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润集团人事部培训中心总经理蓝屹是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ＩＥＭＢＡ02班学员，在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类似于蓝屹这样舍弃内地诸多名校来自于大陆的学员占了近三分之二。蓝屹和他的同学们的选择体现了他们这一代管理者更为理性的商业头脑：名牌大学的光环并不重要，关键是自己能否学到自己想学的东西。这也反映出了目前ＭＢＡ教学中的某些规律——传统的好学校和坏学校的划分方法必须改变，比如，很多人都知道沃顿商学院，却未必知道它是属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而耶鲁大学是名牌大学，但它的商学院却并不知名。

　　在这个“圈子”里，香港科大商学院和香港科大更像沃顿商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在《金融时报》的排名中，香港科大与美国西北大学合办的ＥＭＢＡ项目名列全球第九、亚太地区第一，在另外一个全球性排名中，香港科大的企业特设课程在2004年排名世界第27位、亚洲第一；而香港科大本身只有12岁，在香港是最年轻的。

　　借力

　　在1998年，当时的竞争焦点已经从ＭＢＡ转向ＥＭＢＡ。用科大商学院院长陈家强教授的话说就是：“当时本科生主要招收本地学生，ＭＢＡ也以香港学生为主，我们希望用ＥＭＢＡ主打不同市场。”但是，当时香港科大才创校7年，要依靠自身力量在ＥＭＢＡ领域快速出人头地很难，所以，他们想到了“老搭档”美国西北大学。当时该大学的凯洛格商学院基于建立全球网络的设想正在亚洲区域内寻找最好的商学院作为ＥＭＢＡ教育全球合作伙伴，当时它已经是北美地区最好的商学院之一了，“有最强的教授，在国际经常排名第一，尤其以市场营销学称雄全球。”陈家强说。

　　不过，香港科大和西北大学的历史渊源让西北大学投来了更多的目光。据陈家强介绍，香港科大商学院的创院院长陈玉树曾经任教西北大学，而ＥＭＢＡ课程的创始主任戴启思则曾经是凯洛格商学院的助理院长，香港科大的大部分教授都在美国授过课，况且，“科大和西北大学都是研究型学校，在研究中互相认识。”

　　合作在当时来看对双方都是一大挑战。西北大学希望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能够培养出当之无愧的全球经理人，但一半的教学由当时还从来没有ＥＭＢＡ教学管理经验的科大来完成，香港科大当然因此承受了巨大的教学压力，“我们的合作伙伴很认真，他们派出了最好的教授，我们也必须派出最好的教授，而我们最好的教授要比他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后来，西北大学的教授和学员都说，科大的教学也不错的时候，我们才算稍微放心。”陈家强说。

　　香港科大商学院第一届ＥＭＢＡ招生借着凯洛格ＥＭＢＡ全美第一的亮点，虽然没有已毕业学生的口碑宣传，但还是比预期的25名目标要超出很多，达到了33名，到去年达到50名，学员中有85％以上是从欧美等香港以外来的，双方都表示招生数量以后不会无限制的增长下去，按照双方设想，55名一个班是能够保证教学质量的极限。

　　先难后易

　　香港科技大学从ＭＢＡ教育做起，到与美国西北大学合作开办ＥＭＢＡ学位教育，积累了一定的管理教学经验后，于1999年开设企业特设课程，开设之初，就决定先做比较难的跨国公司，“当时很难！”负责科大企业特设课程的陈慧珠谈起当年的事首先发出的就是这个感慨：首先是这样的客户对于培训的要求非常高，培训之后必须见到实在的效果；其次，这样的大客户已经有很多位于全球顶尖水平的商学院在做。

　　但是陈慧珠的第一个客户竟然是全球著名的奔驰公司。不过，陈很谦虚，并不提及这个客户的到来是她自己花费了多大的功夫。据她介绍，当时奔驰公司有一个全球管理人员的财务培训计划，因为他们考虑在亚洲拓展市场，需要了解这里的商业文化，所以就咨询原先的培训合作伙伴，并按照英国《金融时报》的排名在网络上搜索，后来就主动找到香港科技大学，之后，“经过和其他商学院竞标的过程，考核各学院的教授名单，经过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终于确定我们可以接这个培训合约，至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此后 ，与奔驰公司的合作更延伸至合资企业及跨文化管理等。

