项链，由于技师的水平差异，售价上都有相当的差别。”
在德菲集团，高水平技师的待遇高于办公室主任，大家已司空见惯，因为这些技师为企业带来的效益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皮具的制版师傅，设计师画个草图，大致构思一讲，水平高的制版师傅就会立即做出样品，甚至提升了设计师的想法。水平差的则是无论草图如何详细，就是出不了那种感觉和效果。”
32岁的李凯军每天开着轿车上下班。他只是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铸造模具设备厂的钳工。和他一样，在一汽配备了公务用车的工人还有5位，他们享受的是高级经理的待遇。在“一汽”，李凯军算“绿区人才”，所谓“绿区”，是一汽为改革职工分配制度推出的新政策，其准确涵义是：非领导职务、高层次人才评聘办法。因其在多媒体制作的各类人才薪酬结构图上呈绿色，被形象地称为“绿区”。“绿区”将高级人才分为一级、二级、三级管理师、设计(工艺)师和操作师。一级“大师”的工资待遇与公司总经理相同，比如该公司的一级操作师李黄玺的工资就与总经理竺延风一样多；二级与高级经理相同；三级操作师上调一个岗级。在“绿区”中，没有领导、知识分子、工人的待遇界限。凡经过考核聘用的知识分子、技术工人，都可以进入“绿区”，被评为一级、二级“大师”。
像“一汽”和“德菲集团”的企业很多，他们愿意开出高价聘请具有技术专长的“蓝领”，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方面的人才太难找了。
在东莞，步步高老总段永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电子制造企业，最缺的就是熟悉各个岗位流程的“线长”和掌握特殊技能的技工。“普通工人可以毫不费力地从劳务市场大批地招来，研发人员可以从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到，惟有这两种人很稀缺，不知道从哪里去找。”
而在TCL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对高级技术工人的需求常常让人力资源部头疼不已。据了解，今年5月，TCL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的手机生产线扩张了一倍多，所需的1000多名普通工人在短短一周内就全部招齐，但几十名手机维修技师却迟迟无法招满。“手机维修这个工种很特殊，虽然不需要多高的学历，但也是高精尖的电子产品，一般工人很难担当。我们只能找曾经从事过这个行业的人，或者从技术学校招人，然后再进行专门的培训。”
“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对技能人才的要求条件就越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林用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资格鉴定中心主任、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主任陈宇在参观了沈飞集团之后，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沈飞居然在沈阳找不到所需要的数控机床操作工！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仅全国数控机床操作工的短缺总量已经达到60万人！
都有一颗虚荣的心
为什么同样的生产流水线、同样的机器，德国就能产出奔驰，而中国不能？
德国西门子公司自动化驱动集团总裁兼中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施密特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不是简单的“因为中国没有德国那么好的技术工人”的问题，而是有历史积淀的原因在里头。另外，工人问题也很重要，“在德国工人眼里，所有的产品都是艺术品”；而在中国工人眼里，他们很少能感受到自己是在完成一件完美的艺术品。这是不是和两国的职业教育的差别有关呢？
张则钢是天津中德现代工业技术培训中心副教授，1987年至1989年到德国学习职业教育。他最大的感受是，德国的职业教育几乎无处不在，279个行业有职业教育，并且只有获得资格证书才能成为从业人员。
刘向阳先生在德国留学多年，根据他的经验，在德国也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区分，而且德国的学生从初中毕业就开始面临选择，是读普通高中将来准备接受高等教育，还是读职业学校毕业以后就开始凭手艺吃饭。一般来说，读普通高中的学生家境好一些，而读职业学校的学生家境相对差一些，所以他们需要更早的自立，做一名蓝领工人。但是一个有多年工作经验的高级蓝领，并不会在收入上以及受人尊敬程度这些方面，比一个只受过“高等教育”初级阶段刚刚工作的大学生差。
在西方很多国家，一些我们所谓的白领职业，比如老板的秘书，实际上是不需要学历的。她们的工资待遇以及在公司的重要性远远没有一个公司的技术工人重要。而在我们国家，则不是这样的，我们容易根据一个人的工作地点来划分一个人的身份，比如坐办公室的和在车间干活的，前者意味着比后者“体面”。
刘向阳说：“人人都有一颗虚荣的心，怎样才能让人不爱慕虚荣呢？就是一个社会应该给予那些真正干活有本事的人以尊重，或者说给劳动的人以尊重。大学毕业又不是古代的金榜题名，在古代，一个人考了科举就等着国家分配了，最差也是一个九品芝麻官，在现代，除非你有遗产，否则不工作有什么骄傲的？”
