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氏后人现在已经都转入了文化学术界，一个商业世家的没落也造就了一个书香门第几百年过去了。除了一个常家庄园和祠堂里的牌位，几乎没有别的东西能够证明这个家族往日的荣耀和地位。不只常家，一个曾经号称“海内最富”的晋商群体也早已时变业衰。
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但是没人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不过这并不重要。作为晋商衰败的一个家族样本，现在来谈常氏家族并不过时。
常凤玄离家
1948年6月24日，这对于常氏十五代孙常凤玄来说是个不寻常的日子。
天刚蒙蒙亮，21岁的高中毕业生常凤玄就开始起床打点，准备出门。他这一趟是要去北平，投考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他的表哥常风就在北平，是清华大学外语系的毕业生，和北大东语系的季羡林关系不错，应该能够给他一些帮助。
常凤玄没收拾什么行李，就带了几件夏天的换洗衣裳、考试要用的书和母亲的几个戒指。他的心情很复杂，也有点紧张，这是他第一次单独离家。他的父亲、山西大学教授常赞春已经去世7年了，他排行老五，上面四个哥哥死的死，分家的分家，当兵的当兵。他这一走，家里就只剩下母亲和几个弟弟妹妹，无依无靠。但是他又非走不可。山西只有山西大学一所大学，万一考不上，就只能去给阎锡山当兵，做炮灰，那是一点指望也没有了。
1948年北大东语系录取名额三个半，最后常凤玄落榜了。但是这个时候晋中战役打响了，北平和太原交通、汇兑都断了，他不得不在北平耽搁下来，这一耽搁就是将近60年。他没有想到，48年这一走，就一辈子待在北京，再也没有挪过窝。很难相信，照片上那个五四装扮的年轻人就是面前说一句话就咳嗽半天的常凤玄。
更难相信的是，落魄的常家曾经是山西商人中最显赫的门庭。《山西外贸志》中这样记录常氏家族的规模：“在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晚清在恰克图的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除了商贸起家，常家后来还在中国的华尔街——山西太谷开设了多家票号，并且是当地“太谷帮”的首领。
明初到清末，晋商成帮，号称“海内最富”。山西大学社会学教授行龙分析这个社会现象的成因有三个：一是元末明初，山西在换代战争中受损失较少，又比较风调雨顺，因此有朱元璋时代的大移民，山西逐渐人稠地窄，人们为生活所迫，通常外出寻找新的出路；二是明代朝廷为了巩固北方，防止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鼓励百姓去北方边境一代从商；三是通常所说的“从众”、“趋利”心态。一个邻居贩茶叶发了财，村子里的其他人当然跟着上。用托尔斯泰的话说：“一个普通的老农民，他的智商也不比一个外交家差。”
常凤玄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家里的境况就很不好了。小的时候，他经常看见父亲一出家门就被债主抓着领口讨债，最后闹到警察局去。有一年，阎锡山驻军向下面派款，父亲千方百计筹好钱，可还没等送到，阎锡山却被打跑了。这也是真实的笑话。“别人是挣了钱买房子买地，我们家是挣了钱就读书。因为那时候做生意是等而下之的事情，谁都来欺负。”
清朝的时候，山西民风崇商，这本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一次叛逆。但是到了后期，这个价值趋向又一次发生了逆转，常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常氏家族最鼓励后代读书科举，并且在庄园里设了自家的书院，请当地最有名的先生来教书。常赞春兄弟四个都是举人，常赞春考进士不成，后来才进京师大学堂的中文系。
到了常凤玄这一代，商业已经是一些零碎记忆，就连家族的交际圈子也变了。据常凤玄表哥常风的外孙女赵兰回忆，和外祖父信件来往的都是他当年的同学好友，有大学同班同学钱钟书、杨绛、萧乾，外祖母郭吾真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是吴晗的同班同学。常风本人在随笔集《逝水集》中也回忆了自己早年和沈从文、冯至、朱光潜等人的交往。常凤玄则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退休，研究了一辈子藏族文化，是个清贫固执的知识分子。他说父亲留给他几句话：“群而不党，有教无类。”
常氏后人，现在已经都转入了文化学术界，一个商业世家的没落也造就了一个书香门第。“人一显赫就会追求精神上的东西，这不但时髦，也是顺理成章的。”行龙说。
侯鸟商人
常家是做茶叶、丝绸贸易发家的，常氏的商贸规模，最远曾经到达中亚细亚、莫斯科，甚至东欧，在东北、张家口、山西省内都设有分号。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销售渠道的增多、客户的增多，简单的一买一卖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常家建立起了产、供、销一条龙的贸易产业链条，在武夷山收购当地茶叶的同时，请当地人来到湖南、湖北交界的地方教当地人栽种茶树、烘培茶叶，自己提供技术和包销，并且在当地加工。请专门的承运商负责运输，自己负责押运。货物到达一些港口集散地的时候先进行一次分销或者代理，分担销售压力。
常氏商人形成了一种类似候鸟的生活状态：一年四季走南闯北，把茶叶从武夷山经汉口、河南运到山西，再经由关外茶叶丝绸之路运到俄罗斯和东欧。这种迁徙状态造成了三个问题：
