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当潘菊拿到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时，她心头一阵激动，连忙告诉一个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同学。同学给她回复了一封邮件，里面这样写道：“祝贺你加入一个在中国越来越垃圾的群体！”

　　同学的自嘲里隐含着诸多的无奈。如今，一年多的读博时光过去，潘菊并不承认自己是垃圾，但的确感受到了和当时那位同学一样的无奈、压力和困惑。

　　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和导师聚在一起聊一聊

　　“在国外，导师为博士生做的事应该比博士生为导师做的事要多，而在国内，刚好颠倒。”武汉某重点大学管理学博士生远潇说，有些博士生就是导师的打工仔，而且没有报酬。

　　“我们这些留在国内读博士的人同样很优秀，但成绩与我们差不多的同学出国读博后，很快就出成果了，而我们在国内要出成果却很难。”远潇认为，博士生阶段是一个人学术生命最重要的时期之一，而国内的博士生培养机制没能给博士生提供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因而，他们往往付出更多的努力也难以获得像同辈在国外取得的成果。

　　作为文科博士生，武汉某高校传播学博士生何军（化名）和远潇的生活比起来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个人自由支配时间很充足等，但学术上的困惑是共同的。

　　读博一年多来，何军很少有机会与导师就学术研究方面的问题交流。“只有逢年过节我们才能聚在一起聊一聊，平时很难见到导师”。

　　除了很少有机会与导师交流外，与同学交流的机会也不多。何军曾经提议与同专业高一级的博士生搞一个学术交流活动，但没有多少人响应，至今也没能如愿。

　　在远潇的促成下，他所在的研究所尝试着每周搞一次博士生学术交流会，但在邀请其他相关专业的博士生参加时，却得不到回音。“相比之下，跟以前完全没有交流还是好多了，不同思想的碰撞会产生一些灵感，有些碰撞出的火花对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国外的研究成果多在形成期间就已经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能被广泛认可。而国内研究人员大部分是各自为战，其成果在国外被认可的情况也大打折扣，远潇说：“有些文章哪怕是第三、第四作者中有一个是外国专家，文章被收录被认可的情况就会好很多。”

　　导师带的博士生过多也是影响博士生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据远潇介绍，如果算上不脱产的在职博士生，有些导师带的博士生达到二十多人，还有何质量可言？

　　在采访中，不少博士生表示，在欧美，导师与学生情同父子的情况很多，他们也很希望能拥有那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导师，但国内这样的导师却不多。

　　男博士生们大多以看电影、电视剧来消磨时间

　　“整天除了做饭就是睡懒觉！”武汉某高校一位文科女博士本硕博连读后，已经很难找到学术研究的动力了。

　　“读了3年的博士，做了3年的饭，没去过食堂，还乐此不彼”，这是何军身边一些女博士生的真实写照。何军介绍，女博士生更生活化一些，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被称为“第三性”的未婚女博士生都是孤独苦闷的。她们本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成就，而现实却让她们感到无奈无助。

　　男博士生们则大多以看电影、电视剧来消磨时间。何军说，有时候两三个同学一起通宵看电视剧，“只是跟本科生相比，很少有玩游戏的而已”。

　　何军说，博士生群体是大学里最苦闷的一族。人文社会学科的博士生大多没有导师安排的课题做，平时又很难得到导师的指导，大部分时间都感觉很闲。

　　“我们也想一心搞研究，做出成果，但是却没有这样的大环境。”何军认为，导师指导不够，学术交流太少，激励机制又不健全，使得博士生们的科研积极性普遍不高。

　　作为偏理科的管理学博士生，远潇的大量时间用在为导师打工，常感叹没有时间搞研究。“博士生本来应当是国家科技创新的后备队甚至是生力军，对未来国家科研能力和水平有重要影响。博士生资源的浪费是社会的损失和国家的悲哀”。