一位在美国留学工作十余年的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发达国家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合适工作也是有的，这跟所学的专业有关。在美国9·11以后，很多企业裁员，一些大学毕业生应聘去做餐馆服务员，也没觉得不妥。”她说国内一些朋友希望移民到海外去生活，她经常建议这些人赶紧在国内多学一些资格证书，比如说厨师呀，调酒师呀。有的人不理解，她就告诉他们：到国外，你的大学文凭只是证明你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不能证明你具有某项从业技能，在国内似乎是高学历就等于高资格，但是在国外，学历是学历，资格是资格，再高的学历，如果到研发生产第一线去，还必须通过一定的职业教育拥有资格后，才能得到承认。打一个比喻吧，就像你的文凭可能是文学博士，但是你在竞争一个西餐厅的职位时，可能真的竞争不过一个三级厨师。为什么办移民的时候，有技术移民一项，却没有文凭移民这一项呢？”
一位做职业咨询的先生说：中国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像《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起明夫妇那样，在国外给人家刷碗，做卫生看孩子，全愿意干，可是出国前在国内找工作，稍微带点体力劳动的色彩，都觉得委屈得不得了，一个大学生如果被分配到工厂，哪怕是在厂部里，都觉得自己特低人一等。这是为什么呢？
职业教育专家张明德在谈到相关问题时说：在制造业发达国家，许多在设计生产第一线的硕士、博士，被统称为worker，而在中国，由于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工人被贴上了一个特定身份的标签。尤其是国有企业，员工被划分成干部和工人身份，也就是国外通常称的“白领”与“蓝领”。干部归人事部门管理，工人归劳资部门管理。身份不同，工资、奖金、住房分配等待遇也有差距。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指出，目前，我国技术工人总量求大于供，其中高级技术工人奇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新公布的今年二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报告显示：制造业用人需求比去年同期上升6.2%%。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资格鉴定中心主任陈宇教授强调：“不能口头上把工人捧上天”。
据报道，去年8月，陕西省省部级技校招生统考，虽然有800名考生报考，可到考试时，却只有两名学生应试。目前，该省有三分之一的技校被迫分流或停办。某市通用机械技工学校创办24年来，曾为全市装备制造企业培养了7000名车钳铣技工，但2001年招生时报名者还不到20人。在辽宁全省400余所技工学校中，能够勉强招生的只有150所左右。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为何人们还是不愿进行职业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就是已经学成毕业的学生也不愿意从事技工工作？
对此，曾湘泉认为，造成技术工人供求矛盾的首要原因是观念的束缚。
陈宇说，中国曾经是个等级社会。比如，你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是干部还是工人？这种身份差别就是等级差别。
他认为，等级社会主要看的是人的身份和地位。在那种生产力发展有限，剩余产品匮乏，又没有竞争性评价体系的时代，一个人也只有通过获得比别人高一点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才能获得比别人优越一点的生存条件。在那种背景下，生产者、劳动者总是处在从属的、低下的位置。所以，中国传统社会心理和等级意识中长期存在鄙薄技术工人、鄙薄职业教育培训的观念，就不足为奇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资格鉴定中心主任陈宇教授认为，“在一个以学历、凭文凭决定人的身份，以身份决定人的地位的社会里，无论你把技术技能工人说得多重要，你把职业教育培训提得多么高，也是白说。技术工人的地位也就摆在那里，为其服务的职业教育培训的地位也就摆在那里。你不过是高考落榜者的安置所、收容队；你培养的是二等人才，你搞的只是二等教育。你的地位和命运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陈宇认为，在一个以能力为主导，而不是以身份为主导的竞争性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到来时，人们应该首先改变旧有的人才观念，抛弃高学历情结，其次要积极推行职业教育与学科教育平起平坐，学历文凭与职业资格并重并举的制度。曾湘泉先生也认为，一方面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另一方面却是技校毕业生的供不应求，然而高校的扩招规模却有增无减，这种盲目的“高学历”消费倾向应引起人们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