首先，路途遥远、战线过长、成本过大，资金来源就首当其冲。常氏的应对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在资本运作上实行顶身股制度，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财东出钱作为银股，掌柜伙计则根据你的劳力表现，赠以一定的身股，按照今天的说法，叫做干股。这样就把掌柜、财东、伙计捆绑在字号这一个战车上，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山西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刘建生强调说：“顶身股制度是山西商人的制度创新。”另一个办法是开展多种经营，除了贸易商号以外，也开设自己家族的票号。这种多种经营，是山西商人的一个特色。票号中大量的流动资金可以作为自家商号的经济支撑。刘建生评价说：“它是银企结合、银企互利、独立核算，是成体系的。那个时候晋商的整个运营已经如此严密，而且还相当先进。这已经不是单纯做买卖，还有企业色彩在里面。”
其次，商人远游造成山西当地的婚姻问题严重。晋商普遍采用学徒培训制度，以最严格的大盛魁为例，规定对选拔的学徒进行长达15年的专门培训，学习蒙古语、哈萨克语、商品种类、职业道德、实践锻炼。15年培训结束以后，学徒才能够获得第一次回家省亲的资格。出师以后，不论在何处工作，都是三年返家一次，一住半年。这就是说，学徒必须在进商号之前就解决自己的婚姻大事。所以山西商人有五多：早婚的多、绝后的多、抱养孩子的多、贞妇节妇多、“搭伙计”(当地话，指已婚妇女出轨)的也多。
第三，商人长年在各地奔波，与当地文化的冲突和磨合也是不可避免的。山西商人一般都会说多种方言，生活习惯也和北方边境相似，都是以牛羊肉和面食为主。当地一些城镇的兴起也和山西商人的到来有关，比如在包头，就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而复字号正是山西乔家的产业。
山西商人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不许纳妾，不许携带家眷，因此当他们在一个地方形成气候、形成帮以后，都会在当地建立会馆，作为他们听戏、聊天、联络感情的地方。上世纪八十年代，苏州要建立戏曲博物馆，看中的就是山西寓苏商人的全晋会馆。余秋雨在《山居笔记·抱愧山西》里说：“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
双重的衰败
“为什么在很短的时间里，辛亥革命之后短短几十年，整个晋商稀里哗啦全倒了？这是有内在原因的。”刘建生认为，晋商的衰败是制度上的衰败，也是模式上的衰败。
“山西票号商号一般实行无限责任制，当外国银行引进来了，大清银行也成立了，他要是改组成有限责任制，损失就会小得多。但是他是无限责任制，他自己没有主动从顶身股制度走到现代企业制度。这是他致命的制度上的缺陷。”刘建生总结说。
他把晋商的制度缺陷总结为五点。第一，产权日益不清晰。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企业规模越做越大，顶身股的人员多了，每个人所顶身股的股数也在增多。这样，身股所占比例慢慢变得大于银股。那么企业到底是谁的？第二，随着企业规模做大做强以后，企业家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名誉、地位、利益，他的个人利益性动机和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会发生冲突。刘建生举例说：“山西票号三次改组银行为什么失败？首先就是掌柜们不愿意。合组一个银行，只有一个人能当总经理，几十家票号的总经理，各自都只有三十分之一的概率。”第三，掌柜只负责盈利不负责亏损。亏了亏谁的？亏财东的。第四，山西票号发展到最后，只是家数增多，但是自由资本总量增幅不大，盈利基本上都被分红了。今天成立一个票号，明天成立一个票号，但是具体到每一个票号，它的资本总额增幅不大，打造不成航空母舰，缺少整合。第五，字号的财东不直接参与经营，而是坐收红利、养尊处优。当企业强势的时候，谁也不会跳槽。但是当整个大环境、社会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它就风雨飘摇了，当时卷款外逃的掌柜不在少数。
山西商人和政府关系密切，这种浓厚的“官商”色彩和模式也是晋商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官商”曾经给晋商带来或明或暗的好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化解经营风险，并且解决政府和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两国边境贸易的三个通商地点，常氏家族能够闻风而动、捷足先登、占了先机，也是因为有官方信息来源，信息就是财富。
但是，这种寻租模式带来很多社会问题。首先，社会成本增大，消费福利减少。垄断造成高价，而受害的是老百姓。其次，腐败问题难以避免，寻租成本会越来越大，胃口越来越大，而且是长期的。第三，机会成本减少。山西商人捐官、行贿、募捐，而这些钱本来可以经营投资。第四，形成路径依赖。为什么山西商人不想投资现代化工业？因为他对政府的依赖越来越强，来钱容易。清政府一垮台，对他就是致命的，一个时代过去了，他的增长方式就再也行不通了。
山西商人向近代投资者转型，历史并不是没有给他们机会。常凤玄的大哥常凤铸，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机械，精通印刷技术。1921年，他归国时带回外国先进机器，在太原开办了有名的范华印刷厂，厂址就在太原市钟楼街7号。这并不是常家第一次考虑投资近代工业，更早些时候，1896年和1908年，常家后代曾先后兴办桑园和织布厂，但是都没有成气候。
这个时候，东南沿海的洋务运动已经开始近半个世纪了。事实上，通过印刷、纺织这些轻工业投资来开始家族企业的转型之路是很明智的选择，因为它们投资少、见效快、调整容易。但是1917年，在一战后期，山西爆发大规模的保矿运动，山西商人纷纷出于爱国热情经营矿业、投资重工业。“重工业投资大、见效慢、调整慢，而且受政治因素影响很大。所以，山西商人向近代工业的转型是跳跃式的、非常规的。”
那么，如果没有保矿运动，是不是晋商的历史和我们故事的结尾就要改写？刘建生否认了这种推测：“山西商人，说句不好听的，玩的是空手道，低进高出，牟取地区之间的商品差价，不是实业。对于他们来说，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财富的象征，也是最稳妥的财富保有形式。他们实际上是一群商人加地主——中国自商鞅变法以后的土地制度、土地观念造就了这个群体的气质和衰败。”