　　博士生的共同特征：穿着朴素、身体孱弱、30岁左右

　　武汉某大学一个研究所的12名博士生中，只有1人已婚，3人有男女朋友，其余8人则均为单身。博士生的社会交往圈子本身很狭窄，再加上部分人放不下博士生的架子，不肯主动与人交往，造成许多人封闭甚至自卑。远潇介绍：“多数博士生都在二十七八岁左右，来自家庭、社会的压力，让我们喘不气来。”

　　远潇介绍说，博士生一般被分为三类：一是不用交学费，并且每月能得到300元~400元生活费的；二是名义上要交学费，但实际由导师支付，没有生活费的；三是自行承担3万元左右的学费，生活费由导师“看着给”的。

　　远潇说，无论哪一类，生活都是很清苦的。他曾遇到一位博士生到修鞋匠那里修一双破了一条四五厘米长口子的皮鞋。“‘穿着朴素、身体孱弱、30岁左右’已经成了博士生的共同特征，大学校园里符合这个条件的，一问就是个博士生。”

　　“白天愁论文，晚上愁嫁人”的说法在一些女博士生中流传。“论文发了吗？”成为博士生们见面的问候语。

　　越优秀的博士生越有可能被导师扣下做课题，推迟毕业

　　经过两年多的煎熬，华中科技大学04级博士生邱文（化名）的心态比以前更加平和了。当年辞掉在武汉科技大学的工作去读博时，他有一丝无奈，也有一丝坚决。邱文说，在高校从事科研工作，没有博士学历是很难有发展前途的。“当时在学校已看不到什么希望，我就出来了”。

　　邱文所在的专业要求论文“两篇权威1篇核心”，而据他所知，02级的师兄师姐中，到今年能成功毕业的大约只有50%.

　　“这里面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只要导师需要的博士生，即使达到了毕业要求，也不可能按期毕业，直到导师觉得不再需要你时才会让你毕业。”邱文说，越是优秀的博士生越有可能被导师留下来参与某项课题的研究，从而推迟了毕业的时间。

　　邱文除周末有时间回武汉科技大学的家中外，平日都住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生宿舍，而他妻子前不久刚生了小孩，邱文在两校间来回奔波更忙碌了。邱文说，自己只希望能按期毕业，早日回到工作岗位，有更多时间照顾妻子和孩子。

　　坚守着的博士生将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环境

　　多数博士生在坚持在奋斗，也有博士生最终选择了放弃。

　　与邱文相比，他的一位硕博连读的同学就没有他的毅力了，这位同学今年申请参加硕士论文答辩，拿了硕士文凭就离开学校。

　　邱文介绍，不脱产的博士生选择放弃的更不乏其人。“有些导师没有课题，尤其理工科博士生如果没有导师的课题依托就很难做出论文，有些坚持一两年看不到希望，就只好放弃”。

　　一方面是博士生清苦的物质生活、沉闷的研究环境和难以预期的毕业时间，另一方面却是日益严峻的就业环境。远潇说，一些人对博士生存在误解，以为这些高学历的知识分子生活会很舒适，而实际上，博士生面临的现实远不如局外人想象的那般美好。

　　远潇前年毕业的一位师兄去华中师范大学时，学校给予其安家费10万元，而如果现在去已经没有安家费了，评副教授也更困难了。“就业境况急转直下，哪怕只相差几个月，待遇就可能相差很大。”远潇说，“现在，‘焦虑’这个词已不足以形容我们现在的心情。我们希望能早日‘刑满释放’，但实际上我们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能按时毕业”。

　　武汉大学一位本硕博连读的女博士生说，现在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跟男友早点结婚，并且早日逃出“蹲监狱一样”的生活。

　　远潇说：“大多数博士生都是对学术有所追求的人，已经做好了过清贫生活的准备。我们的要求并不高，每月1000元的生活费，导师能有多一些的指导，有更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更多与同行交流的机会。而这些本应该并不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