　　后来，德国默克制药公司的青睐让陈慧珠坚定了信心。6年前，默克制药公司通过周密调查，选择了四家商学院——美国西北大学、伦敦商学院、德国ＷＨＵ商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为自己提供高管培训服务。

　　正是经过这样的多次磨练，这个课程在2003年登上了亚洲第一、世界第28的位置。而这也让科大有理由收取比内地学校高得多的学费。陈慧珠承认：“培训的价格不是完全看成本。”因为有时候一些东西不是增加成本就能解决的。比如在培训中经常能发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所表现的特点，教授在做模拟课程游戏时，通常德国人做游戏之前一定要先讲好规矩，否则不会参加，中国内地人总是和教授讨论能否修改规则，或者还没听完规则就已经动手了，香港人居于中间，而科大的教授能够对症下药。

　　从2001年9月起，香港科大开始接受来自大陆的第一个客户中国移动。由于上市后面临国际竞争的问题，所以找到了香港科技大学。第一期课程做完后，不仅中国移动继续要做，还带来了他的竞争对手：中国电信、中国网通，甚至他们的各省分公司也一起来做。“一下子就扩大了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份额。”陈慧珠介绍，科大企业特设课程现在的内地客户保持在25个左右，包括中国银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ＵＴ斯达康等，国际客户有德国默克制药、富通集团、奔驰－克莱斯勒等，香港地区有香港政府、电讯盈科、香港赛马会等；这个课程起步时只有几十万港币的收入，第二年达到400万，第三年达到900万，去年是2500万港币，“按照我们的设想，这也是我们所能保证教学质量的极限了。”由于国际名声日隆，今年科大企业特设课程必须提前半年预约，如果不是平衡教授研究和培训创收的话，业务还可以扩大很多倍。

　　不过，很快陈慧珠找到了另一种扩大业务的办法。欧美排名靠前的商学院虽然经营英语教育占有天然优势，但都基本没有中文管理教育经验，“中国市场这么大，又有与西北大学合作办学的经验以及自己做企业特设课程的经验，我们为什幺不能做一个中英文双语教学的学位课程呢？”2002年陈慧珠又带头在科大开设了第一个中英文双语教学学位课程——ＩＥＭＢＡ。

　　研究型大学

　　陈慧珠的苦衷在于：“作为研究型的大学，我们希望和教授研究同步，保持教授开发新课程的兴趣，不是去重复教学。由于我们需要保障教授的研究时间，所以不可能把所有的业务都接下来，学院更看重好的培训题目，以激发教授的教学兴趣。”

　　担任主管学术的副院长以及会计系主任的白国礼有更灵活的方法处理教学和管理、研究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我的教学哲学是以研究为主的教学超过任何其他方式的教学，只有做好领域内最前沿的研究，教学才有深度；而教学把研究的深度带到了课堂，所以在我的哲学里这两者是不矛盾的。”正是这种教学哲学，他竟然能把枯燥的会计学课程讲的跟话剧一般生动有趣。而且，他不仅个人在五大学术期刊（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罗彻斯特大学、美国会计学会、加拿大会计学会所办的学术期刊）发表了超过20篇学术论文，还带领科大会计系的教授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从2000年起，科大是在五大学术期刊发表文章最多的，第二、三名是沃顿、斯坦福。

　　白国礼介绍，科大的教授管理系统和北美的研究型大学一样，商学院共有130位常驻教授，分为三种：新进的师资都必须是从美国的前十名商学院毕业的博士，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做研究。另外有10％－15％的教授以教学为主，相对来说研究的压力就不是太大。其余的是一批非常资深的、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教授群，在科大只有这一批教授才可以做高层管理教育，接触实际的企业管理咨询，他们教学与研究并重，有些还担任学术和行政管理等额外工作。“所以科大更多的是从制度上保障学者研究的氛围，聚集起一批有研究成就的学者以吸引更多优秀的学者。”

　　财务学知名教授陈家强也认同白国礼的观点。他说，在香港科大商学院的教授中，30％是白种人，20％是大陆的，10％是香港人，来自印度、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占40％，基于这样的教授群体，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的国际化水平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排名中居第二位，引领着组织革新的世界潮流。另外，香港政府强大的财力支持也让教授们在做研究时没有后顾之忧。陈家强透露，香港科大商学院正在和香港大学商学院商谈深入协作的具体事宜，一旦成功，香港大学的牌子（有利于筹资）以及香港科大商学院的教学实力将得到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