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有老师说，研究生就业紧张，广州用人单位竞相「压价」。开出的月工资，有的只有一千元人民币。有同学拿着登载这消息的《信息时报》，问我怎样看。我说，这是好事情。有一千元人民币，就比只有几百元人民币好；有一千元人民币，更比没工作好。

　　我说的是真话。陆游的两句诗「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现在可以少许改一下，变成「早岁哪知世事艰，薪酬企望气如山」。不少同学对就业的期望值，尤其是对薪酬的期望值，也许太高些。大学生求职难，本来应该是意料中事，不料稍遇挫折立即怨天尤人。在现实生活之中，谁求职不难？大学生怎么了？大学生一旦毕业，社会就得给您准备好称心如意的工作岗位？谁能负责如此周到体贴的安排？谁又该享有这种高人一等的特权？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在校园里是天之骄子，一旦走上社会，马上就和全社会所有的人一样，必须自己面对生活的艰辛。求职难，其实是一个人走上社会的第一课。

　　可是有这种思想准备的人却并不多。

　　早几年读爱因斯坦的传记，我一直记得爱因斯坦求职的故事。那种艰辛和曲折，让人难以忘怀。一八九九年，爱因斯坦从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毕业，舅父的接济从此结束。爱因斯坦没有任何经济来源，面临着求职的考验。他原指望能够留在大学教书，曾经为此向许多教授寻求帮助，可是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听说温得都尔这座小城一所中等技术学校有个老师去服兵役，他想去接那个空位，可是因为不信仰宗教而被拒绝。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为了活下去，他不得不找一些临时性的短工，譬如帮人计算、临时代课、补习功课之类，一切在所不计。为了安慰贫病交加的父亲，爱因斯坦说：「我最后还有一条路。我可以拿起小提琴挨家挨户去演奏，这也能赚几个钱吧！」直到一九○一年四月，由于一位同学的父亲的竭力推荐，他才得以向伯尔尼瑞士专利局递上了求职申请书。可是专利局职务的任用还必须等待几个月。爱因斯坦就在伯尔尼依靠家教餬口。他张贴的广告词写着：「专教物理，每小时三法郎。」伟大的爱因斯坦就是从这「每小时三法郎」起步的。此后没有几年，也就在专利局当小职员的位置上，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科学成果。一九七九年，杨振宁曾经说过：「在本世纪初，发生了三次概念上的革命，它们深刻改变了人们对物理世界的了解，这就是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前两次是爱因斯坦本人发起的，他还影响和帮助了第三次革命的形成。」今天，当人们在纽约曼哈顿区美轮美奂的教堂壁像中欣赏爱因斯坦的画像时，有多少人还能记得一九零一年这位伟大的天才辛苦求职时，在沙夫豪森不得不租住的低矮破旧的小塔楼呢！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说：「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现在有这种观念的人很少见到了。但是，以为大学生或者研究生高于一切人，以为他们既然是为祖国而学习，毕业之后，祖国就应该「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至少应该请他从事特等的工作，或者请他拿特等的薪酬，持有这种看法的，还是大有人在。即使他们不会明白地张挂在口头，也不免耿耿于怀。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一种幼稚的自恋情结。读一读爱因斯坦求职的故事，也许正是医治这种「就业幼稚病」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